《雄狮觉醒》


 第五一回 探新路群贤觉醒 应时运中共诞生（

    第五一回探新路群贤觉醒应时运中共诞生（上）

    诗曰：晚清已随风云散，民国出世又十年。军阀混战无休止，洒向人间都是怨。沉沉黑夜露曙光，冥冥天数祖龙现。拨开阴霾见红日，民族解放开新篇。

    话说毛泽东回到韶山老家，适逢母病垂危，多方医治无效，不幸撒手人寰。葬母之后，毛泽东来到长沙，在修业小学谋得历史教员之职。不久，五四运动爆发，长沙的报纸冲破湖南督军张敬尧的新闻封锁，纷纷报道了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接着，北京学生联合会派邓中夏回湖南联络，向毛泽东、何叔衡等人介绍了北京的情况，商量改组湖南的学生联合会，以便发动湖南学生响应北京的爱国运动。毛泽东大为兴奋，立即派新民学会会员分头联系，召集各校学生代表开会，成立了新的学生联合会，决定发动各校学生罢课。三天后，在学联的领导下，长沙二十多所学校学生统一罢课，并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拒绝巴黎和约、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六项要求。

    湖南学联的成员大部分是新民学会会员，他们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组成十多个“救国十人团”，上街发表演说，宣传新思想。湖南各界群起响应，《新湖南》、《女界钟》、《岳麓周刊》等杂志应运而生。毛泽东引领潮流，主持创办了影响深远的《湘江评论》；在创刊号上，毛泽东热情欢呼：“当今时代，世界革命浩浩荡荡，人类解放呼声大倡。爱国运动奔腾澎湃，湘江两岸人心思变。旧的社会必须改造，军阀统治亟待推翻。”《湘江评论》如同警世金钟，声宏震远，反响强烈。任弼时、肖劲光等一大批进步青年受其影响而开始觉悟，逐步走上革命道路。

    毛泽东废寝忘食，全力倾注，一月之间，为《湘江评论》撰写文章四十余篇，又亲自编辑、排版、校对，甚至上街叫卖。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最主要的文章，是长篇论文《民众的大联合》。文章第一次公开赞颂了俄国的十月革命及其影响，称：“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工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毛泽东认为：“改造社会之根本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民众联合之基础，是由于有着反抗压迫的共同利益。”为此，他号召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联合起来，为减轻地租捐税、解决吃饭问题而进行斗争；号召学生、教员、妇女各界根据自己的切身利益和要求联合起来，最终实现民众的大联合。毛泽东断言：“救国不能单纯依靠个人的力量，而必须依靠民族的大联合，才能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

    人的思想发生剧变，往往需要一系列主客观条件。此时的毛泽东处在激烈地思想矛盾之中，他一方面称颂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另一方面又不赞成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来打倒强权。他主张：“联合群众，向强权者做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实行‘无血革命’。”他不赞成暴力革命，是想避免社会混乱。他甚至觉得“强权者也是人，是我们的同类。如果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得到的仍然是强权”。他甚至幻想着实行无政府主义，设计了没有压迫和剥削、没有军阀和强权的理想社会蓝图。然而，他的梦想尚未来得及实施，便被残酷的现实击得粉碎。

    其时，皖系军阀张敬尧统治着湖南。张敬尧骄横霸道，无恶不作。他肆意纵兵抢劫，滥发纸币；盗押矿产，强种鸦片；钳制舆论，勒索军饷；伪造选举，强奸民意。其种种恶行，处处与湖南人民为敌。《湘江评论》的巨大影响，引起了张敬尧的仇视。他下令查禁《湘江评论》，罪名是“宣传过激主义，鼓动愚民造反”。《湘江评论》被迫停办，湖南学联也同时被强行解散。

    毛泽东被激怒了。他彻夜难眠，苦苦思索，终于醒悟：温和革命，此路不通。他从心底发出了反抗的呼声：“张毒不除，湖南无望。”他决心献身政治，与黑暗势力斗争到底。他开始秘密串联，四下奔走，召集原学联干部酝酿一场驱张运动。他向与会者指出：“北洋军阀内部直、皖两系内讧，是驱张的大好时机。湖南学生要做驱张的主力，尽可能策动教员和新闻界人士支持。驱逐张敬尧是爱国运动的继续和深入。”

    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湖南学联重新恢复。毛泽东率学会与各界代表，组织了一次声势浩大的万人集会，焚毁日货，游行示威。湖南督军张敬尧派出大批军警沿街驱赶、殴打游行群众，实施武力镇压。军阀的暴行更加激怒了湖南人民，“驱逐张敬尧，打倒旧军阀”的呼声此起彼伏，日益高涨。

    当此之时，毛泽东独当一面，积极奔走，以小学教员的身份广泛发动、积极参与了驱张运动，并成为这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他连续两天参加长沙各界教师和学生代表会议，主持学联工作，公开发表宣言，组织长沙各高校一致罢课。直闹得张敬尧手忙脚乱，难以招架。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率领驱张代表团赶到北京，向北洋政府提出惩办张敬尧的要求。他寓居于福佑寺，广泛联络各方力量，组成了“旅京湖南各界联合会”以及“旅京湘人驱张各界委员会”。毛泽东特别重视新闻舆论的力量，又成立了平民通讯社，自任社长，起草并发出大量的稿件、呈文、通电、宣言，分送京、津、沪、汉各报发表。毛泽东的名字频频出现在各种报纸上的驱张通电、新闻里，他的社会活动能力和政治组织才干越来越引人注目。

    为了达到驱逐张敬尧的目的，驱张代表团在京先后发起了七次声势浩大的请愿活动。毛泽东作为主要请愿代表，向北洋政府总理钱能训当面递交请愿书，并义正词严地提出驱张要求。

    历时半年之久，张敬尧的罪行逐渐大白于天下，驱张运动发生了明显的效果。在各方一致声讨下，张敬尧在湖南的日子越来越难过。恰在此时，已经加入国民党的谭延闿，打着南方革命军政府的旗号，率领湘军逼近长沙。张敬尧感到大势已去，偷偷地携带着家眷溜出长沙。局势如同魔术变换，一夜之间，湖南的政坛又成了谭延闿的天下。

    驱张成功，毛泽东却并未及时返回湖南。原来，他的恩师杨昌济先生因病去世，毛泽东与杨开智、杨开慧兄妹一起守灵，操办后事，迁延在京。在此期间，毛泽东多次拜访自己的导师李大钊。毛泽东求教道：“驱张运动成功了，但是，湖南究竟该如何改造？中国究竟该如何改造？新民学会该向何处发展？请先生教我。”李大钊道：“湖南赶走了张敬尧，又来了个谭延闿，依然是军阀统治。中国太黑暗，军阀横行，百姓遭殃。我思之久矣，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文化救国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毛泽东道：“先生所说的根本解决，应是何意？”李大钊道：“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只有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用阶级斗争的办法，推翻军阀政府，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又问道：“具体做法，又当如何？”李大钊道：“发动民众。你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民众大联合一文，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现在的关键是要建立起我们的政党，以便更好地团结民众。”说着，从案头拿起一本新书，向毛泽东道：“我送你一本新书，是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望你好好研究之。”毛泽东接书在手，又问道：“先生有何举动？”李大钊道：“俄国的革命导师列宁已经派人来中国，帮助我们筹备建党事宜。我已经在北京大学组建了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与张国焘、刘仁静、瞿秋白等人筹划成立共产党。”毛泽东道：“陈先生何以不参加？”李大钊道：“因受当局之追捕、迫害，陈先生在北京难以立足。他已经去了上海，在上海筹建共产主义小组。我和他分工，我负责北方，陈先生负责南方，积极准备，待条件成熟时，立即成立全国性的党组织。你回到湖南后要积极行动，尽快成立湖南共产主义小组。你如果要与陈先生联系，他的住址是上海渔阳里二号。”

    告别了李大钊，毛泽东决定去上海。其时，新民会员彭璜率领的另一个驱张代表团正在上海活动，好友萧三等人赴法国勤工俭学亦即将启程。

    毛泽东风尘仆仆地赶到上海，立即投身于政治活动之中。他与彭璜会面后，反复商议，组建了以新民会会员为骨干，吸收部分新闻界、教育界人士参加的“湖南改造促成会”，商讨改造湖南的计划。毛泽东告诉大家：“张敬尧虽然走了，但还会有新的张敬尧回来。解决湖南问题的根本办法是废除督军，裁剪兵员，以推倒武力统治。而后，实行银行民办、教育独立、自治建设、保障人民权利，达到自治之目的。总之，湖南之事，应由湖南人民自决之。”

    不久，从北京、长沙、天津赶到上海的新民会员达二十五人。毛泽东召集会员，在半淞园开会，主要讨论会务，兼为赴法会友送别。毛泽东主持会议，开宗明义地道：“我们学会的性质是政治团体，我们要为挽救国家、改造社会而奋斗，就不应该追求个人名利和享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都是爱国青年，应该担负起改造社会的责任。”大家畅所欲言，热烈讨论，针对当时不少青年人只知“生吞活剥新名词，虚骄浮躁空议论”的不良风气，会议做出的主要结论是：“学会态度：潜在切实，不讲空话，不务虚荣，不出风头。学会宗旨：求真务实，探索新路。改造旧湖南，建设新中国。”同时，还议定了介绍新会友的四个条件是：“纯洁、诚恳、奋斗、服从真理。”众人意气风发，争相发言；议到天晚，又继之以灯，畅谈着国家的未来和当代青年的使命。何以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济济新民会，风云一代英。立志救中国，不求利和名。纯洁无俗气，患难有真诚。湖南多才俊，湘江腾巨龙。

    次日，在沪会友送别了第二批赴法勤工俭学的萧三等人。毛泽东又和彭璜等人讨论起草了《湖南人民自决宣言》，在上海的《天问》周刊和《时事新报》上发表。随后，毛泽东又接连在《申报》和《时事新报》上发表了《湖南改造促成会宣言》、《湖南人再进一步》、《湖南人为人格而战》等文章，系统地阐明了自己的主张；提出先实行湖南自治，再推向其他各省，将来联合起来，便可达到解决全国问题之总目标。

    在沪期间，毛泽东专程登门拜访了陈独秀，向陈独秀谈了湖南改造促成会的计划，征求意见。陈独秀答道：“改造湖南，实为必要。从长远着眼，欲改造中国，可以先从湖南做起。”毛泽东道：“四月之前，我去北京，曾与李先生会晤，谈及建党事宜。不知陈先生有何指教？”陈独秀道：“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是我辈当务之急。我已与李达、李汉俊等人成立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具体宣传、组织、联络事务由李达同志负责，着手筹备全国性的共产党组织。现在武汉、济南、广州等地已经成立了党的小组。你回到湖南后也应积极行动，湖南方面的建党工作就由你负责。”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与两位思想界巨人的相继晤谈，使毛泽东收获巨大。毛泽东心情愉快，带领着新民会员返回长沙。经友人介绍，毛泽东应聘担任第一师范附小校长。有了固定工作做掩护，毛泽东便开始秘密筹划组建党小组的工作。此时，他从报纸上看到了北洋政府裂变，直、皖大战的消息。

    原来，段祺瑞第三次被免职后，极不甘心失败，又自封为“定国军”总司令，挑起了与直系军阀的战争。直系军阀吴佩孚则自封为“讨逆军”总司令，与奉系军阀张作霖联合行动，在河北涿州、高碑店、琉璃河一线与皖系军队激战。双方打了半月时间，皖系全线崩溃，段祺瑞辞职下野。直、奉军阀控制了北京政府，钱能训内阁倒台。吴佩孚与张作霖联手，共同扶持靳云鹏上台，组成新的内阁政府。吴佩孚掌控北京大权后，在英、美等国的支持下，开始谋求向长江流域扩展势力。与此同时，南方的国民军政府也派出赵恒惕率兵向湖南开进。湖南又成了南北军阀争夺的主战场。

 第五一回 探新路群贤觉醒 应时运中共诞生（

    第五一回探新路群贤觉醒应时运中共诞生（下）

    毛泽东认真分析形势后认为，在南北军阀夹击之下，湖南督军谭延闿有可能接受政治改良，率先实行自治。当务之急，是开辟一个有效的阵地作掩护，稳扎稳打，与谭延闿开展合法的斗争。

    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在闹市区租了三间门面房，与易礼容等人创办了一所文化书社。他们宣称：“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甚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之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研究之需要。”毛泽东多方筹借资金，努力扩大营业范围，除当局允许的公开书籍外，秘密经销《共产党宣言》、《新俄国之研究》、《劳农政府与中国》、《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劳动界》等进步书籍。

    随后，毛泽东又和彭璜、何叔衡、方维夏等筹组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秘密发行《俄罗斯丛刊》，系统介绍《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阶级斗争》等书籍。同时，组织先进青年秘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先后选派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等十六名进步青年到上海学习俄语，准备赴俄国留学。

    正当毛泽东秘密筹建党小组之时，湖南督军谭延闿发表通电，宣布湖南脱离北洋政府，实行自治。谭延闿之目的是笼络人心，巩固其统治地位，借以抵制北洋军阀政府的再度干预。他打着反对北洋军阀的旗号，故作开明姿态，很快迷惑了许多人。不少绅士发表通电，赞成谭延闿的主张，拥戴湖南自治。在社会舆论的推动下，谭延闿匆忙做出决定，组成了由省政府官员和省议会若干人充任的“自治委员会”，草拟了一部“湖南省宪法”，在报纸上公布。

    谭延闿的官办自治方案刚刚公布，毛泽东、彭璜和《大公报》主编龙兼公等人就针锋相对，联名起草了一部民办的自治方案，在《大公报》上发表。严正指出，谭延闿的自治方案是一个官僚政客包办湖南政治的方案；“是把少数特殊人作为统治者，而把一般平民作为被统治者；是把统治者做主人，而把被统治者做奴隶”。毛泽东又撰文强调道：“湖南人民宪法会议代表，不能由官僚政客越俎代庖，而必须实行直接、平等的选举，每五万人中产生一个代表。由人民宪法会议制定宪法，根据新宪法产生正式的湖南议会、湖南政府以及各县、区自治机关。必须如此办理，方能建成一个崭新的湖南。”

    一石激起千层浪。毛泽东等人的自治方案赢得了民心，每天到报社来签名支持者络绎不绝。毛泽东大为兴奋，为实施自治方案多方筹划、积极奔走，成了长沙城里最忙的人。他连续参加湖南学联召开的各团体、各报馆代表会议，讨论议会选举和组织法要点，决定举行大规模的游行请愿。会议推举毛泽东为主席，执笔起草《请愿书》，又推举方维夏等人将《请愿书》提交湖南省政府。

    1920年10月10日，长沙各界群众近两万人冒着大雨集会，庆祝辛亥革命九周年。会后，组织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到达督军府门前时，彭璜、方维夏等代表登门呼吁，向谭延闿递交了《请愿书》，要求迅速召开人民制宪会议。游行群众情绪激昂，持续高呼口号。一部分人出于对“包办制宪”的强烈不满，当众扯下了省议会的旗帜。谭延闿接受了《请愿书》，当面表示顺从民意，骗得请愿群众当场解散。事后，谭延闿对请愿书所提之各项内容断然否定，拒不接受。

    一月后，南方军政府委任的湘军总司令赵恒惕入主长沙，取代了谭延闿的督军位置。风云变幻孰难料，城头又换大王旗。赵恒惕一把撕下开明的伪装，公然推行武力专制；下令封锁进步报刊，解散各种群众团体。他得知毛泽东是自治运动的关键人物，便制造谣言，说是毛泽东煽动请愿，并亲手扯下了省议会的旗帜，还想捣毁省议会。警察厅随即把毛泽东召去诘问，想借此造成一种高压的恐怖气氛。自治运动半途而废。

    无情的事实迫使毛泽东冷静下来，认真思考失败的教训。他逐渐明白，以和平请愿方式搞自治，乞求军阀还政于民，无异于与虎谋皮。残酷的现实迫使毛泽东放弃了改良的幻想，痛下决心，义无反顾地走上革命道路。恰在此时，毛泽东收到了蔡和森自法国的来信，称：“弟赴法后，工余苦学，凭借一本法华词典，猛看猛译了几十种革命书籍，潜心研读，完全接受了马克思、列宁的主义。我新民学会成员已在法国成立了共产主义学习小组。望兄在国内尽快行动，筹划建党事宜。然事须秘密，潜在运动。”毛泽东阅罢大为振奋，当即复信道：“君之见解极当，我完全赞成。国内建立共产党之事，陈独秀、李大钊先生已进行组织。湖南建立党小组之事，也已成熟。”

    数日后，利用元旦假期，毛泽东召集新民学会骨干成员何叔衡、彭璜、易礼容等人，在文化书社举行秘密会议，创建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确定了“坚定信仰，秘密活动”的原则。同时决定筹建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公开的组织，团结、引导青年，为党组织培养后备力量。

    1921年春节，毛泽东携新婚妻子杨开慧回韶山老家过年。除夕夜，毛泽东和弟弟毛泽民、毛泽覃，堂妹毛泽建围着火塘守岁。毛泽民告诉哥哥道：“自父母过世后，家事一年不如一年。前年，家里遭了一次火灾，修屋用了不少钱。去冬，又遭败兵勒索和坏人抢劫，家境更加艰难。”毛泽东听后，开导道：“国之不存，何以为家？我们毛家的规矩是先国后家。当今军阀混战，国家多难，民不聊生。我们应舍家为国，走出去干点事。家里的房子让给人住，田地让给人种。耕牛、农具、剩下的谷子都送给穷人。舍小家而为大家，奋长策而救天下。”

    春节后，毛泽东处理完家中财物，便带着妻子、弟、妹返回长沙。他把毛泽民安排在第一师范附小做工，送毛泽覃、毛泽建去读书，自己则投身到各种政治活动之中。不论在新民学会、俄罗斯研究会中，还是在青年团、党小组中，毛泽东都成了不可缺少的核心人物。

    时光飞逝，转眼已是六月底。一日，受《湖南通俗报》主编谢觉哉之邀，毛泽东正在寓所修改文稿，忽接李达从上海发来的通知，要他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当即停笔，约上何叔衡匆匆动身，乘着暮色，登上小火轮，连夜赶往上海。毛泽东、何叔衡到达上海后，受到了李达的热情接待。数日间，各地代表相继抵沪，均被李达以“北大暑期旅行团”的名义，安排在上海法租界内的博文学校里食宿。

    李达，号鹤鸣，湖南零陵人。早年赴日本留学，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始全力研究马克思主义，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社会问题研究》、《马克思经济学说》等书，寄回国内出版，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归国后即协助陈独秀创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将《新青年》改为党的理论刊物《共产党》，并担任主编；发表了《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不久，陈独秀应孙中山之邀，去广州担任教育委员长职务。陈独秀临行时，委托李达为上海党小组代理书记，负责建党事宜。李达不辞辛劳，集宣传、组织、联络等重要事务于一身，与各地党小组秘密联络，直接筹备党的创建工作。同时，又接待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俄国的尼克尔斯基，接受了其尽快召开全国党代表会议的建议。李达与广州的陈独秀、北京的李大钊书信频驰，共同商定了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大计。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三号秘密举行。参加会议的有国内七个共产主义小组派出的十二位代表。他们分别是上海小组的李达、李汉俊；北京小组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小组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小组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小组的陈公博，旅日小组的周佛海。会议原定由陈独秀主持，但他因广州公务繁忙不能抽身，特指派包会僧出席。李大钊亦因故未能莅临。与会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

    这是一次改变中国命运的政治会议，十五位与会者或西装革履，或灰布长衫，但都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他们有的精通外文，饱读马列著作，有的老成持重，善于独立思考。大家推举张国焘主持会议，毛泽东和周佛海做记录。会议首先由各地代表介绍其工作情况，张国焘、陈公博等口若悬河、引经据典，彰显其才华横溢；毛泽东、董必武等则沉默寡言、措辞严谨，更见其虚怀若谷。会议经过热烈的讨论，正式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通过了陈独秀起草的党章。会议确定党的奋斗目标是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直至消灭阶级；规定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党的纪律和吸收党员的条件、手续。大会还通过了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定，明确了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大力发展工会组织，开办工人学校，加强党对工会和工人运动的领导，在工人中灌输阶级斗争精神；规定共产党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相互关系。后人有诗议之曰：

    自从有了共产党，中国有了新希望。马列主义指航程，改天换地求解放。

    会议进行到第六日，突然有一名陌生的中年男子闯入会场，环顾一周后又匆忙离去。马林鉴于长期秘密工作之经验，立即断定此人是敌人的密探，建议马上中止会议。李达亦深感事态严重，立即要夫人王会悟想办法，找个能继续开会的地方。王会悟曾在嘉兴女子师范读过书，对嘉兴以及南湖的情况非常熟悉。她想到嘉兴南湖游人稀少，便于隐蔽，便建议到南湖去，包一个画舫，在湖中开会最为安全。在王会悟的安排下，代表们分批离开，于次日陆续赶到嘉兴南湖。

    是日，南湖上凉风习习，细雨蒙蒙；碧波微澜，水雾如烟。一条红色的游舫在烟雨中若隐若现，船舱内十多位党代表神情庄重，倾吐心扉。会议选举产生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由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李达分别负责组织、宣传工作。

    这是一次极具传奇色彩的会议。在十五位与会者中，最年长的是四十五岁的何叔衡，最年轻的是十九岁的刘仁静；平均年龄为二十八岁，正巧与毛泽东当时的年龄暗合。更巧的是毛泽东曾取笔名为“二十八画生”；而中共诞生后，经过二十八年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推翻了旧中国，建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新中国的伟人，又恰好是毛泽东。这一连串的二十八，是偶然巧合，还是历史必然？是天意若此，还是人谋使然？古人云：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谁主沉浮，重在实践。这才是：军阀混战天下乱，茫茫渺渺天意现。人谋若能合天意，二十八年乾坤变。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二回 孙中山广东遇险 张国焘上海主事（

    第五二回孙中山广东遇险张国焘上海主事（上）

    话说中共成立前后，中国的政局犹如一团乱麻，南北对立，水火不容；军阀争战，此起彼伏。直、皖战争刚刚结束，直、奉两派军阀争夺权利的斗争便迅速激化。原来，直系吴佩孚在英、美的支持下，向长江流域扩展势力，引起了奉系张作霖的极度不满。张作霖对江南财富垂涎已久，早就有南下之企图，吴佩孚的举动使张作霖大为恼火。于是，奉军又一次大举入关，准备与直系决一死战。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双方在津浦、京汉两线展开激战。炮火连天，弹雨盖地，满目焦土，遍野陈尸。大战进行了近一月，奉军大败。张作霖率残兵败将退回关外，自封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宣布“东北自治，脱离北洋政府”。随后，双方又藕断丝连，互派使者洽谈，议和罢兵。至此，北京政府完全被直系军阀所控制。

    吴佩孚独掌北京政权后，为了抵制南方孙中山领导的护法军政府，他逼迫徐世昌辞去大总统职务，把原被张勋赶下台的黎元洪捧出来，重新推上大总统的宝座。同时把内阁总理梁士诒一脚踢下台，让王宠惠出面组阁，拼凑起一个任由吴佩孚操纵的傀儡政府。随后，吴佩孚在洛阳召开军事会议，公开提出“武力统一”的主张。他在英、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一面准备对张作霖作战，一面把势力伸向南方，勾结陈炯明，反叛孙中山。

    却说陈炯明本是个反复无常的人，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与黄兴一起策划黄花岗起义，却临阵逃跑。他善用甜言蜜语、精于自我表现，骗得了孙中山的信任，被任命为粤军总司令。粤桂战争胜利后，他又被孙中山任命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政府陆军部长、内务部长等要职；本应殚精竭虑，以报孙中山知遇之恩。但陈炯明却阳奉阴违、以怨报德，自恃功高无比，骄横暴戾，权欲恶性膨胀，公开与孙中山作对，企图取而代之。趁孙中山在广西桂林大本营主持北伐之际，陈炯明利用职务之便，大肆宣扬“保境息民”、“联省自治”。他与湖南军阀赵恒惕结成同盟，暗杀了拥护孙中山的粤军参谋长邓铿，囚禁了财政部长廖仲恺，在后方牵制北伐力量，迫使孙中山回师广东。盛怒之下，孙中山撤去了陈炯明的广东省长、政府内务部长、粤军总司令等职务，仅保留了其陆军部长一职，以促其悔悟。被撤职后，陈炯明不思悔改，又与吴佩孚派来的使者秘密勾结，伺机进行武装叛乱。

    数月后，北方爆发直、奉大战。孙中山再次挂帅出征，在韶关设立大本营，计划由广东进攻江西，出师北伐，袭击直系后路。孙中山发布命令，以李烈钧为总司令，许崇智为总指挥，分三路进攻江西。大军所向披靡，进展神速，半月之间攻克赣州，拿下吉安，兵锋直逼省会南昌，一时间声威大震。

    正在此时，留守后方根据地的陈炯明却恶性发作。他为了破坏北伐和颠覆广东政府，公开发动了武装叛乱。陈炯明指使其党羽叶举、翁式亮、杨坤如等部由广西南宁东进，擅自进驻广州，控制了省城交通，并在城北布防。叶举等旋即致电孙中山，要求恢复陈炯明原职，撤销廖仲恺等人的职务。

    孙中山接电大怒，但为了稳定后方大局，即刻动身，轻车简从，只带了数名贴身卫士返回广州。孙中山回到总统府，虽已发现陈炯明部之谋叛迹象，但为了维持广东大局之安定，仍然隐忍不发。陈炯明却得寸进尺，公然命令叶举率部包围总统府，欲置孙中山于死地。

    1922年6月16日凌晨三时，叶举指挥部属四千余人包围了总统府。突然之间，枪声骤起、炮声大作，子弹、炮弹如同暴雨般洒向总统府大院。孙中山住所观音山粤秀楼亦遭到炮火轰击。幸亏卫兵提前发现，及时报告；孙中山早已警觉，命令总统府卫队凭垒还击。战况激烈，险象环生，烟火弥漫，敌众我寡。极度危急之中，卫队营长叶挺亲率数名卫士强挽着孙中山，撤出粤秀楼；在秘书林直勉的带领下，从观音山小径潜出，冒着枪林弹雨摸黑突围。孙中山一行徒步疾走，在叛军阵地上快速穿行。甚至杂在叛军之中，一步步向城外撤退。

    次日黎明，孙中山一行撤到城外，逐渐脱离险境。一路快步疾走，赶到珠江边的海军司令部。海军司令温树德见孙中山突然来临，大吃一惊，道：“总理何来？”秘书林直勉气喘嘘嘘地道：“陈炯明叛乱，炮轰总统府。总理连夜冒险突出，侥幸赶到你处。”温树德急请孙中山入座歇息，并解释道：“昨夜城中枪炮轰鸣，小将不知总理蒙难，未能及时救驾，深感惭愧。陈逆谋害总理，必当千刀万剐。”孙中山指示道：“当务之急是平息叛乱。”温树德道：“小将遵命。但总理的安全至为重要，请总理随我登舰。”说罢，陪同孙中山离开司令部，登上楚豫舰。次日，又转登永丰舰，指挥海军各舰炮击叛军。孙中山从容应变，一面电令北伐军回师平叛，一面致电在上海养病的蒋介石速来救驾。蒋介石惊悉广州变乱，急忙动身赴粤。

    蒋介石，名中正，浙江奉化人。生的身高体健，面容清瘦；尖腮光头，高鼻深目；举止庄重，杂有矫揉；性格怪癖，亦正亦邪。蒋介石早年就读于保定军官学校，又赴日本振武军校学习，经陈其美介绍加入同盟会，对孙中山极为崇拜。辛亥革命后回国，在陈其美部下任沪军第五团团长。辛亥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弃武从商，在上海交易所当过经纪人，同陈果夫、张静江、戴季陶等人交情甚笃；又拜大流氓头子黄金荣为师，在黑红两道上均有密切交往。第一次护法战争中，他奉孙中山之命主持东南各省党务和军务，旋即赴福建任粤军第二支队司令。因与陈炯明、许崇智意见不合，愤而辞职，借养病为由，长期逗留于上海和奉化之间。孙中山发起第二次护法战争时，邀蒋介石赴广州任职。蒋介石任性赌气，拒绝与陈炯明合作，继续呆在上海，每日出入于青楼妓院之中，醉心于声色犬马之间。此日，忽接孙中山急电，惊悉陈炯明叛乱，孙中山先生蒙难。蒋介石虽然生性固执，但却极讲究封建忠义，接电后当即表示：“决心赴难，虽死不辞。”他立即动身，乘船赶往广州。单身潜行，穿越叛军的封锁线，数日后抵达孙中山驻节的永丰舰。此时，广州城中的国民党官员胡毅生、林直勉、熊秉坤、陈策、杨虎、马湘等，以及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已经在舰上守护。

    孙中山对蒋介石的到来十分满意，当即授以海上指挥全权。蒋介石原本与陈炯明矛盾甚深，此次临危受命，自然竭尽忠诚，立即部署迎战。其时，追随永丰舰的还有楚豫、豫章、海圻、海琛、肈和等八艘战舰。孙中山、蒋介石召集各舰舰长会议，统一部署，集中炮火，反击叛军。顿时，珠江口内外炮火轰鸣，弹雨纷呈；生死关头，人心浮动。双方混战了十余日，海圻、海琛、肈和三舰上的部分官兵被陈炯明收买，突然发生反叛，调转炮口向永丰舰轰击。所幸者，天空突降暴雨，电闪雷鸣，狂风大作。江面上波涛汹涌，雨幕弥漫，三艘附逆叛舰相继离开战场。

    情况突变，孙中山被迫改变战斗部署，决定将舰队移住到长洲要塞背后的新造村一带，以免叛军从水陆两路夹击。然而，要去新造村则必须经过海心冈，此处平时水深只有六尺，军舰根本无法通过。舰队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暴雨整日不止，狂风彻夜不息。正当大家愁眉不展、焦虑不堪之际，蒋介石亲自带领水手去测量水位，测得水深十五尺以上。原来，连日暴雨使珠江口水势陡涨，实乃天公暗中相助。孙中山下令起航，舰队顶风冒雨开进，艰难驶过海心冈，顺利进驻新造村。次日，天晴风息，孙中山再次化险为夷，既是天意如此，也显示了蒋介石临危不惧，从容应对的指挥能力。

    孙中山率领舰队刚刚进驻新造村地区，长洲要塞又告失守，舰队又全部暴露在叛军的炮口之下。为了避免舰队被叛军击毁，必须将舰队驶往白鹅潭停泊。但从新造村到白鹅潭，则必须从车歪炮台前经过。而车歪炮台早已落入叛军之手，且车歪炮台上炮队密布，又居高临下，给舰队通过造成了极大地困难。

 第五二回 孙中山广东遇险 张国焘上海主事（

    第五二回孙中山广东遇险张国焘上海主事（下）

    危难时刻，更显出蒋介石的大智大勇，他向孙中山建议道：“舰队腹背受敌，濒临绝境。只有鼓勇直前，全速冲锋，杀出一条血路，方能转危为安。”得到孙中山首肯，蒋介石立即下令：“以永丰舰为前导，各舰开足马力，勇往直前。”各舰迅速启动，一面以炮火向车歪炮台猛烈射击，一面全速猛冲，穿越叛军之封锁线。在战斗过程中，蒋介石始终侍卫在孙中山身旁，挺身站立在永丰舰舵楼，指挥若定，大义凛然。经过近一个小时的激战、冲锋，舰队顺利冲过叛军的炮火封锁线。至夜，驶入白鹅潭。

    白鹅潭水面宽阔，风平浪静。经过近一月的鏖战后，舰队终于得以在此停泊休息。但是，由于天气炎热，形势紧张，官兵们长期守在军舰上，十分疲劳。为了鼓舞士气，蒋介石白天与水手们一起擦洗甲板，亲切交谈，稳定人心；夜晚则带人化装登岸，采购食物、蔬菜，补充淡水；与士兵们同吃同住，同甘共苦。蒋介石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了军心，也赢得了孙中山的高度赞誉。

    至8月9日，孙中山连接数封电报，得知北伐军回师平叛，在敌人的南北夹击下迭次失利，已分途向江西、湖南边境退却，短时期内很难入粤平定叛乱。同时，陈炯明则不断发出电报，以封官许愿的手法贿买海军官兵，妄图加害于孙中山，并不断在舰队附近施放鱼雷，派遣船艇袭扰舰队，使孙中山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此时，上海方面各国民党要员函电交驰，纷纷劝说孙中山离粤赴沪。孙中山召集各舰长会议，决定尽快从白鹅潭撤出。正商议间，忽接水兵报告，陈炯明已派兵封锁了白鹅潭出口。

    形势异常险恶，要想脱离险境，惟有拼死一搏，力争突出重围。正当各舰将士整装待发之际，忽闻岸上枪炮大作，封锁潭口的叛军纷纷滚滚，丢弃阵地，狼狈逃窜。众人举目眺望，只见一支劲旅赶来解围，从背后袭击叛军；却是谭延闿率领五千湘军赶到白鹅潭口，与叛军展开激战。原来，谭延闿被赵恒惕从湖南逐出后，带领湘军向广州方向撤退。途中得知孙中山遇难，即率领湘军昼夜兼程，前来救驾，正赶上叛军围困孙中山于白鹅潭。谭延闿当机立断，指挥湘军隐蔽接近，从背后发起猛攻，直打得叛军丢盔弃甲，四散奔逃。

    战场形势突然变化，山穷水尽之中，忽现柳暗花明。孙中山大喜，立即召见谭延闿，赞誉道：“将军真乃从天而降。”谭延闿道：“赵恒惕与陈炯明互相勾结，我已被排挤出湖南。半路闻知总理蒙难，即飞兵前来救护。所幸者，总理无恙。”孙中山道：“疾风知劲草，国乱显忠臣。此次救难，君与介石功德巍巍。”谭延闿道：“眼下，广东境内逆贼势众；此地不可久留，还请总理尽快离粤赴沪。”孙中山道：“君言甚善。我立刻就走。你也撤兵返沪，积蓄力量，以求东山再起。”言讫，二人握手，互道珍重而别。

    午后，孙中山改乘英国驻广州领事派来的“摩轩号”炮艇，携带随行官员离开广州，前往湘江。数日后，返回上海。第二次护法战争遂告失败，此亦孙中山一生中最惨重之失败。何以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总理壮志定江山，挂帅北伐运筹间。岂料奸佞施毒计，拥兵反叛肇祸乱。枪炮轰击粤秀楼，险象丛生永丰舰。幸有忠贞相追随，谋事在人成在天。

    再说中国共产党“一大”后，各地代表陆续返回。张国焘、李达、李汉俊留在上海，主持中央局的日常工作。为了更好地领导工人运动，中央局及时成立了合法的掩护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由张国焘为主任。张国焘，字恺荫，江西萍乡人。出身于封建官吏之家，少时进私塾读书，青年时入北大学习。曾参加五四运动，时为北大学生领袖之一。随后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出席党的一大当选为组织部长。因陈独秀远在广东，张国焘遂以党的领导人自居，主持中央局工作。他思想激进，能言善辩；虽然才干优长，胆识过人，但却好大喜功，刚愎自用。在张国焘的主持下，劳动组合书记部发出指示，在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设立了分部，以加强全国各大城市工人运动的联系，协调和统一行动。劳动组合书记部编辑出版了《劳动周刊》，作为党指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刊物。在中央局和书记部的领导下，各地党组织开展了大量的工作，纷纷举办工人补习学校，进行马列主义宣传教育；帮助工人成立工会组织，领导罢工斗争；从而使中国工人运动出现了新的面貌。粤汉铁路武长段工人、上海卷烟厂工人、陇海路机务处工人、汉口人力车工人、长沙煤矿工人，先后在中央局的领导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斗争。

    此时，赴法勤工俭学的蔡和森、萧子升等人回到上海，张国焘委托他们与张太雷一道，重新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着手整顿和发展各地的团组织。张太雷、蔡和森等人迅速创办了《先驱》杂志，作为团组织的机关刊物。经过数月筹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通过了团的纲领，选出了由张太雷、蔡和森等人组成的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从此，青年团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组织和青年运动的中坚力量；各地的青年运动亦随之蓬勃兴旺，此起彼伏。

    受国内外革命潮流的影响，湘江海员也积极行动，成立了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选举苏兆征、林伟民为总负责人。1922年1月，在苏兆征、林伟民的领导下，为增加工资而举行了全体海员大罢工，直接与帝国主义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港英当局下令封闭海员工会，激起了工人更为强烈的反抗。二月底，湘江全市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参加罢工的人数达十余万之众。湘江的海运、装卸、交通、修理、制造等行业全面瘫痪。港英当局极为恐慌，采用收买、诱骗、威逼、恐吓等手段阻止和破坏罢工斗争，均未能得逞。为了争取罢工的胜利，海员罢工总办事处决定封锁湘江，断绝粮食和日用品的供应，动员罢工工人离港回国。3月4日，正当大批工人步行返回广东，行至九龙附近的沙田时，突遭英国军警之武装拦截。英军悍然开枪射击，当场打死工人六人，伤数百人，并抓捕了工人领袖。帝国主义的野蛮屠杀，激起了工人的极大愤怒。罢工总办事处当即向全国通电求援，誓与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广东政府和全国各大城市工会组织闻风响应，纷纷发表宣言，组织罢工以援助湘江海员的正义斗争。一时间，反帝怒涛席卷全国，正义呐喊持久不衰。经过近两个月的斗争，迫使港英当局取消了封闭工会的反动命令，释放了被捕工人，答应增加工资。湘江海员大罢工以胜利告终。

    为了适应工人运动形势高涨的需要，1922年5月1日，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大会通过了接受共产党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通过了罢工援助、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等决议；决定在全国总工会成立前，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总通讯处。大会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是全国工人运动的领导者，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拥有指挥全国工人运动的权力。

    会后，受共产国际的邀请，张国焘代表中国共产党赴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大会。会议期间，列宁接见张国焘，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创立一个民主主义共和国。

    张国焘回国后，即与陈独秀、李大钊函电交驰，筹备召开中共“二大”。1922年7月16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英租界内召开，出席大会的有陈独秀、李大钊、李达、张国焘、蔡和森、邓中夏、张太雷等十二人。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和确定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经过与会代表的热烈讨论，通过并公开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宣言指出，当今世界已划分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两大营垒，中国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共同宰割的最大殖民地，中国人民的解放运动必须和世界革命运动联合起来，才能取得胜利。宣言着重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性质和革命动力等问题，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革命的性质是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基本动力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据此，宣言规定了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党的最低纲领即民主革命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大会还决定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大会选举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为中央委员，陈独秀为委员长。

    闭会之前，李大钊提议确定党的旗帜，以表明党的阶级立场和远大志向。他说：“参照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党旗，突出中国的实际，我们党的旗帜为红色，旗上缀以斧头和镰刀图案。斧头代表工人阶级，镰刀代表农民阶级；其寓意为：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马列主义指航向，领导人民闹翻身。”李大钊的提议获得了一致通过，大会在热烈的掌声中闭幕。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革命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会后，党的工作重心仍然在发展工人运动方面，先后领导了上海海员罢工、上海丝厂工人罢工、汉阳兵工厂工人罢工、长辛店铁路工人罢工、粤汉路武长段工人罢工和京奉路山海关段工人罢工。这才是：革命有了党领导，工人运动掀高潮。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三回 毛泽东智胜当局 李大钊拜会总理（

    第五三回毛泽东智胜当局李大钊拜会总理（上）

    话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毛泽东回到长沙，便积极筹谋开展党的工作。他决定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利用合法职业作掩护，二是深入到工人之中，宣传、组织工人运动。毛泽东历来不尚空谈，而是脚踏实地；计划深思熟虑，办事有条不紊。不久，经徐特立老师介绍，毛泽东被湖南第一师范聘为国文教员。他随即辞去一师附小校长职务，推荐何叔衡接任。

    毛泽东与何叔衡反复商议后认为，要开展党的工作，发展壮大党组织，就必须建立一个学习和工作的合法场所。于是，他们多方筹措经费，租借场地，创办了一所湖南自修大学；并在办学宣言中宣称：“自修大学为一种平民主义的大学，采取自学为主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并注重劳动，接近工农两大阶级。”学校创立后，很快便吸引了一批有志青年入校。

    有了合法职业做掩护，毛泽东即着手组建了湖南省共产党支部，并担任支部书记。支部租下小吴门外清水塘的一处小平房，作为秘密活动机关。清水塘位于城郊，地方比较偏僻，附近住有数家菜农。毛泽东和妻子杨开慧搬到清水塘居住，负责支部的领导工作。

    湖南支部成立后，毛泽东开始在工人和学生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为了接近工人，他脱下长衫，换上粗布短褂，赤脚草鞋，经常深入到工区、棚屋之中，同他们谈心交友，解惑启智。先后在第一纱厂、电灯公司、造币厂、冶炼厂，以及泥木、缝纫、印刷等行业中吸收先进分子入党。同时，在自修大学、第一师范、商专、工业学校中发展党员，建立支部。在毛泽东的辛勤培育下，夏曦、郭亮、陈昌、刘少奇、夏明翰、毛泽民、黄静源、杨开慧等一大批热血青年相继入党，并成为湖南革命的中坚力量。

    半年之间，湖南的中共党员发展到三十余人。毛泽东和何叔衡抓住时机，在湖南党支部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湘区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何叔衡、易礼容、李立三、郭亮任委员。区委机关仍设在清水塘，杨开慧实际上担任了区委的机要秘书和联络工作，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

    在湖南从事工人运动，重点在于争取湖南劳工会。湖南劳工会原是一个深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的团体，主要创始人是黄爱和庞人铨，会员约七千人。毛泽东详细了解和分析了劳工会的情况，掌握了争取该组织的有利因素。原来，黄爱、庞人铨都是五四运动、驱张运动中的激进分子，为人正直、品德纯洁。黄爱还先后与陈独秀、李大钊相识；又曾参加过天津的觉悟社，与周恩来交情甚深。其时，劳工会领导的第一纱厂维权斗争遭到失败，急需要政治上的帮助和指导。于是，毛泽东从帮助黄爱、庞人铨入手，指定专人与其联系，并多次约他们到清水塘恳切交谈。毛泽东循循善诱，层层启发，提高了黄、庞二人的思想觉悟。毛泽东希望他们整顿组织，加强团结，增强劳工会的战斗力，并提出建议：“劳工会的目的不能局限于单纯的经济斗争，而是必须上升到政治斗争的高度，要养成工人阶级的觉悟，谋取全阶级的根本利益。”“改变旧的行会式松散管理方式，建立民主选举产生的精干办事机构。”“积极筹备罢工基金和选举基金，为开展大规模的政治斗争做好经济准备。”

    毛泽东的建议如同穿云破雾的灯塔，照亮了劳工会的航程。黄爱、庞人铨完全赞同，积极采纳；随即对劳工会进行改组，把原来各工团的行会制改变为书记制；将过去的八个堂会集中为书记、教育、组织三个部，并邀请毛泽东担任会务助理。在毛泽东大联合思想的指引下，劳工会迅速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是年底，中共中央局发来指示，要求湖南党委组织反帝大示威。原来，美、英、法、日等九个帝国主义国家，亡我之心不死，在华盛顿召开会议，签订了所谓“共同支配中国”的协议。中共中央局立即指示各地积极展开抗议斗争。毛泽东接到中央局指示后，立即采取行动，通过湖南劳工会、省学联发动了长沙一万多名工人、市民和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会议。黄爱任大会主席，庞人铨任游行总指挥。游行队伍一路高呼口号，散发传单，揭露帝国主义的罪行，号召劳动者大团结。游行规模之大，组织之严谨，彰显了工人阶级的高度政治觉悟，也使黄爱、庞人铨成为众望所归的工人领袖。

    工人运动的兴起，引起了湖南军阀赵恒惕的无比嫉恨；他千方百计罗织罪名，急欲除之而后快。不久，黄爱、庞人铨因组织长沙纺织工人罢工，与军警直接发生冲突，遭到逮捕，被赵恒惕下令绑赴浏阳门外秘密杀害。黄、庞遇难后，毛泽东深为悲痛，立即联合长沙各界召开追悼大会，发行纪念特刊。为冲破赵恒惕对舆论的封锁，毛泽东指派李立三赶往上海，向中央局汇报情况，并向各界人士控诉赵恒惕的罪行。一时间，全国各地的报刊连篇累牍，掀起了追悼黄、庞，声讨赵恒惕的浪潮。

    血的教训使毛泽东进一步深入思考，开展工人运动必须建立起强有力的工会组织，必须依靠和培养骨干力量，然而更重要的是必须有合法的形式做掩护。经过多次深入考察，毛泽东把工作重点转向了安源。

    位于江西萍乡的安源煤矿和湖南株洲到萍乡的株萍铁路，合称安源路矿，共有一万七千多名工人。由于株洲同长沙已有铁路相通，便于湖南党组织深入矿区，加强领导。毛泽东长期关注安源，了解到该矿工人劳动强度大，却工资低微；安全无保障，伤亡事故频发；深受残酷压迫的广大工人，急切渴望着脱离苦难。毛泽东不辞劳苦，三次携带李立三前往安源，下到又黑又脏的煤井，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了解疾苦交朋友。夜晚则举办补习学校，发现和培育骨干。毛泽东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教育工人们应该团结起来，争取自己的利益。他比方道：“路上一块小石子，大老板随便踢一脚，就可踢开。如果把许多小石子掺上沙子、石灰合成团，大老板想搬也搬不动。”“工人的‘工’字，很有讲究。上面一横是天，下面一横是地，中间这一竖就是我们工人。我们工人阶级是一个顶天立地的阶级，只要我们抱成团，就会形成无坚不摧的革命力量。”在毛泽东的耐心启发下，一批先进骨干先后加入了党组织。毛泽东不失时机的成立了安源路矿党支部，由李立三任书记。随后，毛泽东返回长沙，又选派刘少奇、蒋先云、黄静源、毛泽民等陆续到安源开展工作。

    毛泽东特别重视以合法形式开展斗争，他反复告诫李立三等人：“既要打狼，又不能被狼咬伤，要讲究斗争的策略。不能单纯斗勇，更要注重斗智。”“要充分利用工人补习学校，先把脚跟站稳，逐步开辟政治运动。”据此，李立三在安源利用办平民教育的名义，开展活动。他通过关系多方了解，得知萍乡县知事是前清举人出身，喜欢古文骈体，反对白话文，便用“四六体”写了一篇呈文请求立案，果然很快得到批准。安源第一所工人补习学校得以公开成立，在此基础上，又成立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李立三任主任，工人的活动取得了合法的地位。

    1922年5月中旬，毛泽东第四次来到安源，召集中共安源路矿支部会议，听取工作汇报。当听说“五一劳动节”工人游行时，有人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毛泽东立即告诫大家：“此事欠妥。不能把共产党公开出去，要注意保守党的秘密。在复杂的环境中，要讲究斗争策略，既要积极开展工作，又要谨慎稳妥，避免无谓的牺牲。”

    此后，工人俱乐部改变斗争策略，采取创办“消费合作社”的方式，把俱乐部同工人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使加入俱乐部的工友日渐增多。九月初，毛泽东第五次来到安源，和李立三、刘少奇、蒋先云等分析形势，一致认为罢工时机已经成熟。接着，又召开党支部会议，研究罢工方案。毛泽东提出了“哀兵必胜”的策略，以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孤立分化路矿当局。9月14日，安源路矿工人举行大罢工，李立三任总指挥，刘少奇为工人总代表。毛泽东为罢工制定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并起草了罢工宣言，提出了十七项政治和经济要求。经过五天的激烈斗争，工人俱乐部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而得到安全的胜利，迫使路矿当局接受了工人的条件，签署了增加工资，改善待遇，承认工人俱乐部有权代表工人等协议。

    罢工斗争的胜利极大地锻炼了工人队伍，涌现了一批优秀骨干。毛泽东指示安源党组织，趁此良机，吸收优秀工人入党。安源党组织迅速发展壮大，先后建立了十三个党支部和二十六个团支部，党团员人数达到一百多名。

 第五三回 毛泽东智胜当局 李大钊拜会总理（

    第五三回毛泽东智胜当局李大钊拜会总理（下）

    安源罢工胜利之后，毛泽东又发动和领导了长沙六千名泥木工人的罢工斗争。当时，长沙县官府大搞土木工程，强迫泥木工人“尽义务”，造成大量工人生活极端贫困。对此，毛泽东义愤填膺，多方奔走呼号，组织泥木工人为“争取营业自由权，争取工资”而罢工。毛泽东每天为《大公报》撰文，报道罢工消息，争取社会各界声援。但长沙县公署拒绝接受工人的条件，并张贴布告，污蔑工人中有“暴徒”，并扬言要“依法严加惩办”。

    毛泽东不畏强权，毅然率领数千名泥木工人开进县公署，请愿示威。毛泽东身穿灰布长衫，站在队伍中间指挥。他手持一枚口哨，吹一声口哨，工人们喊一句口号。工人们情绪高涨，“要工钱，要吃饭”的呼喊声响彻云霄。知县周瀛干吓得满头冷汗，龟缩在屋内打电话，频频向省政府求援。午后，省政府政务厅长吴景鸿赶来解围，答应与工人代表协商。次日，毛泽东亲自担任泥木工人首席代表，率领数名工人到省政务厅同吴景鸿谈判。毛泽东据理力争，经过三小时谈判，迫使吴景鸿答应由泥木工人出具呈文，申明增加工资和营业自由之要求，交省长赵恒惕审批。毛泽东当场将谈判内容记录在案，并连夜起草呈文。

    第三天，《呈省长文》在长沙《大公报》发表，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毛泽东在呈文中采取“以彼之矛，攻彼之盾”和分化打击的策略，特别指出：“营业自由，载于宪法；劳工流汗，理应付薪；工价之争，咎在县官。今长沙县知事悖逆情理，拒不付薪，实属违反宪法，阻抑工情。既蒙省长维持，又承政务厅长照允。请省长明白批示，以安人心。”理直气壮，义正词严；赵恒惕不得不照此批准。至此，泥木工人的罢工斗争取得完全胜利。

    数月后，毛泽东又发起并主持了粤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全省三十多个工会组织均派代表参加。与会代表一致赞成组建全省工团联合会，随即又召开联合会代表会议，毛泽东被推举为主席。联合会发布宣言，通电全国，产生了极为强烈、广泛的社会影响。

    毛泽东抓住有利时机，召开中共湘区委会议，决定采取先发制人之策略，利用赵恒惕颁布的省宪法，展开积极的说理斗争。1922年12月11日起，毛泽东率领各界工会代表三十余人，分别会见长沙知县、省政务厅长和省长赵恒惕，就言论、结社、集会自由，工会的权利、地位等问题展开谈判。迫使赵恒惕承认：“工人的合法权利，完全有效，不受任何限制。”

    工人的要求基本解决，权利得到有效维护，毛泽东成了深受工人爱戴的领袖。何以见得，有诗为证。时任《湖南通俗报》主编的谢觉哉赋诗赞毛泽东曰：

    领袖群伦不自高，静如处女动英豪。先生品质难为喻，万古云霄一羽毛。

    的确，毛泽东胆识过人，谋略超群；但却成了赵恒惕的眼中钉、肉中刺。赵恒惕如鲠在喉，对左右官吏道：“湖南有一个毛泽东，便让我寝食难安。如果再来一个毛泽东，我将丧失立足之地。”遂谋划罗织罪名，缉拿毛泽东。

    毛泽东的领袖才干，赢得了陈独秀的青睐，发出一份电令，调毛泽东到上海参加中央局的工作，派李维汉回湖南接替中共湘区委书记一职。毛泽东安排好区委工作，告别杨开慧，离开清水塘，秘密前往上海。此时，长沙街头已贴出赵恒惕悬赏缉拿“过激派”毛泽东的布告。暂且不表。

    再说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区委，利用军阀吴佩孚伪装民主，宣称“保护劳工”，“赞成劳动立法”的机会，迅速建立和发展了京汉、津浦、京奉、京绥、陇海、正太等六条铁路的工会组织。其中仅京汉铁路全线就有十六个工会，三万多名会员。经过半年多的筹备，党领导下的筹备处计划于1923年2月1日，在河南郑州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各地代表近三百人陆续抵达郑州。中共北方区委对此次会议非常重视，特派张国焘、陈潭秋、包会僧、林育南等人出席。

    京汉铁路纵贯河北、河南和湖北三省，是连接华北和华中的交通命脉，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意义。京汉铁路的运营收入，是军阀吴佩孚军饷的主要来源之一，又是帝国主义对中国实施经济掠夺的大动脉。工人开展斗争，将直接威胁到吴佩孚和帝国主义的利益。

    工人代表云集郑州，使京汉铁路局局长赵继贤极度恐慌。他当面与工人代表握手言欢，表示支持；转身便打电话向吴佩孚告密，请求武力干涉。吴佩孚闻讯，急忙赶到郑州坐镇指挥，企图以武力予以阻止。

    2月1日上午，吴佩孚派出大批军警，荷枪实弹，在全城戒严，下令禁止召开总工会成立大会。然而，参加会议的代表们不畏强暴，毅然决然地冲破军警的重重阻拦，进入会场——普乐园剧场——参加会议。在“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劳动阶级胜利万岁”的口号声中，京汉铁路总工会宣告成立。

    吴佩孚闻讯恼羞成怒，命令军警严密包围会场，强行解散会议，捣毁总工会，殴打、驱赶与会代表。警棍狂飞，枪托猛砸；不少代表被打的头破血流、倒地呻吟。主持会议的林育南、陈潭秋当即立断，为了避免过多的流血牺牲，保护工会干部，命令各位代表迅速撤离会场。

    是夜，京汉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将总工会办公处转移到汉口江岸，并决定三日后举行京汉铁路全线总罢工。

    2月4日，总工会一声令下，京汉铁路全线三万多名工人举行总罢工。顷刻之间，一千二百公里铁路陷于瘫痪。

    京汉铁路大罢工在政治、经济上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吴佩孚。汉口英国领事匆忙召集会议策划镇压的办法，唆使北洋政府以武力镇压工人运动。2月7日，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吴佩孚调集两万多名军警，在汉口、长辛店、郑州等地对罢工工人进行血腥屠杀。五十余名工人惨死在军阀的枪下，三百多人受伤，一千余人遭到逮捕、开除，各级工会组织被全部封闭。

    是夜，北风呼号，雪花漫天。江汉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被捕，反动军警将他绑在车站站台的木桩上，严刑拷打，威逼他下令复工。林祥谦断然拒绝，昂首怒喝道：“头可断，血可流，工不可复。”军警乱刀斫下，林祥谦英勇就义。在武昌，工团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洋被杀害。在吴佩孚的血腥镇压下，京汉铁路大罢工以失败告终，工人运动跌入低潮。后人有诗议之曰：

    京汉铁路大罢工，热血喷洒染雪红。只因军阀举屠刀，致使正义泣腥风。

    大罢工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立即发出了《为吴佩孚惨杀京汉路工告工人阶级与国民书》，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表了《告全国工人书》，揭露吴佩孚的反动面目，号召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打倒军阀，反对屠杀。同时，血的教训使共产党人认识到，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不能单靠工人阶级孤军奋战，必须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阶级、党派、团体，组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以反对强大的敌人。

    其实，早在中共二大会议闭幕不久，共产国际派遣马林来华，指示中共应与国民党合作，引起了重大的意见分歧。中共中央在西湖召开特别会议，专门讨论与国民党合作之事宜。出席会议的有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高君宇、张太雷和马林等人。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坚决主张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会议经过两天激烈的讨论，最后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确定了国民党如能改组，共产党员就可以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的原则。会后，中共中央先后派李大钊、陈独秀、林伯渠等人，在上海与孙中山、廖仲恺及国民党领导人会晤，以促成两党之合作。

    再说孙中山自陈炯明叛变，从广州脱险后，回到上海即病倒在床。原来，孙中山投身革命几十年，历尽千辛万苦，终致积劳成疾，患有严重的胃病和肝病。此次陈炯明谋逆，使孙中山怒气攻心，病情加重。养病期间，孙中山回想往事，感慨万千；自己为救国救民，无悔无怨；最痛者莫过于亲信反叛，使大好形势毁于一旦。他在极度苦闷之中，意识到国民党内部成份复杂，各存异志，必须予以彻底整顿，于乱中求变，探索一条新的出路。他密切关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向，从中受到了新的启迪，对俄国革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指示廖仲恺与苏俄建立电台联系，期盼能从俄国的革命斗争中学到经验，希望苏俄能提供政治、军事援助。

    一日，孙中山正在寓所筹思新的出路，忽报李大钊前来拜访，遂抱病起身相迎。李大钊道：“惊闻总理贵体欠安，特代表中共中央，向总理表示慰问。”孙中山笑道：“承蒙挂念，深表谢意。”入座，敬茶毕。孙中山道：“李先生乃学界旗帜，思想精英。今日光降，必有指教。”李大钊道：“指教不敢当，合作有真诚。我党愿与总理真诚合作，共建大业。”孙中山道：“欢迎之至。”李大钊道：“我党的行动纲领与总理的三民主义不谋而合，在打倒军阀、统一全国方面完全一致。如能携手共事，必能加快革命进程。”孙中山道：“我完全赞同你的主张，也已与苏俄政府建立了联系。所虑者我党内部鱼龙混杂，人心难测。”李大钊道：“恕我直言，贵党只是一个松散的政治联盟，组织纪律太差，不少人追随总理只是为了达到个人私利，而并非真正献身革命。”孙中山感慨道：“先生所言，一语中的。文自愧缺乏识人之明。”李大钊道：“此非总理之过。总理乃坦诚君子，圣德高隆，用人不疑，难免被奸徒蒙蔽，暗中为祟。如陈炯明之流忘恩负义、公然反叛，此乃小人之奸诈，而非总理之过失。”孙中山叹道：“鉴人之道，何其难也！”李大钊道：“鉴人之道，固然深奥。但若试之以权、色、禄、爵，其本质立现。盖权势、色情、金钱、地位乃人之四欲，也是人性之四大弱点。不为官爵、权势所动，不为金钱、色情所诱者，方为志士；敢于献身真理、追求民族解放者，必是仁人。”孙中山闻言大喜，击掌赞道：“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国民党在堕落中死亡，要救活它就需要新鲜血液。敢请先生常伴左右，随时聆听教诲。”李大钊道：“能追随总理成就国共合作大业，此亦吾之所愿。”激情所至，两个伟人的巨手紧紧相握，国共合作大计初步达成。二人重新落座，就“振兴国民党以及振兴中国”之主题推心置腹，促膝长谈，遂结为挚友。

    数日后，孙中山亲自主持，为李大钊举行了加入国民党的仪式。随后，经李大钊介绍，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张太雷等中共领导人先后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从内部帮助孙中山，推动国民党的改造工作。这才是：反帝爱国结同志，打倒军阀靠合作。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四回 求团结国共合作 闹贿选军阀弄权（

    第五四回求团结国共合作闹贿选军阀弄权（上）

    话说共产党精英的加盟，使孙中山非常兴奋，亲自主持召开了国民党改进党务会议，指定包括陈独秀、李大钊在内的九人为国民党党务改进案起草委员。1923年元旦，孙中山发布《中国国民党宣言》，明确了要依靠工农、反对帝国主义、修改不平等条约等思想。旋即又公布了《中国国民党党纲》、《中国国民党总章》，加强了党的政治思想、组织纪律、民主原则等方面的建设。同时，孙中山指定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担任国民党本部要职，以显示其精诚合作之意。

    接着，在李大钊的陪同下，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马林，苏俄特使越飞分别与孙中山举行会谈，促使孙中山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他决心“以苏俄为师，与其结成联盟”，并接受了苏俄特使的建议，决定开办军官学校，培训一支革命军队。

    正在此时，从广州方面传来捷报，原退入广西、云南的西路军，在杨希闵、刘震寰的率领下发起平叛战争，大获全胜，收复了广州，叛匪陈炯明率残部逃往惠州老巢。孙中山接电大喜，立即离沪赴粤。抵达广州后，他重新改组国民革命政府，亲自就任大元帅一职，任命蒋介石为行营参谋长。

    痛定思痛，总结反思，孙中山终于认识到数十年来屡战屡败、坎坷多难之根源在于没有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欲借会党、军阀之手难成救国救民之伟业。他经过深思熟虑后，召见蒋介石，明确指示道：“我们必须建立起自己的党军，不能靠军阀来打倒军阀。你是我党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决定派遣你率团出访苏俄，考察其建党、建国、治军之经验。我对你寄以厚望。”蒋介石道：“总理决策，中正惟命是从。”于是，一支由蒋介石为团长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离粤启程，赴苏俄考察访问。

    正当孙中山重组力量之际，中共中央也从上海迁到广州。为了进一步统一全党思想，妥善解决与国民党合作的问题，中央决定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毛泽东负责大会的筹备工作，接待来自各地的与会代表。在大会正式开幕之前，举行了两天预备会议。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瞿秋白、张太雷、向警予，以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加了预备会议。为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起草了党纲、党章和各项决议的草案，并对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的人选问题进行了讨论。

    1923年6月12日，中共“三大”在广州东山区恤孤院后街三十号召开。陈独秀代表第二届中央委员会做工作报告，分析了当前的国内外形势，回顾了一年来的工作；高度评价了毛泽东领导湖南罢工取得的成绩，总结了京汉铁路罢工失败的教训，着重说明了关于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依据和过程。

    国共合作，虽说是水到渠成，但在会场上还是引起了激烈争论，出现了截然相反的意见。陈独秀主张：“中国革命目前的任务，只是进行国民革命，不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国民党是代表国民革命的党，应当成为革命势力集中的大本营。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现在都很幼弱，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力量。因此，全体共产党员、产业工人都应该参加国民党，全力进行国民革命。凡是国民革命的各项工作，都应当由国民党组织领导。”马林坚持认为：“国民党是力量最强大的政党，中国的一切工作，只有归国民党领导，才能增强国民革命的力量。”瞿秋白、张太雷等在发言中表示赞同陈独秀、马林的主张。

    张国焘发言争辩道：“反帝反封建固然是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但是，我们共产党人还有自身的特殊任务，即领导工人运动，同资产阶级做斗争；这两个任务同等重要，应当同时进行。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不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工人阶级只能在自己政党的旗帜下进行革命。因此，我坚决反对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否则，就会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把工人运动赠送给国民党。”蔡和森等表示支持张国焘的意见。

    毛泽东在发言中强调：“根据湖南的经验，搞联合阵线是十分必要的。大批的工农加入国民党，可以改造国民党的成份，和资产阶级建立联合阵线，有利于我们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但是，必须保持共产党组织的独立性，共产党员只能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

    会议经过两天的热烈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宣言》、《关于国民运动即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等文件，正确地分析了建立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会议指出：中国革命的敌人是极其强大而残暴的，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胜利，不能孤军奋战，必须团结同盟者，最大限度地分化和孤立敌人。会议肯定了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是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重要革命力量，在群众中有相当影响。因此，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是极其必要的。另一方面，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坚持反对北洋军阀、反对帝国主义，愿意联合俄国，欢迎共产党人加入。因此，与国民党进行合作也是可能的。共产党员可以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帮助孙中山改造国民党，以建立各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

    会议的另一个议题是毛泽东提出的农民运动问题。毛泽东向大会提出：“中国的工人阶级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数量则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此，中国的民主革命必须动员广大的农民参与。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最重要的问题。”他进一步举例道：“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我们共产党人也重视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大好的革命局面。”张国焘反对道：“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不是农民的党。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阶级，而农民却是一个与小生产相联系的落后的阶级，是一盘散沙，没有什么革命性。”毛泽东争论道：“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现在的城市工人，其祖宗三代全是农民，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天然同盟军。农民所受的剥削和压迫，不比工人少，同样具有革命的迫切愿望。只要我们引导得法，农民就会成为革命的主力军。”陈独秀制止道：“二位不要再争论了，我们此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如何推进国共合作，农民运动不是眼前最要紧的任务。”会议最终虽然也通过了毛泽东和谭平山起草的《农民问题决议案》，但在会后却没有认真组织实施。

    6月20日，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选举产生了新一届领导机构，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项英、朱少连、王荷波为中央执行委员；由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谭平山、罗章龙五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

    大会闭幕时，马林提议唱《国际歌》，他说：“《国际歌》是巴黎公社烈士用鲜血谱写的战歌，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是最雄壮的时代旋律。列宁同志说过，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的熟悉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因此，我提议，全体代表高唱《国际歌》。”李大钊赞同道：“这个提议好。唱《国际歌》能鼓舞士气，坚定信念。以后，党的会议闭幕时，都要唱《国际歌》。我们每个共产党员都应学会这首歌曲，世世代代唱下去，直到实现我们的伟大理想。”陈独秀笑道：“很好。但是，我们的会场附近居民较多，三十多人齐声高唱影响太大。为了安全起见，我们换个地方，到郊外黄花岗去唱。”代表们一致同意。于是，与会代表陆续离开会场，到黄花岗聚齐，由瞿秋白带领大家齐声高唱，其歌曰：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让思想冲破牢笼。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趁热打铁才能成功。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哪能容得寄生虫。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吃尽了我们的血肉。一旦把它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雄壮的歌声在苍松翠柏间回荡，激昂的旋律在黄花岗上空萦绕；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在歌声中升华，中国的光明前景在歌声中展现。

    中共“三大”以后，更多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加入了国民党，从内部积极推动国民党改组。是年十月，中共中央和广东区委、广东团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在广东成立“国民运动委员会”，以推动正在进行的国民党改组工作。在其他各省，共产党人认真执行“三大”决议，为国民党的改组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与此同时，远在巴黎的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周恩来等，也同当地国民党代表商定，八十余名团员全部加入国民党。孙中山得知此事后，即发出电报，任命周恩来为国民党巴黎分部筹备员。不久，国民党旅欧支部在法国里昂成立，周恩来当选为总务主任。

    共产党人的真诚合作和努力工作，使孙中山更加坚定了联共的决心，大大加快了国民党改组的步伐。孙中山聘请苏俄特使鲍罗廷为顾问，委任廖仲恺、李大钊、汪精卫、戴季陶、张继为改组委员，负责国民党本部的改组工作。旋即发表《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进一步说明国民党改组的必要性和基本要求；同时，积极筹备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各项工作。

 第五四回 求团结国共合作 闹贿选军阀弄权（

    第五四回求团结国共合作闹贿选军阀弄权（下）

    孙中山决定改组国民党，是他晚年做出的符合人民意愿、顺应历史潮流的伟大决策；得到了许多国民党人，特别是国民党左派的大力支持。但是，也引起了国民党内右翼势力的中伤和破坏。林直勉、邓泽如等人以国民党广东支部的名义上书孙中山，“弹劾共产党”，反对国共合作。他们污蔑孙中山“搞赤化”、“出卖自己”，谩骂共产党“玩弄阴谋”、“抢班夺权”。孙中山毫不动摇，亲笔撰文，批驳林直勉、邓泽如等人的诬蔑不实之词，重申国民党改组和联合共产党之必要性，告诫他们：“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联俄、联共是我的坚决主张，尔等切不可疑神疑鬼”。随后，孙中山又发表《致全体党员书》，并多次强拖病体主持会议，向国民党人发表演说，反复耐心地解释联俄、联共的重要意义，严厉批评那些散布流言蜚语的人。

    1924年1月20日，在共产国际和共产党人的帮助下，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指派李大钊、林森、汪精卫、胡汉民、谢持五人组成大会主席团；廖仲恺、于右任、张秋白、何香凝等著名国民党人和毛泽东、谭平山、瞿秋白、林伯渠等共产党人为大会审查委员。大会期间，孙中山作了《中国之现状及国民党改组问题》等多次重要讲话，反复强调大会要坚持联俄、联共的原则，把握方向，维护团结。

    经过三天的激烈讨论，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分析了中国的现状，制定了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为奋斗目标的革命纲领，规定了包括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在内的内外方针；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宣言是孙中山和共产党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它使中国国民党有了一个适应时代和革命需要的指导思想，并成为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政治纲领。

    大会在讨论《中国国民党章程》时，展开了尖锐地斗争。广州代表方瑞麟在发言中提出：“国民党不得加入他党，应有明文规定。党章中必须增添上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之条文。”此提案显然是针对共产党员跨党，反对孙中山的联共方针。李大钊当即予以批驳：“共产党员胸怀坦白，行动光明磊落。我们加入国民党，是真心诚意的合作，是要对国民党有所贡献，也是经孙中山先生同意的正当行为。共产党员加入了国民党，就会自觉执行国民党的政纲、章程和纪律。国民党既然允许共产党加入，就不能疑神疑鬼，蓄意制造分裂。”廖仲恺在发言中旗帜鲜明，反驳谬论，坚持孙中山的联共方针，支持李大钊的观点。经过激烈的辩论，多数代表否决了方瑞麟破坏联共、破坏合作的提案。表决通过了同意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议；并决定要努力在工农大众中发展党员，坚决淘汰不纯分子，整顿各级组织，严明党的纪律。

    大会最后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组成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共产党人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林伯渠、张国焘、瞿秋白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接着，孙中山亲自主持“两委”会议，组建国民党中央党部，推举廖仲恺、谭平山、戴季陶为常委，负责处理中央日常事务。确定谭平山为组织部长、廖仲恺为工人部长、林伯渠为农民部长、戴季陶为宣传部长、邹鲁为青年部长、许崇智为军事部长等。

    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其改组工作胜利完成，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也标志着孙中山完成了其一生中最伟大的转变。国民党也赢得了新的发展，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何以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时代精英聚广东，国共合作大局成。反帝反封除军阀，联俄联共助农工。革故鼎新前程远，民族解放责任重。心底无私宇宙广，天下为公大道行。

    正当南方实行国共合作、政局更新之际，北京的军阀政府却乌烟瘴气、四分五裂，闹出了一幕贿选丑剧。原来，第一次直奉战争后，曹锟和吴佩孚控制了北京，为了对抗南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政府，曹锟、吴佩孚把黎元洪再次抬出来，捧上大总统的宝座。黎元洪虽然复职，不过是徒有虚名，军政大权皆操在曹锟、吴佩孚之手。

    曹锟，字仲珊，直隶天津人。幼年家贫，勉强读过几年私塾。青年时以贩卖布匹为业，推着一辆木轮小板车，走村串乡、沿街叫卖，每日获利不多，勉强养家糊口。一次，因受到兵痞之羞辱，愤而弃商投军。凭着天性憨厚，乐于吃苦，喜怒不形于色，忠顺服从官长；又因其排行老三，遂被人戏称为“曹三傻子”。傻名传开，逐渐赢得了袁世凯的青睐，当众褒奖曹锟道：“此人傻得可爱。一脸忠厚之相，实为难得之福将。”这真是傻子自有傻福，歪打也能正着；曹锟从此时来运转，步步高升，成为直系中仅次于冯国璋的重要将领。冯国璋死后，曹锟一跃而成为直系军阀的总头子，爬上了副总统的位置。

    曹锟发迹后，酷爱听戏；他花费巨资，在保定城中大修私家花园，盖戏院、包养戏班，终日歌舞宴乐。他面傻而心不傻，享乐之中，对升官发财始终情有独钟。随着官职不断升高，他敛财的手段亦充满霸气。他公然采取“捉财神、筹军饷”的手段，把辖区内的富商、巨贾统统抓进监狱，肆意勒索；交钱赎命者，立即放人；不交钱者，立即枪毙。如此勒索，成效显著，一月之间便敲诈了五百万银元。他又趁自己六十大寿之机，在保定的大本营中张灯结彩，大宴宾客，借以扩大政治影响。吸引得各省、县官员纷纷赶来拜寿，敬献厚礼。曹锟于酒席宴上突然变脸，以筹办军饷为名，通令直隶所属各县，强行摊派巨款，一次便搜刮到一千三百多万银元。

    此时的曹锟拥兵二十多万，又财大气粗，遂萌生了当总统的邪念。他与手下大将吴佩孚商议，遭到了吴佩孚的坚决反对：“大总统乃国家之名器，非你我之辈所能胜任。”曹锟不听，一意孤行地实施其谋求总统宝座的计划。他以直隶总督、大元帅的身份坐镇保定，怂恿手下四处扬言：黎元洪任期即将届满，应另行选举；企图逼迫黎元洪提前下台。

    小布贩子出身的曹锟认为，大总统职位是可以用钱买到的。为了早日爬上总统宝座，他采取了威逼与贿买双管齐下的手段。一方面，他指使心腹将领冯玉祥逼宫。冯玉祥带领一批军官冲进总统府，天天逼着黎元洪要军饷。黎元洪无权无钱、无兵无枪，被迫宣布提前下台。另一方面，曹锟网络了一批无耻文人、政客组成选举班子，到处制造舆论，摇旗呐喊。曹锟向手下喽啰训示道：“当总统是一笔大买卖，要舍得花本钱。”喽啰们秉承旨意，在北京甘石桥设立了一所议员俱乐部，作为拉选票的活动机关，以五千银元一票的价格收买议员。于是乎，甘石桥俱乐部人来人往，热闹非凡，讨价还价之声不绝于耳，登记算账之人昼夜忙碌。原则上是一票五千元，但议员们根据其地位和影响之不同，有的争到了八千元，有的争到了一万元，而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则争到了四十万元。

    有道是：“有钱能买鬼推磨，没钱便是推磨鬼。”斯时也，国家政局混乱，民主数遭摧残，大部分议员穷困潦倒，且对时局失望，自暴自弃。许多从各省返京的议员抱着“拿钱——投票——走人”的宗旨，接受了贿赂。亦有少数议员眼光长远，不愿为区区数千元而卖身；对于此辈，甘石桥俱乐部则以实授官职为诱饵，代替金钱贿赂。只有极个别的议员嗤之以鼻，保持了冰清玉洁的人格。

    国会是国家立法和选举的机器。议员本应是德才兼备、廉洁公正之士。然而，在金钱和官职面前，近五百名议员不知羞耻，大摇大摆地踏进甘石桥俱乐部，自以为奇货可居，公然讨价还价，不惜争得面红耳赤、丑态毕露。就连“是付现款，还是领支票”，“在哪家银行兑现”等等，都成了吵闹的话题。其道德之败坏，人格之卑劣，难以用笔墨形容。资本主义的议会民主，在中国则变成了丑陋不堪的闹剧。

    选举之日，国会外有大批军警、便衣特务层层包围，内有议长吴景濂主持包办。曹锟厚着脸皮，亲自临场监督；当他踱到北京议员、国民党人吕复席前时，发现吕复未选自己，禁不住心痒难熬，竟然附耳低言道：“为何不选曹某？”不料，吕复天生铮铮铁骨，拍案而起，叉指怒斥道：“你要是能当总统，天下人人皆可当总统。你若真当了总统，那总统也就不是个东西了。”说罢，顺手操起桌上的砚台，向曹锟掷去。曹锟躲过砚台，嘿嘿一笑，厚颜解嘲道：“别生气，买卖不成仁义在。当今乱世，谁既有钱又有名，谁就可以当总统。”一名议员立即反唇相讥道：“大帅，梅兰芳既有名又有钱，我看他可以当总统。”惹得会场哄堂大笑。曹锟的脸皮之厚，可谓天下无双；他不气不怒、不羞不耻，在笑声中继续绕场监督。吴景濂行使职权，要求各位议员严肃认真，交票统计。选举结果，五百九十张有效票中，曹锟以四百八十票当选。

    1923年的“双十节”，众议长吴景濂捧着新总统当选证书，乘坐专列赴保定迎接曹锟。正赶上保定城中大肆庆祝，家家门前悬挂五色彩旗，鞭炮声、欢呼声不绝于耳，舞狮子、舞彩龙热闹非凡。吴景濂赶到曹锟驻跸的“光园”，献上总统证书，张口便是一篇鬼话：“新总统德赛三皇，功超五帝，是以高票当选，足见众望所归，人心所向。”曹锟则冠冕堂皇，满口客套道：“感谢国民之厚爱，敬谢议长之提携。”

    次日，曹锟踏上专列，驶入北京，粉墨登场，就任中华民国第五任大总统。就职仪式结束后，曹锟发表文告称：“锟，军人也，于政治初无经验，今依全国人民付托之重，出而谋一国之福利；然深思熟虑，不胜兢惕。所幸者，国家之成立，以法治为根基；总统之职务，以守法为要义。锟就任之时，适在大法告成之际。此后庶政举措，一一皆有遵循。当此国事未宁，民生凋困，财政竭蹶，军事未戢之时，瞻前顾后，诚不敢谓有必达之能力。然不畏艰难，出于素性，所以答我父老昆季者，惟此至诚而已。”当日便颁发了由他审定的《中华民国宪法》，即被后人称之为“曹氏宪法”。

    曹锟贿选成功，舆论一时大哗。各地纷纷通电抗议，唾骂“贿选总统”；直系军阀内部的诸多将领，也因其臭名远扬而离心离德。皖系的政治对手则纷纷拆台，冷嘲热讽。远在东北的奉系头子张作霖闻讯，勃然大怒，骂道：“妈拉巴子，曹三傻子是小丑，我们东北人决不捧他。”

    曹锟贿选，臭气熏天。中国国民党发表宣言，声讨曹锟“贿买议员，破坏法制，僭越叛逆，违背民主”。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主持会议，决定讨伐曹锟，并与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秘密联系，结成反曹同盟，一致行动。同时，孙中山致电各外国使馆，请其对曹氏政权予以否认。曹锟刚一登上总统宝座，便立即陷入四面楚歌之中，其直系势力亦开始四分五裂。这才是：当上总统靠贿赂，赢得四面皆楚歌。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五回 蒋介石黄埔建军 冯玉祥北京政变（

    第五五回蒋介石黄埔建军冯玉祥北京政变（上）

    话说蒋介石出访苏俄，历时半年有余，忽闻国民党即将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便急忙结束考察，匆匆返回国内，企图挤进国民党中央高层，捞得一份实权。他向孙中山汇报了考察观感，特别强调道：“苏俄共产党专政，在城市没收工商业财产，在农村搞集体农庄，闹得天怒人怨，十分恐怖。我们不能与其建立联盟。”孙中山批评道：“你对苏俄的疑惧，未免顾虑过甚，不适合我党今日之方针。”蒋介石碰了一鼻子灰，立即改口道：“但是，苏俄治军有方。他们建立的军事学校，管理严密，训练得法，武器精良。部队士气旺盛，战斗力甚为可观。”孙中山笑道：“你能如此评价，可见不虚此行。我们就是要效法俄人，开办军事学校，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蒋介石道：“中正谨记总理教导。”孙中山道：“我们已经正式决定，筹建我党的陆军军官学校，就由你担任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道：“中正愿为党国效劳。”

    数日后，蒋介石走马上任，在广州南堤设立了筹备处，旋即召开了首次“校务筹备会议”，着手制定各省招生计划。蒋介石性格急躁，心胸狭窄，遇事独断专行，为争取办校经费和物资，与市政厅长孙科、财政厅长杨西严数次发生矛盾，吵闹不休。干了不到一月时间，蒋介石便赌气辞职；不顾孙中山的一再劝阻、挽留，气愤愤地离开广州，返回老家奉化。孙中山一面指派廖仲恺代理军校筹备委员长，一面派人去奉化劝勉蒋介石。蒋介石怒气冲冲地道：“要我回广州，必须公开整理财政，革除市侩垄断财权。否则，我是不会回广州的。”

    廖仲恺代理筹办军校，尽职尽责，在邓演达等人的协助下，积极筹措，备尝艰辛，历时数月，完成了建校的各项工作。选定校址于黄埔区的长洲岛上，定校名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简称黄埔军校。长洲岛位于珠江中央，四面环水，环境幽雅。岛内筑有多处炮台，与江两岸的鱼珠炮台、沙路炮台成三足鼎立之势，易守难攻，既可控珠江之咽喉，又便于开展军事训练。岛上原有清朝建立的陆军小学堂和海军学校旧址，略加修葺改造，即可使用，又节约了大量人力与资金。

    1924年5月5日，黄埔军校正式成立，新生已陆续入学，各科任教员也已到校上课。孙中山为缓和矛盾，将财政厅长杨西严免职，由廖仲恺兼任。蒋介石争足了面子，才返回军校莅任。孙中山签发政令：自任军校总理，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组成校本部最高领导层，直属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校本部下设政治、教授、训练、管理、军需、军医六个部。政治部以戴季陶、周恩来为正、副主任；两月后因戴季陶离职赴沪，由周恩来为主任。李济深、邓演达为教练部正、副主任，王柏龄、叶剑英为教授部正、副主任，林振雄为管理部主任，周俊彦为军需部主任，宋荣昌为军医部主任，何应钦为总教官。

    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率国民党军政要员出席大会。孙中山致辞道：“国民革命之所以迟迟不能成功，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没有自己的革命军队。为了完成救国大业，我才下决心改组国民党，建立自己的军队。我们现在开办军校，就是仿效俄国，创造革命军队。”“我热切希望各位革命军人，自今日起要树立远大志向，一生一世都不生升官发财之心，只做救国救民之事。”他向全体师生颁布训词道：“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孙中山的讲话赢得了全场雷鸣般的掌声。

    会后，孙中山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校园，与学校领导、教员合影留念。在校长办公室，孙中山即兴挥毫，为军校大门书写一联曰：“升官发财请往别处”；“贪生怕死勿入此门”；横批“革命者来”。蒋介石亦附庸风雅，提笔写下“亲爱精诚”四字，呈请孙中山核准，颁作军校校训。

    黄埔军校成立后，以孙中山制定的“创造革命军队，挽救中国危亡”为宗旨，以蒋介石提出的“亲爱精诚”为校训，以培养军事与政治人才，组成以黄埔学生为骨干的革命军，实行武装推翻军阀、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完成国民大革命为目的。军校采用军事与政治并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方针。在军事教育方面，初设学科与术科两类，自第二期分为步兵、炮兵、工兵、辎重兵、宪兵五科，后又逐步增设了骑兵、交通、无线电、航空等科目。在政治教育方面，开设了三民主义学说、社会主义运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马克思列宁思想概论、中国农民运动、中国工人运动、军队政治工作等课程。军校领导人和政治教官经常向学员作政治演讲，组织政治讨论会等活动。黄埔军校为中国革命造就了一大批杰出的政治、军事人才，在后来的国内战争中发生了重大的作用。

    军校建立之初，苏联政府无偿提供了开办经费，运来了大批的武器装备，派遣了数十名优秀军事干部到校担任教官。军校按照列宁创建红军的经验，建立了政治教育和政治工作制度，在各团、营、连设立政治部和党代表。开学两月后，蒋介石即奉孙中山之命，筹建党军，先后组建了两个教导团，以何应钦、王柏龄分任团长。教导团仿照苏联红军建制，实行三三制，即每团三个营，每营三个连，每连三个排，连以上单位设置党代表，负责官兵的政治思想工作。

    蒋介石自担任校长后，深深意识到利用教育阵地，培植个人势力之重要；因而，十分注重树立其个人威信，频繁地对学生进行训话。他一面要求学生以布尔什维克为榜样，坚信三民主义；并经常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其革命左派之面目溢于言表，极易感动青年学生。另一方面，他又十分推崇曾国藩、胡林翼的封建式治兵术，大量印发《曾胡治兵语录》，作为军校的必修课；他反复向学员灌输“军人以服从为天职”的教条，培养愚忠理念，借以达到使学员效忠于他之目的。

    黄埔军校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先后派遣周恩来，恽代英、肖楚女、聂荣臻、叶剑英等到校内担任各项负责工作；并要求各地党组织选派优秀党、团员报考军校，使之成为军校骨干。周恩来，字翔宇，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西淮安。生的浓眉秀目，丰神俊雅；性格机警，思维敏捷。青年时考入南开中学，立志为“中华崛起而读书”。五四运动时组织“觉悟社”，随天津代表团进京请愿。国难当头，周恩来大声疾呼：“莽莽神州，已倒之狂澜待挽；茫茫华夏，中流之砥柱伊谁？”为寻求救国救民真理，他与同学相约赴欧洲勤工俭学，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带头组建旅欧团支部，任支部书记。黄埔军校成立时，应孙中山电邀回国，出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机警过人，对蒋介石在黄埔军校的政治表演洞若观火。为了保持党的相对独立性，报经孙中山批准，周恩来在军校中建立了中共特别支部，组织共产党员、青年团员蒋云先、周逸群、陈赓等成立了“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该会的主要任务是：执行孙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配合军校中心任务开展革命宣传。编辑出版了《中国军人》刊物，在军校学员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不久，国民党中央委员、右派分子谢持来黄埔军校视察，向王柏龄等人散布道：“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为了篡夺国民党的权力，利用军校发展其势力。不可等闲视之。”王柏龄深表赞同，便授意学生贺衷寒、潘佑强等人发起成立了“孙文主义学会”，打着研究孙文主义的幌子，与青年军人联合会相对抗。他们在学生中挑拨离间、制造事端、散布流言蜚语，污蔑共产党人；企图把共产党人排挤出军校，破坏国共合作。

    学员中的派系斗争愈演愈烈，规模愈来愈大。孙文主义学会有恃无恐，甚至公开集会、示威，散发传单，大张反共旗帜；从而引起了蒋介石的高度警觉。从内心来讲，蒋介石敌视共产党，反对国共合作；但摄于孙中山的威严，不敢过早暴露自己的反共面目，唯恐引起孙中山的震怒，影响其校长职位。蒋介石权衡再三，把王柏龄找来，当面大骂道：“糊涂至此，可恶殊甚。拉帮结派，挑起内讧。”随即又召集两派骨干学员痛加训诫道：“近期以来，校内形成两派，讧争激烈。诽谤三民主义，怀疑共产党人，倾轧之声，日高一日。中正目击心伤，不忍坐视分裂。特颁布训令：各种学会团体立即解散。今后如有未经许可，秘密加入各项团体者，即以植党营私论处，在所必惩。”“三民主义，吾党所宗。联俄、联共之策，乃总理亲手制定。中正惟有遵循总理教导，不偏不倚，公平正直，以增强内部之团结。吾校校训为亲爱精诚，凡能精诚团结者，吾必亲之爱之；凡破坏团结者，吾必惩之戒之。”在蒋介石的严厉制裁下，两个互相敌对的学会被同时取消。但孙文主义学会却依然暗中活动，成为蒋介石的私党。后人有诗议之曰：

    国共合作局势定，亲爱精诚校训明。欲成大业须团结，自古败家因内讧。

    次年，随着军校学员的增加，教导团正式改名为党军，蒋介石任党军总司令，廖仲恺为党代表。黄埔军校面貌一新，官兵上下士气高昂。孙中山满怀信心，制定计划，准备再次大举北伐。

    正在此时，北方局势风云突变，贿选总统曹锟轰然倒台。原来，曹锟贿选总统之事，使吴佩孚大为不满。为了笼络吴佩孚，曹锟封其为陆海军大元帅，独掌军事大权。随后，曹锟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组成了以孙宝琦为首的内阁政府。曹锟组阁，惟钱是亲；大小官职均有定价，一手交钱，一手交委任状，倒也符合买卖公平原则；但却激怒了冯玉祥。冯玉祥，字焕章，安徽巢湖人。出身贫寒，性格豪爽，圆脸丰腴，体格雄壮。青年时期投身军旅，历任哨长、营官、管带；辛亥革命时率部起义，后被北洋军阀收编，成为曹锟手下的一名将领。曾受曹锟指使，带人威逼黎元洪下台。曹锟当上总统后，冯玉祥自认为逼宫有功，期冀封赏，然而却未得到升官。加之冯玉祥天性耿直，厌恶其卖官鬻爵，遂对曹锟极为不满，萌生反叛之意。

    恰在此时，孙中山派遣徐谦前来游说。冯玉祥和徐谦是早年旧识，故人相见，无所不谈。徐谦呈上孙中山的亲笔信，劝冯玉祥和南方革命政府联合，一道从事国民革命。冯玉祥阅信后，慷慨感言：“北方军阀大都受清廷遗毒甚深，误国误民。南方政府真心救国救民，全国民众和有志气的将领，都仰望孙中山先生之英名。我早有追随孙先生之意，只恨无缘拜识。今与故人相会，承蒙先生亲笔函约，我愿弃暗投明。请转告中山先生，只要用得着我，我将全力以赴。”二人约定后，冯玉祥派秘书任佑民陪同徐谦返回广州，与孙中山详细商谈。同时，冯玉祥又派人赴东北，与奉系军阀张作霖联络，促其起兵夹击北洋政府。张作霖乘机发表通电，要“率兵入关，讨伐曹吴”；随即出动二十万大军直逼朝阳，与直系的王怀庆部、米振标部展开激战。第二次直奉战争全面爆发。

    激战数日，王怀庆、米振标两部势单力孤，丢弃朝阳，全线溃退。张作霖兵分三路，分别向山海关、赤峰、承德推进。而直系前线的冯玉荣部、王成斌部却不愿为曹锟卖命，在奉系大军的压迫下，放弃阵地，不战而退。

 第五五回 蒋介石黄埔建军 冯玉祥北京政变（

    第五五回蒋介石黄埔建军冯玉祥北京政变（下）

    直系部队连连失利的消息传到北京，曹锟如坐针毡，心烦意乱。没当总统时，一心想当总统，真当了总统，才知道总统的日子并不好过；身边多了一批溜须拍马的佞臣，却失去了众多将领的衷心拥戴。加之左右嬖幸，对于吴佩孚在京，有如芒刺在背，乘机怂恿曹锟催促吴佩孚亲自上前线指挥。

    在曹锟的多次催促下，吴佩孚在中南海四照堂点将、布兵，分左、中、右三路迎敌。中路由彭寿莘、董政国、王维诚率十五万大军出山海关，从正面迎战奉军主力。左路由王怀庆率五万大军，与渤海舰队配合，进攻葫芦岛，从侧面袭击奉军。右路由冯玉祥率三万兵力出古北口，绕道双塔山，从背后夹击奉军。命冯部之孙岳代理京畿警备司令，守卫北京。

    战乱年代，人心难测；政局变化，反复无常。在长期的彼此混战中，北洋将领大多养成了唯我独尊的性格，认钱不认人的德行。只要能升官发财，什么顽钝无耻之事，都能干得出来。他们仗着有枪有钱，肆意践踏法律，时常背信弃义。只要有利可图，敌人立即就会变成朋友；一旦争夺起利益，朋友随时会变成敌人。曹锟的特点是极为贪财，擅长克扣军饷；上行下效，各级将领大多嗜钱如命。唯一例外的是吴佩孚生性耿介，一文不贪。然他虽不贪财，却改变不了其他将领贪财之恶习。

    吴佩孚调兵遣将之后，冯玉祥提出要求：“大战在即，应将拖欠的军饷如数补发，然后才能开拔。”吴佩孚闻言大怒道：“兵临城下，战事危急。不思退敌，只知要钱。难道不发饷就不打仗了吗？彭寿莘、王怀庆两路兵马都不要军饷，不是照样开赴前线了吗？”冯玉祥不服，继续争持道：“我的右路军奉命北上，要绕道敌后，路途最远，又不通火车。还请大帅增拨三百辆军车，以方便运输，确保部队按时到达敌后。”吴佩孚怒道：“就你多事。军人都有两条腿，难道不会走路吗？”冯玉祥再辩道：“靠腿走，哪要走到何年何月。倘若贻误战机，请大帅莫怪，我已有言在先。”吴佩孚极不耐烦，挥手言道：“好吧。再拨给你四十辆军车，立即开拔。”

    冯玉祥满腹怒气，又不能当面发作。转身离开帅府，回到军部，立即向张作霖发出电报，把吴佩孚的军事部署全盘告知。随后，命令部队从北京出发。他告诫手下将领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务要采取步步为营之策略，实际上是有意拖延军机。手下将领心领神会，领兵出城后磨磨蹭蹭，自北京至古北口拉成一条塔形长线，前方只有疏疏落落的几个兵，而愈到后方则兵力愈密。出兵十余日，鹿钟麟的第三旅还在北京郊区未动，冯玉祥则一屁股坐在怀柔城内，拥兵不前，大有坐观成败之势。

    再说张作霖收到冯玉祥的电报后，喜不自禁，急与幕僚商议，决定先下手为强，利用从日本买来的飞机，空袭秦皇岛，摧毁直系的海军舰队。于是，一连数日，奉系空军每天出动十余架飞机，对秦皇岛猛烈轰炸，把直系渤海舰队的六艘战舰，二十多艘运输舰全部摧毁。吴佩孚的三路大军，就只剩下了山海关外的彭寿莘一路人马。

    海军覆没，让吴佩孚大为震怒。他心急火燎地率领大批随从，登上专列，风驰电掣般赶到山海关督战。大帅亲赴前线，按理说能够鼓舞士气，大张军威。实则不然，手下将领大多离心离德，没人愿意拼命厮杀。吴佩孚登上长城，用望远镜视察战况，但见硝烟簇簇升起，炮声隆隆震地。双方数十万大军依托阵地，互相炮击；方圆数十里内硝烟弥漫，战火连天。

    大战进行了十余日，直系军队难以招架，逐渐丢失阵地，向后退却。吴佩孚大恐，急忙致电冯玉祥，称：“我军不利，前线危急。望你部火速出击，直捣敌后。大局转危为安，赖斯一举。”冯玉祥接电大喜，命令部队：“前军变后军，后军变前军。反戈回师，占领北京。”又发电报麻痹曹锟，谎称：“我军大捷，直捣奉天，张作霖已成瓮中之鳖。”

    1924年10月23日傍晚，冯玉祥率部直扑北京。住在郊外的鹿钟麟旅与城中的孙岳旅里应外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未放一枪一弹，一举占领北京。士兵们一律佩戴蓝布白字臂章，上写“誓死救国，不扰民，真爱民”。入城部队分兵把守各重要路口，并实施戒严，断绝交通，迅速占领各部、署衙门和电报局。曹锟还在睡梦之中，便被捉拿在床。国务院各部官员，在一夜之间，全部成了冯玉祥的阶下囚。

    次日晨，冯玉祥在北苑召开军政会议，商讨如何应对北方时局。出席会议的全是冯玉祥手下的各位将领；会议推举冯玉祥为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黄郛为副司令兼第二、三军军长；孙岳、鹿钟麟入城有功，分别升任师长。会议讨论的主要议题是尽快发表通电，邀请南方的孙中山来北京主持国家大局。孙岳出谋道：“鉴于孙中山尚无确切消息，吴佩孚则必然会率军攻击北京。我们应把段祺瑞抬出来，让他担任临时执政，以代替曹锟的职权。这样，还可起到联络皖系的山东督军郑士琦，借以阻止吴佩孚的军事进攻。”冯玉祥道：“这个办法好，能收一箭双雕之效。就请老段出来做临时执政。”黄郛提议道：“还应尽快成立摄政内阁。为了表示欢迎孙中山北上之意，所选定之内阁成员最好是国民党员。”冯玉祥大喜道：“事不宜迟，我们立即就办，马上确定内阁人员。”会议经过讨论，确定由黄郛担任摄政内阁总理，王正廷为外交兼财政总长，李书城为军事总长，李烈钧任参谋总长等。会议只用了半天时间，就确定了新一届执政大员。到下午，摄政内阁即开始掌权理政，并邀请段祺瑞出山。此次军事政变干脆利落，一举成功。

    在如何处置曹锟的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有人主张杀，有人主张释放，有人主张监押。冯玉祥与段祺瑞、黄郛商议了数次，依然是这三种观点，无法统一。遂确定提审曹锟，依其态度而定。曹锟被士兵押进会议室，冯玉祥怒斥道：“你贿选窃位，祸国殃民，克扣军饷，世人皆曰当杀。”段祺瑞道：“你若能立即下令停战，免去吴佩孚各项职务，并自动宣布退位，则可以不杀。”曹锟惶惶道：“这三条我全部照办。”黄郛道：“那就饶你不死。”曹锟当场签署手令，满足了新政权的三项要求后，被再次囚禁。随后，冯玉祥又派遣鹿钟麟、张璧率领一队卫士，到故宫与溥仪谈判，迫使溥仪及其嫔妃迁出故宫，退居摄政王府。

    与此同时，吴佩孚在山海关外督战，面对全线失利的局面，惟有艰难支撑。他亲率僚属赴九门口督战，前线兵将闻知，士气转旺，战局颇有转机。忽见日籍顾问冈野匆匆赶来，呈上一份电文。吴佩孚接手一看，神色大变。电文称：“冯玉祥等于昨日退出战场，未经枪战即攻入北京，发动政变。曹锟总统已失去自由，内阁官员全部被囚禁。”吴佩孚双眼死死盯着电报，细看所列之叛变者名单，全是多年来追随在左右的直系将领，不由得怒火上窜，两眼发黑，差点晕倒在地。过了半晌，他逐渐稳定神色，带领随从赶回总司令部。

    吴佩孚，字子玉，山东蓬莱人。生的长脸隆额，白面红髭；两眉入鬓，高鼻悬胆；秀才出身，智略过人。青年时加入淮军，旋即改投袁世凯新军，在曹锟麾下历任连长、营长、团长等职。护法战争期间，随曹锟迎战蔡锷；于枪林弹雨中救了曹锟一命，遂得到曹锟的大力提携而步步高升。在北洋系统内部，曹锟之憨厚与吴佩孚之精明，可谓天生绝配；曹锟之粗鲁与吴佩孚之文雅又相得益彰。在多年的征战岁月中，凡吴佩孚之谋略，曹锟无不言听计从。二人之差别在于，曹锟极为贪财，吴佩孚却非常清廉。二人唯一的政见分歧是：曹锟贿选总统，吴佩孚极力反对；未能达成一致，终于出现裂痕；但却丝毫不影响曹锟对吴佩孚之信赖，亦不影响吴佩孚对曹锟之忠诚。吴佩孚此次挂帅出征，督战关外，原想一鼓荡平奉军，谁料战况不利，大有难以招架之势。忽接北京来电，得知冯玉祥反叛，老巢被端，后路被断。吴佩孚五内如焚，匆忙赶回总司令部。何以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一纸电报重如山，千军统帅方寸乱。兵家奇谋抄后路，人生最怕中暗箭。

    吴佩孚回到总部，立即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各高级将领全部出席。吴佩孚以极为沉痛地语气宣布了北京政变的消息，与会将领无不大惊失色。接着，吴佩孚宣布总退却计划，将残余兵力分为三大防御体系：秦皇岛一线由张福来负责防守，昌黎一线由彭寿莘负责防守，滦州一线由靳云鹏负责防守。安排完防御计划，吴佩孚顿感身心极度疲惫，连夜带领一团卫队，登上专列，星夜疾驰，返回天津。

    主帅逃跑，直系军心大乱。相反，奉系部队则士气空前高涨，全面发起猛烈进攻。此时，奉系悍将张宗昌成了战场上的骄儿。张宗昌所领的部队是一支典型的杂牌军，其中收留有大量的日本、朝鲜、法国、白俄军人，虽然漫无军纪，但却凶残善战。张作霖把张宗昌摆在最前线，本意是让他当炮灰，想不到却成全了他。张宗昌率领这支近两万人的杂牌军实施中路突破，一阵猛打猛冲，击溃了直军董国政的昌黎防线，一举攻占了冷口，兵锋直逼建昌大营。防守建昌的直军胡景翼部临阵倒戈反叛，与张宗昌合兵一处，挥兵打下滦州，把直军截成两段。与此同时，奉军吴光新部占领海阳，列炮猛轰秦皇岛；张学良又率部从长城口杀出，加上张宗昌部由滦州挥师南下，直军便处在奉军的三面包围之中。

    俗话说：兵败如山倒。处在包围中的直军彻底丧失斗志，纷纷丢弃阵地，狼奔兔窜，仓皇逃命。枪支、大炮、弹药扔得漫山遍野，粮食、被服、帐篷充斥道路两旁。奉军乘胜追击赶杀，枪击刀劈，沿途毙伤无数；人喊马叫，势如狂涛汹涌。大战数日，直军的三道防线全部土崩瓦解。

    10月30日，奉军三路并进，攻占秦皇岛。除少部分直军乘轮船从海上逃跑外，其余二万多人被缴械投降。次日，山海关外的直军全部逃离阵地，麇集在车站。不料，入关的铁路已被炸断，火车不能开动。败兵又逃向秦皇岛，被迎面而来的奉军重重包围，近三万人马全部当了俘虏。

    奉军连连获胜，张作霖大喜，命令各部：“火速入关，捉拿吴佩孚。”此时，山海关内至唐山一带的直军已全部放弃抵抗。奉军则以吴光新的骑兵师为先锋，一路势如破竹，呼啸而进。各路奉军紧随其后，大队人马，长驱入关。攻古冶、占芦台、陷塘沽，一路穷追猛打，战无不胜；只用了五天的时间，便兵临天津城下。直军完全陷入奉军和冯玉祥军的大包围之中。

    困守天津的吴佩孚眼见大势已去，率残部两千余人乘舰逃往武汉。次日，奉军吴光新、张宗昌两部杀入天津；随后，奉军大队纷纷抵达；在天津的直军残余部队全被缴械。

    第二次直奉战争到此结束。此次大战，直军败得太惨，前后不到两个月，二十万大军烟消云散，吴佩孚做梦也想不到会是这般结局。这才是：直奉大战天地暗，胜败全在弹指间。皆因冯部闹政变，老巢被抄全局乱。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六回 孙中山北京辞世 蒋介石东征争先（

    第五六回孙中山北京辞世蒋介石东征争先（上）

    话说直奉大战后，张作霖一下子变得威风凛凛，率领十五万大军入驻京津，成了北洋政府的最高掌门人。张作霖身材瘦小，生性机警。他幼年家贫，曾为地主老财家放猪。青年时混迹绿林，染就浑身匪气，亦具豪侠风骨。后加入北洋军旅，却又独树一帜。在多年的军阀混战中纵横捭阖，左右开弓，进则入关问鼎，退则东北称王。由一个“放猪郎”成为拥兵数十万的乱世枭雄，张作霖不愧是一个亦官亦盗、亦匪亦侠的风云人物。

    张作霖将帅府设在天津，带领一支卫队入京，与冯玉祥、段祺瑞会晤，设宴欢庆胜利。三人虽然握手言欢，但却貌合神离，各怀鬼胎。谚云：一山不容二虎。张作霖兵强马壮，携战场大胜之余威，一心想独霸北京，称雄天下。冯玉祥自认为政变有功，但却兵力单薄，难与张作霖抗衡。段祺瑞察颜观色，首尾两端，心存坐山观虎斗之念。席间，冯玉祥提议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暗中含有对抗张作霖之意。张作霖心知肚明，但因初来乍到，不好表示反对；何况早先曾与孙中山有共同起兵，讨伐曹锟之约。段祺瑞随声附和，表示赞同。于是，冯玉祥当即致电孙中山，称：“辛亥革命，未竟全功。以致先生政策，无由施展。今幸偕同奉军，勘定首都。此役既平，一切建国方略，尚赖指挥，望速命驾北来，俾亲教诲，同深期盼。”

    数日后，段祺瑞毕竟老谋深算，略施小计，便挑起了两虎相争。他以临时执政的名义封张作霖为陆海军大元帅，同时又下令撤销国民军。冯玉祥早在政变之初就被部下推举为国民军总司令，并一手扶持段祺瑞上台。段祺瑞此刻恩将仇报，撤销了冯玉祥的职务，显示出露骨的敌意。从而引起了冯玉祥及其下属的强烈不满。相反，段祺瑞封张作霖为大元帅，则是主动巴结，卖身投靠之意；遂使张作霖更加飞扬跋扈、目空一切。

    不久，冯玉祥与张作霖的矛盾日益激化。冯部将领鹿钟麟因不满段、张勾结，又想联合吴佩孚共同对抗段、张。于是暗中释放了曹锟，让其尽快与吴佩孚联系，起兵攻打北京。随后，鹿钟麟又密谋发动兵变，企图驱逐段祺瑞出北京。不料，其事不密，段祺瑞预先得到风声，躲进了张作霖的元帅府。鹿钟麟的计划落空，而其意图却全部暴露无遗。

    段祺瑞躲在天津，积极应对。在其密电唆使下，安徽、山东、福建、浙江的皖系军阀将领纷纷通电，扬言出兵讨伐冯玉祥。张作霖更是恼羞成怒，扬言要用武力解决鹿钟麟部。矛盾严重激化，双方剑拔弩张。段祺瑞缓过神来，立即以执政府的名义，命令冯玉祥到张家口，担任西北边防督办。在各方军阀的压力下，冯玉祥反复思忖，自知兵微将寡，难以抵敌，不得不率部撤出北京。接着，段祺瑞重返北京执政，但其实权却操在张作霖的手中。

    再说孙中山接到冯玉祥的邀请电，立即发布《北上宣言》，重申反帝、反军阀的政治纲领，揭示国民革命的目的在于让人民掌握军队，结束军阀武装割据的局面；主张召开国民会议解决时局问题。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也发表对时局的主张，提出了召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号召。在孙中山和共产党人的大力推动下，全国各地很快掀起了促成国民会议运动的浪潮。上海、广州、南京、北京、天津和浙江、湖南、山东、安徽等地的民众团体纷纷发表通电、宣言，拥护国共两党的政治主张，并争相成立国民会议促成会。一时间，“召集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结束军阀统治”、“实现和平统一”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1924年11月12日，孙中山在宋庆龄的陪同下，扶病登上“永丰舰”，自广州启程北上，途径湘江、上海，又绕道日本；一边积极治病，一边四处演说；反复强调：“军阀混战，致使生灵涂炭。”“各军阀皆以帝国主义为靠山，故欲打倒军阀，必须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铲除一切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召集国民会议，组建民选政府，实为此行之要旨。”

    一月后，孙中山一行抵达天津。在天津，孙中山与张作霖进行了数次会谈，就召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上初步达成共识；但在军队问题上却发生了严重分歧。孙中山主张：“自民国以来，军阀混战不休，民众灾难深重。其根源在于武人专政，践踏民主。欲实现国内和平统一，军队必须交给国家，由政府统一指挥。”张作霖认为：“成者王侯，败者贼寇。强者为尊，弱者为贱。民国的几届政府，全是由军人拥立的。军队是老子，政府是儿子。岂能让儿子管老子？”孙中山解释道：“我们所说的政府，是经过国民会议选举产生的政府。”张作霖笑道：“别提议会选举。曹三傻子还不就是议会选举的，那些议员爱钱不要脸，连妓女都不如，简直是一群猪仔。”孙中山再次争辩道：“那是过去。我们现在要召集的国民会议，一定会公正选举。”张作霖大笑道：“先生太书生气了。你不爱钱，我信。可你能保证手下的人都不爱钱吗？依我看，这世界上就没有不爱钱的人。”二人分歧太大，终于不欢而散。次日，孙中山又强拖病体赶到北京，下榻于北京饭店。

    正当孙中山辗转北上，一路宣传召集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时，段祺瑞执政府却发表了“外崇国信，尊重旧约”的卖国声明。同时，公布了一份《善后会议条例》，企图以所谓的善后会议来抵制国民会议。孙中山抵京后立即发表通电，反对段祺瑞一手包办的善后会议，并指示国民党员拒绝参加善后会议。国民党中央随即向全党下达了抵制善后会议的通知。中国共产党也发表宣言，强烈谴责段祺瑞的倒行逆施，号召全国人民赶快起来抵制，立即召开国民会议。

    段祺瑞包办的善后会议于2月1日开场。为了抵制和反对段氏之逆行，在国共两党的倡导和组织下，全国各地二百余名代表组成的国民会议于3月1日在京举行。经过与会代表的热烈讨论，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坚决否认段祺瑞的善后会议，重申了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打倒军阀的主张。

    当是时，旧的军阀政权刚刚被打倒，新的军阀政权尚未正式建立。北京城里同时召开着两个会议，一个是段祺瑞控制的善后会议，一个是孙中山指挥的国民会议。谁胜谁负，悬于一线。国民会议如能乘势而上，大有彻底结束军阀统治，实行民主建国之势。然而，如此大好局面，却因孙中山先生不幸逝世，而未能取得实质性的结果。

    孙中山先生毕生致力于国民革命，高举振兴中华大旗，常怀救国救民之念，毫无自私自利之心；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岁月中不屈不挠，早已积劳成疾。此次抱病进京，指导召开国民会议，接见各地代表，昼夜操劳，致使病情加重，高烧昏迷，被送进协和医院治疗。经德国、日本、英国、美国医生会诊，诊断为肝癌晚期，医治无望。孙中山本是医生出身，对自己的病情了如指掌；得知诊断结果后，他向身边守护人员提出，放弃治疗，出院休养。

    孙中山出院后，迁至顾维钧之私寓静养。他自知时日不多，依然十分镇定，不顾病痛折磨，加紧安排后事。他躺在病榻上，艰难口授，由汪精卫代笔，写下国事遗嘱、致俄国政府书和家事遗嘱。复由夫人宋庆龄扶住手腕，在遗嘱上亲笔签字。其《总理遗言》略曰：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务须努力。

    1925年3月12日，虽然已是早春，北方气候犹寒；突然天降大雪，漫山遍野皆白。是日，顾维钧寓所雪压翠竹，风折古松；春梅泣血，丹鹤哀鸣。屋内，孙中山脸色蜡黄，瘦骨嶙峋；静卧病榻，生命垂危。他微睁双目，环顾四周，用微弱的声音，向守候在身旁的夫人宋庆龄、儿子孙科和国民党要员汪精卫等人殷殷嘱托道：“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和平、奋斗、振兴中华。”言讫，合上双目，与世长辞。斯时，窗外雪花飞洒，万水千山皆垂泪；北风呼号，天昏地暗齐伤悲。

    次日，国民党中央、中共中央分别发表《告中国民众书》，号召全国人民加倍努力，清除前进道路上之一切障碍，完成先生的未竟大业。

    噩耗传出，举国悲痛，人民用各种方式表达着对孙中山先生的深切哀思。各地报刊、杂志纷纷撰文缅怀，称赞先生的丰功伟绩。各大城市、各种政治团体纷纷举行追悼大会；千山肃立万水悲，兆民忍痛心欲碎。

    第三日，国民党中央决定，把总理灵柩移到北京公园，举行盛大公祭。为期十天的公祭仪式，一队一队的政党团体代表、各界民众、外国友人，个个臂带黑纱，胸佩白花，缓步来到灵前致哀、祭奠。吊唁民众，络绎不绝；旬日之内，达七十余万人。共产党领袖李大钊、林伯渠，以及国民党要员汪精卫、孙科等，轮流为孙中山先生守灵。公园内外，片片纸钱满天飞，对对银烛热泪流；苍松古柏皆戴孝，各界代表齐举哀。整个北京城内，旗帜半降，哀乐低回；人人佩戴黑纱，家家设立祭坛；挽联、挽幛挂满大街小巷，花圈、香烛摆满道路两旁。诗曰：

    伟躯静卧花丛中，神州落日泣哀鸿。尚余遗业艰难甚，谁与斯人慷慨同？

    人死不能复生，但精神可以永存。伟人辞世，留下的是振兴中华之千秋大业。哀思之余，当继承先生之遗志，一息尚存须努力，万代奋发强中华。倘能如此，则先生之英名，必将与天壤而同久，与三光而同辉。后人有诗志孙中山先生曰：

    为改神州旧山河，投身革命磨难多。愈挫愈勇四十年，矢志不渝救中国。伟业未竟身先死，四万万人仰楷模。奋斗精神昭万代，激励后人再求索。

 第五六回 孙中山北京辞世 蒋介石东征争先（

    第五六回孙中山北京辞世蒋介石东征争先（下）

    再说自孙中山北上之后，广东的局势又发生了巨烈动荡。原来，陈炯明自前年被逐出广州后，一直盘居于东江一带，继续与广州革命政府相对抗。他自恃潮汕地区资源丰富，惠州地势险要，又拥有林虎、刘志陆、李易标等各部六万人马，并得到英国帝国主义的支持，时刻准备“反攻”广州。孙中山北上后，陈炯明以为时机已到，便自封为“救粤军总司令”，以林虎、洪兆麟为正副总指挥，调集三万兵力，伺机进袭广州。

    广东革命政府得知敌情后，在胡汉民、廖仲恺的主持下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先发制人，主动出师东征，肃清东江，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当是时，革命政府统辖的部队计有：杨希闵的滇军、许崇智的粤军、刘震寰的桂军、谭延闿的湘军、朱培德的滇军，总数约十万余人。东征部队，原定计划以滇、粤、桂三军为主力，分兵三路迎战陈炯明的叛军。具体部署是：以许崇智的粤军为右翼，进淡水，经海陆丰，直趋潮汕，攻洪兆麟防地；以杨希闵的滇军为左翼，经河源、老隆，直趋兴宁、伍华，攻林虎防地；以刘震寰的桂军为中路，长驱直入，围攻惠州。但作战计划颁布后，各部旧军阀有意保存实力，并未切实执行，而是在原驻地徘徊观望。

    其时，黄埔军校党军因直辖于大元帅府，且训练未久，为滇、桂军阀所嫉妒和蔑视，并未列入战斗序列。军校师生闻讯群情激昂，积极请缨杀敌，始经批准，编入右翼军序列。黄埔军由蒋介石统领，周恩来随军负责战时政治工作。黄埔军出动两个教导团，一个学生总队、炮兵营、工兵营、辎重队，计约三千人；与粤军的第二师协同作战，合计兵力约万人左右。由于各军阀部队心存观望，畏缩不前，蒋介石慷慨激昂，亲率三千子弟兵，自告奋勇打头阵。

    1925年2月3日，蒋介石率领黄埔军出虎门，由广九路向石龙挺进。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一路兵不血刃，旬日之间连克东莞、石龙、常平等地，出师告捷，士气大涨。蒋介石乘胜挥师，兵锋直逼淡水城。淡水系一较为低矮之土城，由叛军熊略、杨坤如部约四千人防守。黄埔军抵达淡水后，周恩来亲率宣传队深入附近各乡村开战宣传，揭露叛军罪行，发动群众，孤立敌人。蒋介石与苏联顾问召集军事会议，决定对敌采取包围攻击态势。由黄埔军进攻城之东南，由粤军第二师进攻城之西北。部署甫定，蒋介石又从教导团中挑选奋勇官兵三百人，组成“敢死队”。他向敢死队员鼓动道：“只有不怕死的人才配活着，怕死之人应让他早点去死。对面城中的守敌皆是些贪生怕死之辈，是不堪一击的乌合之众。消灭他们，只需一战而定。”他把敢死队队员分成十组，每组附梯一架，配备机关枪一挺；队员人人携带手雷、炸弹，配以手枪、利剑；命令各组务于翌日拂晓前隐蔽接近攻城地点。

    次日凌晨，蒋介石亲赴南门外炮兵阵地。他一声令下，三十多门苏制新式火炮齐声怒吼，炮弹在城头上连连开花。近百挺机关枪猛烈扫射，弹雨打得城头上火星四溅，尘土飞扬。城上的敌军睡意未醒，即被打得藏头缩颈，哭爹叫娘。潜伏于城下的敢死队，在炮火、机枪和步兵的掩护下，一跃而起，竖起云梯，冒死奋勇登城。一颗颗手雷、炸弹扔进敌群，一片片弹雨沿城横扫。敌军死伤惨重，余者纷纷丢弃阵地，跳下城墙，狼狈逃窜。敢死队前仆后继，猛冲猛打，迅速打开城门；教导团战士如同山呼海啸，攻入城内，与敌展开激烈巷战。蒋介石冒着枪林弹雨，亲率学生总队杀进城中，指挥各部发起猛冲。敌人全线崩溃，无心恋战。熊略、杨坤如带领残败人马，节节败退，从东门仓皇逃跑。激战进行了三个小时，城中残敌被全部肃清。计毙敌千余，俘虏七百，缴获枪支、弹药、粮饷、辎重不计其数。此战打得干脆、漂亮；黄埔军武器精良，士气高昂，蒋介石指挥得当，调度有方；终致一鼓作气势如虎，大获全胜克淡水。

    淡水被克后，右翼军大队人马纷纷赶到，在城内外驻扎、布防。数日后，敌军洪兆麟率三千多人从海丰赶来，与狼狈逃跑的残敌汇合，进行反扑，在城东与粤军第二师展开激战。炮声隆隆，弹雨纷纷；双方大战半日，难分胜负。蒋介石登上淡水城头，用望远镜观察良久，忽然回头向身后的何应钦、王柏龄下达命令道：“一团出北门，二团出南门，分别从侧翼运动到敌人阵地之后，发起猛攻。”何应钦、王柏龄得令即行，率领所部如飞而去。半小时后，敌军背后突然响起激烈的枪炮声，两个团的黄埔军如同暴风骤雨般发起猛攻。叛军遭此突袭，不战自乱，纷纷丢弃武器，夺路而逃。粤军第二师乘势发起攻击，与黄埔军两面合围，战场上枪炮轰鸣，杀声震天。敌酋洪兆麟匆忙上马，带领数百名卫队落荒而逃。残敌大部无处遁形，纷纷举手投降。是役，毙敌千余，俘获二千余，缴获颇丰。如此大捷，再次彰显了蒋介石出奇制胜的军事指挥才能。

    在东征右翼军连战连捷，胜利进军的情况下，杨希闵率领的左翼滇军也占领了博罗，刘震寰率领的中路桂军占领了飞鹅岭，逼近惠州城。此时，陈炯明一面调兵遣将阻拦右翼军，一面暗中派人游说杨希闵、刘震寰，合谋推翻广州革命政府，致使左翼、中路两军按兵不动，只作壁上观。而残敌洪兆麟部于淡水败退后，又在平山地区纠集力量，整顿补充，准备反攻淡水。

    蒋介石侦知敌情后，决定乘敌立足未稳之际，飞兵奇袭。他亲率三千黄埔军星夜兼程，挥师猛攻平山城。洪兆麟部尚未集结完成，本是惊弓之鸟，突然遭到炮火打击，顿时乱了阵脚；各部纷纷丢弃辎重，夺路而逃。蒋介石挥军杀入城中，猛冲猛打，洪兆麟魂飞胆丧，混在残兵之中，向海陆丰地区溃逃。蒋介石率领黄埔军随后穷追不舍，洪兆麟残部如同丧家之犬，四散惶惶乱窜。周恩来及时与当地共产党组织和农会取得联系，动员各村镇居民群起截击，漫山遍野搜捕残敌，败军大部被擒。右翼军全面占领了海丰、陆丰地区。

    正当右翼军大获全胜之际，突然传来了孙中山逝世的噩耗。蒋介石痛哭流涕，集合黄埔军设灵祭奠。周恩来宣读祭文，缅怀孙中山的丰功伟绩，表达全体黄埔军人的悲痛哀思；号召黄埔军继承总理遗志，完成革命大业，彻底肃清东江叛军，用实际行动捍卫广东革命政府。蒋介石悲痛欲绝，当场吟诗一首，曰：

    艰难革命此东征，亲率三千子弟兵。忽闻总理辞世去，挥剑长空涕泪横。

    孙中山的逝世，使东征军内部发生了剧烈地变化。在陈炯明的诱惑、煽动下，杨希闵、刘震寰率部陆续返回广州，图谋发动武装叛乱，颠覆革命政府。杨、刘二人回到广州，又与北京段祺瑞派来的密使暗中勾结，决定于五月中旬发动军事政变；随即派兵控制了广州市区。广东革命政府被迫撤退到黄埔港办公。

    5月9日，鉴于杨希闵、刘震寰的反革命阴谋已完全暴露，广东革命政府召开紧急会议，中共广东区委和廖仲恺等国民党左派坚决主张讨伐杨、刘。会议决定立即致电东征军右翼部队，火速回师广州，平息反革命叛乱。

    右翼军总指挥许崇智接电后，立即召集蒋介石、周恩来、谭延闿、朱培德等人开会。决定由许崇智率领粤军八千人留守潮汕一带，以牵制陈炯明。由蒋介石任东路军总指挥，率领黄埔军、粤军一万五千人回师广州；由谭延闿任北路军总指挥，率领湘军一万人杀回广州；由朱培德任南路军总指挥，率领滇军八千人会攻广州。蒋介石又电令黄埔军校全体师生和虎门要塞炮兵部队，计五千余人，由吴铁城指挥封锁广州城南郊，保卫大本营。四路大军同时行动，广州城乡风起云涌。

    当蒋介石率领主力部队飞兵急进，杀到广州城外时，杨希闵、刘震寰已经发动叛乱。叛军抢占了车站、电报局、省公署、财政厅等重要机关，封锁了各条交通要道。

    紧急关头，在中共广东区委和各级工会的组织领导下，广州电厂工人和广九铁路、粤汉铁路工人举行大罢工，断绝了叛军的水、电和交通；海员工人在各河道及海口实施堵截，切断了叛军的退路。广州城内一片混乱，叛军官兵昼夜惶惶不安。

    6月11日，蒋介石、谭延闿、朱培德、吴铁城率领的四路大军，从三面向广州城发起猛攻。数百门大炮同时开火，成串的炮弹飞进城中，叛军的阵地顿时成了一片火海。但见飞沙走石，烟熏火焚，死尸横陈，鬼哭狼嚎。炮火打击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叛军指挥部被炸塌，一师师长赵成梁当场毙命。城内，叛军四下乱窜，停止抵抗。城外，蒋介石一声令下，各路讨伐军发起猛冲，迅速突破叛军阵地，如龙卷风般攻入城中。各条街巷枪声激烈，喊杀连天，讨伐军如同风卷残云，攻势凌厉，从三面围歼。叛军丢弃阵地，全线溃散。杨希闵、刘震寰眼见大势已去，丢下残部，从西门窜出，落荒而逃。讨伐军重重围裹，敌二师师长陈天泰被活捉，残部近万人缴械投降。

    大战进行了三个小时，城中叛军被全部肃清，革命政府又一次转危为安。蒋介石成为万众瞩目的东征英雄、平叛功臣。是日，广州革命政府为表彰蒋介石的赫赫战功，任命蒋介石兼广州卫戍司令。

    1925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提议和推动下，国民党中央实施全面改组，把大元帅制改组为委员会制。新一届国民政府宣告成立，汪精卫、胡汉民、林森、许崇智、谭延闿为常务委员；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任外交部长，廖仲恺任财政部长，许崇智任军事部长。国民政府发表宣言，表示要履行孙中山的遗嘱，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召集国民会议，推翻军阀统治。

    接着，国民政府设立军事委员会，将所辖各部军队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黄埔军校学生编为第一军，蒋介石任军长；湘军编为第二军，谭延闿任军长；滇军编为第三军，朱培德任军长；粤军编为第四、五军，李济深和李福林分别任军长。各军普遍仿效黄埔军校和第一军，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共产党员周恩来、李富春、朱克靖、罗汉、林伯渠分别担任各军政治部主任。各军的师、团一级也有不少共产党员担任党代表。大批共产党员在各军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使军队面貌为之一新，开始形成有着明确政治目标和民主精神的军队。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大力进行整顿。重新修订行政规划，积极整顿吏治，统一行政管理，铲除专横军人割据局面；统一财政收支，统一税收，严惩军阀官僚的贪赃枉法。经过整顿，广东全省的军政、财政、民政逐渐统一于国民政府的直接领导之下，经济状况大为好转，革命根据地得到了空前的巩固。这才是：全面改组气象新，大力整顿政局稳。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七回 闹工潮连发惨案 借刺廖汪蒋抢权（

    第五七回闹工潮连发惨案借刺廖汪蒋抢权（上）

    话说国共合作以后，国民党办军校、建军队，全力以赴抓武装。而共产党则完全相反，一心一意搞工农运动，丝毫没有军事意识。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回顾和总结了一年来国共合作的经验，明确指出国民党内已形成左、中、右三派力量；确定中共在国民党中的方针是扩大其左派，批评和争取其中间派，反对其右派。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工人阶级如何参加民主革命运动，以及党如何领导即将到来的工农运动高潮。大会还制定了指导工农运动的方针，并决定在全国积极建立和发展党的基层组织，迎接工农革命运动的新高潮。

    会后，党的领导人分赴各地，深入到工厂、车间宣传动员，不断壮大工人组织。5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全国铁路总工会发起，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刘少奇在大会上作形势报告，大会通过了三十多项决议案。报告和决议案强调：中国工人阶级应该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国民运动，必须团结广大农民和其他一切力量，使自己成为革命运动的中心。大会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选举林伟民、刘少奇、邓中夏、苏兆征、李立三、项英等为执行委员；林伟民为委员长，刘少奇为副委员长，邓中夏为秘书长。

    同日，广东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亦在广州举行。是日上午，两个大会的代表偕同广州市工人、农民、学生十多万人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成立，展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新阵营，有力的推动了工人运动的高涨。

    在此背景下，5月15日，上海日商棉纱七厂工人为抗议资本家无理开除工人，要求增加工资而举行罢工。共产党员、工人纠察队领袖顾正红冲在罢工队伍最前头，并带头高呼口号：“反对东洋人压迫工人。”面对带枪的日本厂长及其打手，顾正红毫无惧色，据理力争。日本厂长理屈词穷，蛮横开枪，子弹击中顾正红左腿，鲜血直流。顾正红忍着伤痛，振臂高呼：“工友们，大家团结起来，斗争到底。”日本厂长再次开枪，击中顾正红小腹。顾正红紧紧抓住身旁一棵小树，顽强挺立，继续呐喊道：“共产党人的鲜血不会白流，我们的斗争一定会胜利。工友们，坚持斗争，胜利属于我们。”刽子手向他连连开枪，并用刀猛砍其头部。顾正红壮烈牺牲。众工友急忙上前抢救，日本打手疯狂开枪，十多名工人倒在血泊之中。

    帝国主义者的血腥屠杀，激起了棉纱七厂工人的无比愤怒。工人们连夜串联，相约共同反抗。次日，上海各日本纱厂的二万多工人举行同盟大罢工。三十多个社会团体召开联席会议，组织成立了“同胞雪耻会”，号召上海各界民众支援工人罢工。中共中央通过上海工会组织召开万人大会，追悼顾正红，声讨帝国主义的罪行。帝国主义继续采取高压政策，拘捕工会活动分子和参加追悼会的学生，甚至公开扬言要对“闹事者”进行公审；从而激起了上海人民的强烈义愤。

    5月2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紧急会议，提出要将工人的经济斗争转变为反帝政治斗争，决定于5月30日在租界举行反帝大示威。同时，为加强工会组织力量，决定由共产党员李立三、刘华等主持，筹备成立上海总工会，急调刘少奇到上海领导工人运动。

    5月30日上午，上海工人、学生二千多人，分组在公共租界各马路散发传单，进行反帝宣传、演讲，揭露帝国主义枪杀顾正红、抓捕学生的罪行。租界当局出动大批巡警，肆意逮捕演讲学生数百人。在学生反帝激情的感染下，各界民众上万人涌上街头，汇聚在南京路老闸口捕房前，高呼“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打倒帝国主义”；“收回外国租界”等口号，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学生。英国捕头爱复生恼羞成怒，竟调集数十名巡捕，公然开枪屠杀手无寸铁的群众，当场打死十三人，重伤六十余人，逮捕一百五十余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这才是：

    日寇枪杀顾正红，激起正义反抗声。五卅又发大惨案，反帝烈火更熊熊。

    帝国主义的野蛮镇压，把上海各阶层人民进一步卷入了反帝斗争的洪流。是夜，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确定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组织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三罢”斗争。会议决定由蔡和森、瞿秋白、李立三、刘少奇等人组建上海总工会，全面领导“三罢”斗争。

    次日，上海总工会宣告成立，由李立三任委员长。在总工会的组织、领导下，上海三十多万工人实行总同盟罢工，五万多学生开始罢课，绝大多数商人实行罢市。在罢工运动中，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宣告成立，召集二十多万人举行市民大会，通过了与帝国主义交涉的十七项条件，主要有：撤退帝国主义军队、取消领事裁判权、收回会审公堂、释放被捕学生、惩办杀人凶手、赔偿道歉等。

    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舆论封锁，中共中央特别创办了《热血日报》，由瞿秋白担任主编。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等在《热血日报》、《向导》和《中国青年》上连续发表文章，揭露帝国主义压迫、屠杀中国人民的真相，指导运动向纵深发展。6月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书》，指出：“全上海和全中国的反抗运动之目标，决不止于惩凶、赔偿、道歉等。而应认定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其主要目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五卅运动的狂飙迅速席卷全国。从工人发展到学生、商人、市民、农民等社会各阶层，并从上海发展到全国各地，遍及二十五个省区，一千七百多万人加入到斗争的行列。“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驻华军队”；“为死难同胞报仇”的怒吼声，响彻长城内外，震撼大江南北。

    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引起了帝国主义的恐慌。英国、日本向上海增派大批军舰和海军陆战队，野蛮枪杀中国人民，仅六月上旬就制造流血事件九次，打死六十多人，重伤七十多人，轻伤不计其数。帝国主义者在进行武装镇压的同时，又借口“司法调查”，召开“关税会议”，引诱资产阶级。他们以增加税率，停止借款、通汇、航运和供电相威胁，逼迫大资产阶级退出统一战线。国民党右派戴季陶等人乘机大肆鼓吹“要缩小斗争范围，与外资友谊协商”，对帝国主义表示妥协，破坏反帝斗争。

    在帝国主义的威逼、利诱和国民党右派的蛊惑下，上海总商会会长、买办资产阶级代表虞洽卿组织了“五卅委员会”，首先提出“单独对英”、“缩小范围”的口号，将工商学联合会拟定的十七项交涉条件修改为十三条，删去了撤退外国军队等核心条款；决定于六月底单独停止罢市，开张营业。民族资产阶级接受这一决定，甘愿出卖工人阶级的利益，退出了反帝统一战线。接着，各校学生放暑假，纷纷离校回家；“三罢斗争”只剩下工人阶级孤军奋战。

    与此同时，奉系军阀张作霖秉承帝国主义旨意，派军队进驻上海，宣布戒严，下令封闭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拘捕工作人员。随即又封闭了上海总工会，抓捕并秘密杀害了工会领导人刘华。北京段祺瑞执政府通电“取缔煽惑罢工”，电令上海戒严司令部，限令各级工会一律取消，并通缉李立三、刘少奇等领导人。

    一时间，黑云压城城欲摧，山雨欲来风满楼。为了保存工人阶级的力量，维护已经取得的斗争成果，中共中央决定实行策略转移，由总罢工改为经济斗争和局部解决。通过各厂分头谈判，迫使日本、英国资本家答应“承认工会组织”、对罢工工人予以生活帮助、酌加工资、不得无故开除工人、对死伤者进行赔偿等条件后，各厂工人于九月上旬陆续复工。后人有诗议“五卅运动”曰：

    五卅运动有丰功，唤起民众啸苍穹。锻炼工人锻炼党，东亚睡狮已觉醒。

    在“五卅”反帝大浪潮中，“省港大罢工”因其规模宏大、影响深远而威震中外。为了支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派邓中夏到湘江，与苏兆征、陈延年一起发动湘江各行业工人，于6月19日开始罢工；随后，广州沙面租界也举行罢工。23日，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发动下，广州工人、学生、农民、商人、黄埔学生军和从湘江返回的罢工工人共十万多人举行反帝大集会。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主持大会，共产党员周恩来、陈延年等人出席，并发表义愤填膺的讲话。会场上群情激昂，吼声雷动；“声援上海工人的正义行动”；“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响彻云霄。会后，十万群众举行声势浩大的反帝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经过沙面租界对岸的沙基时，遭到英国军警的疯狂扫射。枪声暴起，弹雨肆虐，游行队伍顿时大乱，大批工人倒在血泊之中。英国军警丧心病狂，持续开枪射击，当场打死五十二人，重伤一百七十余人，轻伤不计其数；造成了震惊中外的“沙基惨案”。

    侵略者的暴行，激起了更为强烈的反帝怒火，罢工人数陡然猛增。仅湘江一地，罢工工人激增到二十五万人，其中十三万工人陆续返回广州，使湘江的交通、航运、码头、企业全面陷入瘫痪状态。

    “沙基惨案”发生后，中华总工会立即召开湘江和沙面租界各工会代表大会，议决产生了罢工的最高领导机关——省港罢工委员会，推举苏兆征为委员长，邓中夏为委员会党团书记、总顾问。罢工委员会具有政权性质，设立了法院、监狱等机构；组成了二千多人的工人武装纠察队。共产党员赵子轩任纠察队长、邓中夏为训育长。纠察队封锁了湘江和沙面租界的交通要道，截留出口粮食，扣押走私物资。明令宣布：“凡英国船只、货物，一律禁止进入广州。”罢工委员会还设立宣传队，创办《工人之路特号》报刊；张太雷、肖楚女等人连续撰写文章，教育、激励工人，指导罢工运动。毛泽东主编的国民党中央机关刊物《政治周报》也发表了大量指导罢工斗争的檄文。广东国民革命政府大力支持罢工运动，给罢工委员会每月拨款一万银元作为活动经费。廖仲恺自愿担任罢工委员会顾问，经常和苏兆征、邓中夏等一起研究情况，制定策略，共同维护工人权益；并为解决罢工工人的生活问题四处奔走。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长何香凝积极开办医院和小型生产合作社，救死扶伤，接济工人家属的生活。

 第五七回 闹工潮连发惨案 借刺廖汪蒋抢权（

    第五七回闹工潮连发惨案借刺廖汪蒋抢权（下）

    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省港大罢工坚持了十六个月之久，沉重打击了英国帝国主义，被封锁的湘江成了名副其实的“死港”、“臭港”；大批工厂倒闭，商店关门，百业萧条，物价飞涨，交通航运彻底瘫痪；港英政府财政收入萎缩，赤字增加，蒙受了巨额的经济损失。

    与南方革命风暴遥相呼应的是，北方人民的革命斗争也掀起了滔天巨浪。原来，自直奉大战后，段祺瑞和张作霖互相勾结，掌握了北京政府。他们对内破坏国民会议运动，压迫冯玉祥的国民军，封闭工会，压制民众；对外则屈从于帝国主义，公然召集由各列强参加并把持的关税特别会议，对抗广大人民的关税自主要求。其倒行逆施，已完全堕落为国民革命的敌人。从而引起了北方人民“反奉倒段”的斗争。

    1925年11月28日，在国共两党的共同组织和发动下，北京城里掀起了空前规模的政治运动。北京各学校，工厂纷纷组建了敢死队、保卫队，带领群众五万多人在神武门前举行示威游行，高喊“打倒奉系军阀”；“打倒段祺瑞卖国政府”；“废除不平等条约”；“国民革命万岁”等口号。次日，成千上万的群众又在天安门前举行国民大会，声讨段祺瑞政府的卖国罪行。同时，天津、唐山、郑州等地工人和农民也行动起来，成立总工会，组织农民协会，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奉倒段运动。

    面对风起云涌的革命形势，反动势力进行了猖狂的反扑。1926年1月，受英、日、美帝国主义的直接指使，直、奉军阀重新勾结起来，在山西军阀阎锡山的配合下，以“讨赤”为名，向冯玉祥的国民军发起进攻。3月12日，日本军舰闯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阵地；国民军鸣空炮以示警告。事后，日本驻华使节反诬中国军队挑衅，纠集英、美、法、意等八国公使，向段祺瑞执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同时，各列强调集大批军舰云集大沽口，以武力相威胁。张作霖、阎锡山又出动部队两面夹击，冯玉祥部连战连败，逐步撤出京津地区。

    帝国主义的公开挑衅激怒了北京人民。3月17日，由国民党北京特别党部发起，中共北方区委联络学生总会、北京总工会等十余团体代表，召开紧急会议，议决于次日上午在天安门前召开国民大会，并举行游行请愿；会议推选国民党北京政治分会主席徐谦、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以及于右任、丁惟汾等人组成大会主席团，徐谦为主席。

    3月18日，在国共两党的组织、领导下，北京各界五千多人齐集天安门前，徐谦主持国民大会，李大钊在会上发表讲演，号召大家发扬五四精神，反抗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大会主席团成员黄昌谷宣读了《驳复八国通牒宣言》。会后，组织了二千人参加的游行队伍，由共产党员王一飞担任游行总指挥，直奔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执政府前请愿。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以及国民党北方组织负责人丁惟汾、王乐平等参加了游行。当游行请愿队伍进入执政府门前广场时，段祺瑞调集大批军警、卫队封闭了交通要道，用机关枪、步枪向手无寸铁的请愿群众猛烈扫射，仅仅半小时，打死五十余人，打伤二百多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三一八惨案”。北京女师大学生刘和珍、杨德群等在惨案中牺牲，李大钊、陈乔年在指挥群众撤退时负伤。惨案发生后，段祺瑞执政府下令通缉徐谦、李大钊等领导人。中共北方区委、国民党北方领导机关被迫迁至苏联大使馆西院内，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何以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反帝爱国风云涌，热血飞扬山河红。革命屡次受挫折，卖国政府最可憎。

    再说国民党内原本就派系林立、矛盾重重。在革命大潮的冲击下，各派系明争暗斗，更加尖锐；致使广州政局扑朔迷离，暗藏杀机。自孙中山逝世后，原受孙中山震慑的右派分子日益嚣张，肆无忌惮地加紧活动。邹鲁、谢持、邓泽如、胡毅生等人多次在胡汉民家聚会，集中攻击左派领袖廖仲恺，密谋制造暗杀事件。

    廖仲恺，原名恩煦，广东惠阳人。长期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全力襄助孙中山制订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和国民党内的左派领袖。国共合作后，他担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工人部长、黄埔军校党代表、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广东省省长等重要职务，为建立军校、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殚精竭虑、贡献卓越。他和共产党人真诚合作，热情支持工农群众运动，同国民党右派针锋相对、不屈不挠地进行斗争。从而引起了右派分子的切齿仇恨，多次密谋，欲置其于死地而后快。

    一日，汪精卫得知右派图谋不轨的消息，当面提醒廖仲恺注意安全。廖仲恺坦然一笑，回答道：“我生平为人做事凭良心，自问没有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总之，生死由他去，革命不放松。”汪精卫建议道：“应加强警卫，尽量减少外出活动，以防不测。”廖仲恺慨然道：“值此党国多难之秋，个人生死早已置之度外。完成总理未竟大业，推动革命运动继续前进，乃吾之夙愿。倘若为党为国而牺牲，亦是革命家之职分，何所顾忌！”廖仲恺临危不惧，依然每日坚持工作，毫不妥协的与右派分子进行斗争。

    8月20日，在戒备森严的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数名暴徒公然开枪，将廖仲恺刺杀于光天化日之下。

    刺廖血案，震惊朝野。当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立即召开紧急联席会议，决定成立特别委员会，专门处理刺廖血案；推举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为委员，授以政治、军事、警察全权。接着，国民政府又设立审理廖案特别法庭，并指派陈公博、周恩来、吴铁城等九人为廖案检察委员会，负责检察事宜。

    凶手很快被擒获，然审讯之结果却让检察官们大吃一惊。凶手供认，其行凶是受朱卓文之贿买，幕后策划者有魏邦平、梁鸿凯、林直勉、胡毅生等。这些人有的是胡汉民的老部下、堂弟，有的是许崇智属下的军官。胡汉民、许崇智成为“刺廖案”的重要嫌疑人物。于是，广东的社会治安和执行特别使命的任务，便落在党军和黄埔军的身上，作为黄埔军校校长、党军司令、广州卫戍司令的蒋介石，也就成为廖案特委会的实际领导者。蒋介石大权在握，当即宣布广州全城戒严，命令党军第一师师长何应钦督率所部分区警戒，并派出一部赶赴观音山驻防，严密监视许崇智及其粤军之行动。

    然而，特委会在“缉拿嫌犯，惩办凶手”的问题上却严重分歧，连日争议不决。苏联顾问鲍罗廷根据案情，提出了立即逮捕胡汉民等人的建议。蒋介石、许崇智则认为证据不足，坚决反对；会议否决了鲍罗廷的建议。此时，会场外各种势力活动频繁，暗流涌动。粤军第一军军长梁鸿凯公然叫嚣：“朱卓文因反共产而刺杀廖仲恺，即使挺身而出亦无大罪。”胡毅生、魏邦平、林直勉等人则秘密聚会，商议对策。胡汉民装聋作哑，四处活动，为其堂弟胡毅生说情。

    会议开了四天，依然争持不下。汪精卫为了借机驱逐胡汉民，以达到大权独揽之目的，终于忍耐不住，公开摊派，直言指责道：“胡毅生、胡汉民是反革命分子的急先锋。胡汉民必须对廖案负政治责任。”蒋介石之意不在辑凶，而想乘机打倒许崇智，夺取最高军权，故而反复强调：“当务之急，在于剪除谋叛军队，追查其幕后主使。”汪、蒋各有图谋，彼此心照不宣。会后，二人连夜在私寓密谋，达成“驱胡倒许”之默契。

    次日，蒋介石调动党军和黄埔军紧急行动，包围粤军第一军军部，实施抓捕。其时，胡毅生、朱卓文早已闻风逃往湘江；只有林直勉、梁鸿凯、梁士锋、杨锦龙等人被捕。胡汉民因知情不报，也被蒋介石押解黄埔军校，予以软禁。梁鸿凯、梁士锋、杨锦龙在城中的部队被全部缴械、收编。数日后，特委会做出“胡汉民出洋考察”的决定，随即由国民政府给予“俄使名义”，从黄埔港遣送出国。

    蒋介石支持汪精卫驱胡，汪精卫支持蒋介石倒许。9月18日，汪精卫以军委会主席的身份发布命令，借口“梁鸿凯串通粤军将领，谋反国民革命政府，罪在不赦。着广州卫戍司令蒋介石全权处理广东局势。”蒋介石抓住机会，给许崇智以致命一击。他将审理廖案中掌握的材料公之于众：把许崇智勾结右派刺廖、把持财政、侵吞公款、克扣军饷的证据四处传播，以分化粤军；同时，用重金收买了许崇智手下的数名师长，彻底孤立了许崇智。次日，蒋介石命令黄埔军全体出动，解决“反革命各军”。黄埔军发动突然袭击，迅速包围粤军司令部，将许崇智一举抓获。许崇智的嫡系郑润奇师、龙莫雄旅被缴械、收编。黄埔军全面接管了原粤军的防务。入夜，汪精卫主持国民党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了“对许崇智撤销一切职务，勒令其离开广东”的决定。蒋介石雷厉风行，连夜派人将许崇智押送上船，逐出广州。

    借处理“刺廖案”，汪精卫、蒋介石配合默契，收获良多。之前，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曾被孙中山誉为党国“三杰”；至此，只剩下汪精卫一人独揽大权。而蒋介石则乘机赶走许崇智，夺取了东征军总指挥一职，为其爬上“军界领袖”宝座扫除了一大障碍。于是乎，汪、蒋联手，初步形成了一文一武，掌控国民革命政府的格局。这才是：先烈尸骨未寒，汪蒋急忙抢权。一石击中二鸟，不知谁苦谁甜？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八回 蒋介石阴谋篡位 陈独秀公然妥协（

    第五八回蒋介石阴谋篡位陈独秀公然妥协（上）

    话说广州国民政府忙于处理内乱之时，陈炯明又在英帝国主义和段祺瑞的支持下，死灰复燃，于九月重新占领了东江一带。盘踞在广东南部的邓本殷也予以配合，形成了对广州的夹击之势。

    为了彻底消灭广东境内的反动军阀势力，统一和巩固革命根据地，1925年10月，国民革命政府决定举行第二次东征。东征军设总指挥部，由蒋介石任总指挥，下辖三个纵队，分别由何应钦、李济深、程潜为一、二、三纵队长，计约八万兵力。周恩来为总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军党代表；政治部专司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组织宣传队随军出征。东征军三路并进，声势浩大；纪律严明，作战勇敢；在东江农民的支持下，经过数日激战，一举攻克惠州，歼灭了陈炯明的主力近万人。陈炯明丢弃老巢，率领残部向东逃窜。东征军分路追击，所向披靡，相继占领海丰、陆丰、梅县、潮州、汕头等地，全歼陈炯明残部一万多人，完全收复了东江地区。陈炯明只身逃往湘江，从此销声匿迹。第二次东征，历时半月，大获全胜。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又发动了讨伐邓本殷的南征，命令朱培德为南征军总指挥。南征军分路发起进攻，陈铭枢率第一路军在开平与敌鏖战数日，击溃了数倍于己的敌军，获得大捷。叛军全线崩溃，弃阵而逃。南征军乘势进攻，分路追歼，转战两月，相继攻克高州、雷州、钦州、廉州一线。邓本殷率残部退守海南岛。南征军渡海作战，分区扫荡，逐步肃清了岛上残敌。

    至此，国民革命军全部消灭了广东境内的军阀势力，统一了广东全省，巩固了革命根据地。随后，广西桂系军队中的少壮派李宗仁、白崇禧等击败了旧军阀陆荣廷、沈鸿英残部，驱赶了滇系唐继尧的势力，统一了广西。李宗仁发表通电，宣布接受广东国民革命政府的直接管辖。国民政府随即将广西桂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李宗仁任军长。两广再次实现统一，国民革命势力空前壮大。

    当东征军、南征军浴血奋战之际，国民党内部又出现了严重地分裂。1925年11月下旬，国民党老右派邹鲁、谢持、张继等中执委员、中监委员十四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非法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邹鲁大放厥词道：“共产党钻进国民党内，挑拨离间，窃取大权；制造纷争，实为大患。是故，清除共产党已成为挽救本党的当务之急。”谢持发言称：“苏联顾问宣扬共产，大搞赤化，祸及党国，亦在取缔之列。”邹鲁、谢持的一唱一和，引起了与会者的一片喝彩。会议经过密谋，通过了《取消共产党在本党党籍案》、《开除中央执委会之共产派谭平山、李大钊案》、《鲍罗廷顾问解雇案》等一系列反动议案，公开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形成了“西山会议派”。会后，成立了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北京执行部。随后，他们又窜到上海，召开伪国民党“二大”，拼凑班子，另立中央，公开制造分裂。

    消息传到广州，国民党左派联合共产党人，对西山会议派的反共分裂活动予以坚决回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电各级党部，严正宣布：“西山会议派公然背叛总理遗训，非法召集会议，破坏国共合作，实为党国之败类。”随后，各级地方党部纷纷发表通电，表示“拥护中央决定，要求严惩西山会议派”。毛泽东主编的《政治周报》，大张旗鼓地进行反击右派的宣传报道。毛泽东本人撰写了一系列文章，有力地揭露了右派反对革命的卑劣行径，深刻分析了右派分裂的原因以及对革命事业的影响。

    国民党内部的斗争，日趋尖锐，急需统一思想，反击分裂。于是，经过多方筹备，1926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到会代表二百余人，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居压倒优势。大会听取了政治、党务、军事、财政、工运、农运等多项报告，并展开激烈地争论。大会的中心是重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维护国共合作大局，并组织力量反击右派进攻。然而，由于陈独秀对右派采取了完全妥协、退让的政策，以致新老右派暗中结合，把蒋介石扶持起来。蒋介石亦极力表现，异常活跃，成为新右派势力的代表人物。

    1月6日下午，蒋介石向大会作军事报告，他抓住机会，自诩为孙中山的忠实信徒，竭力宣扬自己。他叙述了两年来军队建设以及对敌作战的概况，大摆其奉命组建党军、第一次东征、平定杨、刘叛乱及其在处理廖案中解决反革命军队、肃清内部和第二次东征的功绩；似乎统一广东、稳定政局全是他一人所为。蒋介石的自我吹嘘，博得了不少人的喝彩。国民党人李子峰当即提出动议：“请全体代表起立，向战功显赫的蒋介石同志致敬，并勉其为党国努力奋斗。”李子峰的捧场，赢得了全场雷鸣般的掌声，顿使蒋介石名声大噪。蒋介石见其自我宣扬收效显著，为进一步博得代表们的赞赏，便故作谦虚，补充说明道：“近两年来，国民革命军小小的成绩，实在是三民主义的伟大胜利。蒋某人之作为，不过是为党国尽忠，以报效总理知遇之恩。”蒋介石的谦逊表态，又一次赢得了全场喝彩。

    蒋介石深知，这次大会是他谋取党权、跻身中央核心的进身之阶。从本质上讲，蒋介石反对国共合作，赞同西山会议派的主张；但却迫于形势之压力，不敢公开表露其心迹；只好暗中策划、阻挠对西山会议派的严肃处理。1月10日晚，蒋介石以宴请大会代表为名，在黄埔军校搞了一次聚会活动，并邀请汪精卫参加。在宴会上，蒋介石即席致辞，道：“革命、用兵、联俄的意义，都不过是为了打倒帝国主义。可是本党却为此而闹起纠纷，尚希各位以大局为重，团结本党同志，妥善解决纠纷。”他进一步分析道：“如果总理处置此事，必定会痛恨激愤；但绝不会坐视分裂。”那么，如何解决纠纷呢？蒋介石提出了两个办法：“一是整饬纪律，对于犯错误的党员要严重处罚。二是要安慰总理在天之灵，不使本党分裂。”言下之意是，不能对西山会议派“严重处罚”，致使“本党分裂”，否则就难以“安慰总理在天之灵”。最后，他郑重其事地宣称：“各位同志要精诚团结，挽狂澜于既倒，作党国之砥柱，继承总理遗志，完成革命大业。”

    次日，由上海赶到广州的孙科，获悉蒋介石的谈话意图，行装甫卸，便急忙拜访蒋介石，商议团结本党之办法。蒋介石当即表示：“坚决反对处罚西山会议派”，并指使孙科就此提出议案。然而，孙科的提议，并未被大会采纳；“弹劾西山会议派”的议案终于列入了议程。蒋介石眼见阻挠不成，又匆匆召集黄埔军校代表开会，统一思想，形成要求从宽处理西山会议派的议案，并请汪精卫出面向大会提出建议。

    1月13日，大会正式讨论“弹劾西山会议派案”，由路有余代表提案审查委员会提出从重处罚的意见。汪精卫随即按照黄埔军校代表的议案，向大会提出修正意见，主张对其从轻处罚。与会代表随后进行了激烈地争论，双方各抒己见，吵闹不休。在此重要关头，陈独秀从上海发来指示，要求与会的共产党员“要保持克制，不得参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纷争”。由于陈独秀的妥协退让，国民党内左、右两派势均力敌，蒋介石又从中袒护、调和，大会最终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将西山会议派的首要分子邹鲁、谢持永远开除党籍，对参加西山会议的林森、居正、张继、石青阳等十二人提出书面警告。如此从宽处理，使蒋介石的目的基本达到。

    大会的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新的中执委、中监委。当选为中执委的有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戴季陶、宋庆龄、何香凝等，共产党人当选的有李大钊、谭平山、吴玉章、林伯渠。候补委员中有共产党人毛泽东、董必武、邓颖超。中监委则全被国民党右派所占据。随后，在二届中执委一次会议上，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汪精卫、蒋介石、谭平山、林伯渠、胡汉民等九人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至此，蒋介石便由“一大”时的一名普通党员，一跃而跻身于国民党中央领导核心，成为与汪精卫并列的一文一武两大党魁。

    国民党二大后，毛泽东被任命为宣传部代理部长。面对国民党内新老右派的勾结，联想到陈独秀的无原则合作、分不清敌友的现实，毛泽东苦苦思索，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在《革命》杂志上公开发表。文章劈头提醒道：“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分不清敌人与朋友，必不是个革命分子。”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经济地位决定人的政治态度，阶级立场决定人的革命行动。在逐一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后，毛泽东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农民阶级是我们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然而，毛泽东的提醒并没有引起陈独秀的重视，也未能制止蒋介石的反共行动。事实上，共产党人的善意退让，并没有使国共两党的矛盾得以缓和，相反，却使国民党新右派更加胆大妄为。后人有诗议之曰：

    真知灼见意坦诚，分清敌友鸣警钟。可惜党首不理睬，埋下后患遗无穷。

    蒋介石跻身国民党中常委之后，其野心急剧膨胀，朝思暮想着爬上“党国领袖”的宝座。但是，他深感有两支巨大的力量在左右威胁：一支是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势力。其时，汪精卫身兼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要职，其地位、权势远在蒋介石之上。另一支是以共产党为首的革命势力；尤其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不断壮大的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重大影响，使蒋介石惊恐不安。于是，他处心积虑、秘密筹划，暗中开始了“反共排汪”、夺取最高领导权的尝试。

    蒋介石精于权谋，惯于造谣生事，栽赃陷害，再反咬一口，乘机大打出手。他利用其黄埔军校校长的身份，鼓动孙文主义学会骨干王柏龄、欧阳格等人大造舆论，四处散布谣言，称“汪精卫被共产党所利用，出卖党国利益”；“汪精卫事事听命于苏联顾问，必将断送党国事业”。谣言纷呈，越传越凶，国民党右派分子乘机推波助澜，拼命攻击。自诩为国民党“左派领袖”的汪精卫闻讯，直气得面色铁青，却百口莫辩。

    正当汪精卫穷于应付，竭力辟谣之际，蒋介石又使出阴招，突然下令将汪精卫的亲信、黄埔军第二师师长王懋功免职，任命自己的亲信刘峙为第二师师长。本来，撤换师长必须经过军委主席签署命令，但蒋介石却先斩后奏，无异于是对汪精卫的当头一棒。紧接着，蒋介石又找到汪精卫的办公室，借口苏联顾问对各军的监督，限制了他的活动，使他难以行使军事职权，公然大吵大闹，甚至以辞职相威逼，要求汪精卫签署命令，将苏联顾问季山嘉解除职务，遣返回国。汪精卫被逼无奈，只好表示：“事关重大，需召开常委会才能决定。”

 第五八回 蒋介石阴谋篡位 陈独秀公然妥协（

    第五八回蒋介石阴谋篡位陈独秀公然妥协（下）

    蒋介石频频进攻，且连连得手；使汪精卫如芒在背、怒气伤肝，终于病倒在床，住院疗养。而蒋介石却心情舒畅、精神倍增，继续玩弄手腕，实施其夺权计划。不久，从孙文主义学会又传出了新的谣言：“共产党要暴动，推倒国民政府，建立工农政府”；“汪精卫、王懋功都加入了共产党”；“共产党正在黄埔军校查账，准备打倒蒋校长”。谣言四处蔓延，直闹得广州城中人心惶惶。而蒋介石却听在耳中，喜在心头。他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便一手导演了“中山舰事件”；企图一箭双雕，借打击共产党之机，把汪精卫赶下台。

    中山舰是当时国民政府装备最好的一艘大型军舰，舰长兼海军局长欧阳琳是蒋介石的亲信，曾长期利用该舰为蒋介石私党进行海上走私，捞取外快。欧阳琳的弟弟欧阳格是孙文主义学会骨干分子，长期垂涎其兄之官职。王懋功下台一案发生后，欧阳格谎骗乃兄欧阳琳道：“哥呀，听说政府尚欲再严办一二人，恐怕于你不利。”欧阳琳信以为真，立即向国民政府递交报告，辞去海军局长和中山舰长职务，携带妻儿离开广州。

    汪精卫身在医院，心系政坛。接到欧阳琳的辞呈后，汪精卫断定，其中必有隐情。为了制约蒋介石私党，他立即签署命令，任命共产党员李之龙代理海军局长兼中山舰长。李之龙上任后，奉汪精卫之命，严厉缉查海上走私，扣留了虎门要塞司令部的走私船只，并将货物充公；拘捕涉嫌走私的各级官员，并报国民政府予以严惩。李之龙的严格执法，沉重打击了蒋介石私党的走私活动，因而成为其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欧阳格更是心怀不满，在蒋介石面前频频告状，恶毒攻击李之龙。蒋介石则因为李之龙事事直接向汪精卫请示，对自己大为不敬，从而心生嫉恨，伺机予以打击陷害。

    3月18日，孙文主义学会骨干分子王柏龄、欧阳格派人到海军局，传达蒋介石的命令：“调两艘大型战舰速赴黄埔，听候差遣。”时值李之龙休假在家，值班副官当即电话请示李之龙、汪精卫，得到的回答是：“既然蒋校长要用军舰，遵令照办即可。”次日，李之龙签发命令：“派中山舰、宝壁舰开往黄埔，听候蒋校长调遣。”两艘战舰奉命出动，于午后抵达黄埔。中山舰副舰长章臣桐上岸，赶到蒋介石办公室报到，并请示任务。不料，蒋介石却矢口否认，并反诬一口道：“中山舰擅自闯入黄埔，图谋不轨。”立即下令扣押了章臣桐。蒋介石手下的爪牙乘机大肆造谣：“中山舰私闯黄埔，系执行苏联顾问季山嘉的命令，企图劫持蒋校长。”“中山舰受汪精卫指派，前来抓捕蒋校长。”“中山舰开抵黄埔，显然是共产党阴谋暴动。”谣言像长了翅膀的幽灵，在黄埔校园内四处游荡，不断扩散。是夜，蒋介石感到时机成熟，便召集亲信秘密开会，明确宣布：“共产党篡夺革命之心，早已路人皆知。若不于此时当机立断，何以挽救党国？”

    20日凌晨四时，蒋介石连发四道命令：“一、广州全城戒严，命陈肇英为戒严司令。二、任命欧阳格为海军舰队司令，派兵逮捕李之龙，占领中山舰。三、命令刘峙所部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纠察队枪械。四、命令王柏龄所部包围苏联顾问团驻地，并收缴其卫队武装。”

    命令发出，黄埔军紧急出动，如同数支闪电，分头扑向各自的目标。欧阳格亲率一队人马占领了海军局，将李之龙抓捕。随即率部占领中山舰，发布命令要各舰舰长及党代表至中山舰集中，并予以集体扣押。刘峙率领大队人马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将纠察队两千余杆枪支全部收缴。王柏龄率领部队将苏联顾问团驻地包围，强行搜查，并将其卫队全部解除武装。陈肇英指挥大批军警，实施戒严。广州城内外风云突变，交通断绝，各要害部门迅速被封锁、占领。各条街道上，岗哨林立，气氛森严。

    周恩来闻讯，赶来责问蒋介石，其随从卫士亦被缴械、扣押。半日之间，恐怖气氛笼罩全城，黄埔军全面接管了各党政机关。此即是蒋介石一手炮制的“中山舰事件”。何以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反共排汪诡计毒，篡权夺位意未足。惯于造谣布迷局，突显狰狞真面目。

    次日，蒋介石以探病为名，来到医院，观察汪精卫的态度。汪精卫一看见蒋介石，当即怒发冲冠，两眼冒火，大骂道：“奸邪小人，独夫民贼。”蒋介石一声奸笑，道：“汪主席感情冲动，足见病体严重。可否考虑去国外疗养？”言讫，转身离开，下令撤换了医院的卫队，将汪精卫软禁起来。汪精卫失去行动自由，被迫宣布“专心养病，不理政事”。数日后，在蒋介石的精心安排下，汪精卫离开广州，远赴法国养病。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当晚赶到苏联顾问团住所，同顾问团代理团长季山嘉商量对策。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周恩来、李富春亦相继赶到。毛泽东向周恩来了解各军中的力量。周恩来介绍道：“黄埔军校中有五百多名共产党员，国民革命军六个军中，有五个军的军长与蒋介石有矛盾，蒋介石的第一军中政治骨干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另外，我党还掌握有一个叶挺独立团，现驻扎在肇庆，其官兵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从力量上看，我们完全可以反击。”毛泽东道：“我主张坚决予以反击，立即派人密赴肇庆，调叶挺独立团进攻广州，黄埔军校的共产党员从内部反击。同时，公开发布通电，揭露蒋介石的反共真面目。只要我们态度强硬，国民党左派也会支持我们。”陈延年、李富春齐声赞同毛泽东的主张，但却遭到季山嘉的反对。季山嘉认为：“国共合作，不能破裂。不能因为蒋介石的行为，破坏国民革命的整体局面。如果打起来，广州将全面陷入内战，后果不堪设想。”毛泽东当即提议，向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请示。陈独秀在回电中指示道：“蒋介石的行动是极其错误的。但事情不能用简单、粗暴的办法解决。不能让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关系破裂，更不能让第二、三军与蒋介石的一军之间发生冲突。对于蒋介石本人，我们现在应全力拯救他，将他从陷入的深渊中拔出来。”毛泽东等人接电后，只有扼腕叹息，悻悻离去。

    共产党人的一再退让，使蒋介石更加有恃无恐。他公然下令扣押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全体共产党员，并迫使他们一律退出。紧接着，蒋介石安排亲信，部署爪牙，完全控制了黄埔军校和第一军。

    通过“中山舰事件”，蒋介石一箭双雕，既打击了共产党，又逼走了汪精卫；但他毕竟羽毛未丰，他还需要借助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力量，还需要苏联的军事、经济援助，还不敢与共产党彻底决裂。尤其是，他的飞扬跋扈引起了其他各军将领的强烈不满；致使蒋介石疑虑重重，惴惴不安。于是，他继续玩弄两面手法，实施欺骗伎俩。

    旬日后，蒋介石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递交了一份“自请处分”的报告，称：“此次事起仓卒，处置非常，事前未及报告，专擅之罪，诚不敢辞。”同时，他发表宣言，诡称：“中山舰变乱之举，纯系李之龙个人所为，并非共产党集体决定。故不会影响国共合作之大局。惊扰苏联顾问一事，则系部下误会、粗鲁所致。谨向共产党和苏联顾问团表示诚挚道歉。”随后，蒋介石下令释放了扣押的共产党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对大打出手的王柏龄、陈肇英、欧阳格等人则分别给以撤职处分。

    为了进一步掩盖其反共夺权的野心，蒋介石分别登门拜访谭延闿、李济深、宋子文等要员，反复表示：“本人衷心拥戴汪主席，渴望汪主席早日康复，回国主持党国大计。”“希望诸位转告汪主席，促其早日回国。”其演技之逼真，足以惑乱视听，混淆黑白。

    一日，蒋介石在寓所闲坐，其挚友张静江突然来访，报道：“大事不好，汪精卫致电中常委，似有急急回国之意。”蒋介石闻言大惊道：“此话当真？”张静江道：“千真万确。汪精卫本无大病，不过是赌气出洋。现在乱局已定，其急于回国，亦在情理之中。”蒋介石道：“该如何应对？”张静江道：“处置中山舰事件，蒋公临机应变，堪称天才。此事亦应快刀斩乱麻，从速决断。”蒋介石听罢，抄起电话，邀谭延闿速来商议机密要事。谭延闿闻讯赶来，与蒋介石、张静江密商对策，直至深夜；议定趁汪精卫回国之前，改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

    在蒋介石、谭延闿、张静江等人的操纵下，4月16日，召集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联席会议。按照既定预谋，会议选举谭延闿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就这样，谭延闿、蒋介石分别取代了汪精卫的实权要职。

    谭延闿，字祖安，湖南茶陵人。生的方面大耳、高鼻阔口。出身于大官僚之家，幼承家学，天资聪颖，博学多识，酷爱书法，曾中清末进士；为人八面玲珑，处事通权达变。辛亥革命后出任湖南都督，在群雄纷争、政局动荡的民国初年，谭延闿三起三落，沉浮不定。巧逢陈炯明叛变，孙中山遇难，他率兵营救，立下汗马功劳，遂深得孙中山喜爱，授以要职。十多年的政治争斗、官场磨练，使谭延闿变得世故圆滑，善于窥测政治风向，精于明哲保身之道，享有“政坛不倒翁”之谑誉。他曾与友人闲聊，问道：“近来如何？”友人答道：“混。”谭延闿闻言大乐，道：“混乃千古大学问，混口饭吃，混个差事做；鱼龙混杂是混，混水摸鱼也是混。据《史记》载：刘邦年轻时是个有名的混混，混来混去，混成了汉高祖。混之为用大矣哉！”此言传出，即成官场之笑谈；谭延闿也因其善混而获得“水晶球”之诨号。进入广东国民政府后，谭延闿不专权、不争势、不得罪人；故而被蒋介石看中，极力笼络，将其扶上了国民党中央主席的宝座。然而，由于谭延闿遇事不负责任，惯于装聋作哑，遂使蒋介石得以大权独揽，为所欲为。

    蒋介石夺取了军委主席职务，稳住了阵脚，又勾结新老右派共同反共，发起了新的挑衅。1926年5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蒋介石借口“妥善处理纠纷，改善两党关系”为名，向大会提出了一份《整理党务案》，其中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省、市以上高级党部中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共产党必须将加入国民党的人员登记造册，并上交国民党中央主席等。这是蒋介石进一步打击共产党、破坏国共合作的反动提案。

    陈独秀派张国焘前来指导与会的共产党员；在讨论是否接受蒋介石的提案时，一连七天争论不休，毫无结果。最后，张国焘按照他和苏联顾问鲍罗廷、总书记陈独秀商定的意见，强令与会的共产党员签字接受。毛泽东当场拒绝签字，愤然离开会场；前往农民运动讲习所，投身到农民运动的活动之中。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国民党左派人士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等人激烈反对《整理党务案》，以至于声泪俱下，掩面痛哭。但是，由于新老右派占居多数，表决结果，使蒋介石的提案得以通过。会后，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被撤职。蒋介石又捞取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人部长、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职务，垄断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这才是：蒋氏发迹，步步阴险；抢班夺权，不择手段。蓄意反共，带头发难；制造分裂，貌恭心奸。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九回 蒋介石挂帅北伐 吴佩孚兵败两湖（

    第五九回蒋介石挂帅北伐吴佩孚兵败两湖（上）

    话说蒋介石登上了国民党权力顶峰后，广东的局势得以相对稳定。但是，就全国来看，绝大部分地区依然处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之下。当是时，全国的军阀势力主要有三支：一是奉系军阀张作霖，在日本的支持下，以东北三省为基地，并将势力扩展到关内，占有北京、天津、山东数省和直隶的北部，控制着京奉、津浦和京汉铁路的北段，拥兵三十万，势力最为强盛。二是直系军阀吴佩孚，在英国的支持下，东山再起，占有湖南、湖北、河南三省及直隶的南部，控制着京汉路的南段，拥兵二十万。三是原属于直系，后自成一派的孙传芳，占有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五省和上海市，控制着长江下游和津浦路南段，拥兵二十万。此外，还有四川的刘湘、云南的唐继尧、山西的阎锡山、贵州的袁祖铭等地方军阀。各派军阀交错盘踞、分离聚合；时而彼此攻杀，时而沆瀣一气。把祖国的大好河山，搅扰得乌烟瘴气，战火连天；致使百业凋敝，生灵涂炭。

    由于大小军阀的胡作非为，激起各地民怨沸腾，怒气冲天。中国共产党乘势而起，派出大批党员深入到工厂、矿山、学校、农村，广泛发动群众，进行革命宣传，组织农民协会，推翻基层地主政权，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工农革命运动；“打倒军阀”；“打倒列强”的呼声遍布大江南北。1926年3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认为广东革命政府举行北伐的时机已经成熟，中国共产党在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从各方面做好准备，全力支持广东政权出师北伐”；“在北伐军必将经过的湖南、湖北、河南、直隶等地发动和组织农民奋起接应”。随后，全国第三次劳动大会和第一次全国农民代表大会先后在广州召开，大会发表宣言，催促并拥护国民政府出师北伐，号召全国工农民众“一致努力，支援北伐；驱逐列强，铲除军阀”。

    面对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西方列强十分惧怕南北革命势力联合起来，推翻北洋政府。于是，英国、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出面，极力促成直、奉军阀抛弃前嫌，实现合作，以消灭“南北二赤”，扑灭国民革命的火焰。北京“三一八”惨案后，奉军和直军联合向冯玉祥的国民军发起进攻，国民军艰苦作战，终因寡不敌众，被迫撤出京津地区，放弃河南，退往绥远。

    与此同时，湖南政局发生突变，原省防四师师长唐生智倾向革命，与广东政府取得联系后，起兵驱逐了湖南军阀赵恒惕，占领了长沙，宣布代理湖南省长。吴佩孚闻变，与张作霖在北京会谈，决定在政治上推倒段祺瑞，支持胡惟德组建摄政内阁，以维持北洋政府现状；在军事上南、北两面出击，奉军继续攻打冯玉祥的国民军，而由吴佩孚率兵杀向湖南，并以湖南为基地，联合其他地方军阀围攻广东革命政府。

    吴佩孚大军压境，湖南又一次成为南北争夺的主战场。双方激战半月，唐生智孤军难支，被迫放弃长沙，退守衡阳，急电向广东国民政府求援。国民政府召开紧急会议，一致认为“与其坐而待亡，不如起而伐之”；决定任命唐生智为第八军军长兼前敌总指挥，并命令第四军立即出动两个师，以叶挺独立团为先遣队向湖南挺进，从而拉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

    叶挺独立团的前身是孙中山大元帅府的“铁甲车队”。铁甲车队是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首倡，报请孙中山同意后，从工人纠察队和黄埔军校中抽调共产党员组成的元帅府卫队，编属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管辖。孙中山去世后，周恩来又以铁甲车队为基础，从黄埔军校抽调大批党、团员骨干，在肇庆组建了第四军独立团，委派共产党员叶挺为团长。是故，叶挺独立团是一支由共产党直接掌握，以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为主体的革命武装。

    1926年6月底，广东国民政府召开会议，通过出师北伐案，颁布出师北伐动员令，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李济深为总参谋长，邓演达为总政治部主任。7月4日，国民党中央召开全体会议，通过并发布了《国民革命军出师宣言》，称：“此次北伐之目的在于建设统一之国民政府。盖因近年以来，卖国军阀吴佩孚得英国、日本帝国主义之助，死灰复燃，竟欲效袁世凯之故智，摧残国民独立自由之运动；又纠集党羽侵入湘省，欲攻击广东革命根据地。本党为民请命，为国除奸，成败利钝，在所不顾，任何牺牲，在所不惜。乃出正义之师，以期外抵列强之恫吓压迫，内除军阀之祸国殃民。”

    是时，广东国民政府拥有八个军，计十万兵力。根据敌我力量对比，北伐军总司令部采纳了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的建议，制订了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首先以主力进攻两湖，消灭吴佩孚；同时分出两支部队钳制江西、福建之敌；而后再集中兵力进攻东南各省，消灭孙传芳；最后相机讨伐张作霖。

    7月9日，在广州东校场举行总司令就职典礼和北伐誓师大会。国民党、国民政府各要员及五万多军民参加。会场上战旗猎猎，枪炮簇簇，军威雄壮，声势浩大。谭延闿代表国民政府向蒋介石授帅印，吴敬恒代表国民党中央向蒋介石授帅旗。蒋介石身着元帅戎装，神情庄重，发表就职演说：“中正今兹就职，敬谨誓以至诚，继承先大元帅之遗志，服从政府之命令，努力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苟利党国大业，完成国家统一。自矢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同日，中共广东区委、省港罢工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结束省港大罢工，动员一切力量，支持北伐战争；并迅速组建了三千多人的运输队、宣传队、卫生队随军出征。随后，又动员了数万农民为北伐军运送物资。

    是日午后，周恩来接到中共中央指示，调其去上海工作。当即打电话告诉毛泽东，毛泽东闻信赶往黄埔军校，为周恩来送行。二人一番叙谈后，又相约去蒋介石处辞别。蒋介石一见毛泽东、周恩来同时来访，立即起身，笑脸相迎，并命侍卫沏茶招待。蒋介石捧杯敬茶，道：“昨日偶得龙井新茶，今天正好用来待客。”毛泽东接杯在手，笑谢道：“半壶清泉煮乾坤，一叶香茗品人生。以茶为媒话天下，万事都付笑谈中。”蒋介石笑道：“毛先生好文采、好雅兴。只是北伐在即，二位高才光临，必有指教。”周恩来道：“指教谈不上。我是特来辞行的。黄埔三载，承蒙蒋校长多方关照，临别之际，特表谢忱。”蒋介石惊讶道：“恩来何往？”周恩来道：“刚接我党中央通知，明日即赴上海工作。”蒋介石道：“不可，不可。恩来乃青年才俊，机智多谋，还望继续留在黄埔，以助我一臂之力。”周恩来道：“共产党员纪律严明，服从组织决定，义不容辞。再说，蒋总司令身边谋士如星，猛将如云。我乃无名小卒，留下亦无大用。”蒋介石又转向毛泽东，问道：“毛先生也去上海吗？”毛泽东笑道：“我不去，继续在农民运动讲习所执教。”蒋介石道：“可惜。毛先生智慧超群，文笔新颖，留在农讲所太屈才了。毛先生如果愿意，可来总司令部，帮我处理文秘工作。”毛泽东道：“人各有志，不能强勉。还请蒋总司令见谅。”蒋介石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敢问毛先生，对此次北伐有何高见？”毛泽东笑道：“蒋总司令亲率十万正义之师，讨伐乌合之众；此行必能扫荡群雄，统一中国。”蒋介石闻言大喜，禁不住小器易盈，脱口而出道：“强者为王，胜者为尊。当今乱世，群雄逐鹿。谁有枪又有军队，占领了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大城市，谁就拥有了中国。”毛泽东淡然一笑，慢条斯理地说道：“非也。在中国的版图上，大城市只是几个小点，而广阔的农村才是庞大的面。这就好比下围棋，点小面大，城市处在农村的包围之中，此乃基本事实。换言之，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谁解决了土地问题，谁就赢得了农民的拥护。谁能赢得农民的拥护，谁才能真正拥有中国。孙中山先生当年提出平均地权，要使耕者有其田，可谓是高瞻远瞩。”蒋介石听罢，随声附和道：“孙总理高瞻远瞩、高瞻远瞩；毛先生深谋远虑、深谋远虑。”毛泽东道：“得人心者得天下，得农民者得中国。”蒋介石是个刚愎自用之人，对毛泽东的论断不以为然，反驳道：“不对吧。我是军人，我以为得天下必须靠武力。现代战争中，飞机、军舰、大炮、铁甲车，乃四大法宝。有此四宝，方能征服天下，一统河山。”毛泽东回敬道：“我是教员，拥有笔、墨、纸、砚文房四宝。我的四宝能战胜你的四宝。”蒋介石冷笑道：“那就战场上见。”毛泽东起身告别，道：“好吧。总司令，我们战场上见。”周恩来握别道：“戏言，戏言。蒋校长，我们后会有期。”蒋介石虚与应酬，送出门外。望着毛泽东、周恩来逐渐远去的背影，蒋介石心潮涌动，一丝轻蔑之意浮上嘴角：“两个书呆子。日后，若果真兵戎相见，必为吾所擒也。”后人有诗论此次会谈曰：

    香茗一杯巧相逢，纵论天下志不同。今夕书斋口舌斗，他年疆场龙虎争。

    次日，蒋介石下令，第五军留守广州；第一军大部开赴汕头、梅县，对福建实施警戒；第七军出桂林，向邵阳开进；第二、三、四、六军，出广州、韶关，向衡阳挺进。命令颁发，各路人马纷纷出动。但见兵车辚辚，战马萧萧；红尘滚滚，军旗飘飘。钢枪大炮映日生辉，歌声嘹亮响彻云霄。

    北伐军主力所过之处，各地民众箪食壶浆，全力支援，故而一路高歌猛进，顺利向前。而此前，第四军陈铭枢、张发奎两个师和叶挺独立团早已攻占攸县，打开了北伐通道，并与衡阳的第八军结成牢固防线，稳定了湖南战局。待北伐主力赶到后，唐生智指挥大军，兵分四路，向长沙逼近。其时，长沙守敌不足万人，由吴佩孚新任命的湘军总司令叶开鑫坐镇指挥。叶开鑫贪生怕死，闻讯北伐军声势浩大，即率领家眷弃城逃跑。湘军不战自乱，惊恐万状。北伐军大炮一响，湘军纷纷开城投降。长沙城未经血战，顺利攻克；其下辖湘潭、湘乡、醴陵、宁乡、益阳等县城亦望风归降，不战而定。北伐军初战告捷，乘胜收编残敌三万余人，队伍迅速扩大。湖南战局，轻松扭转。

    长沙被克，全国震动。北伐军信心大增，斗志高昂。相反，那些心存观望、左右摇摆的小军阀、地方势力则相继倒戈，开始投靠革命阵营。贵州的军阀袁祖铭当日即致电广东国民革命政府，表示愿意归属革命军行列，参加北伐。蒋介石立即回电，委任袁祖铭为贵州省联军总司令，任命其手下的彭汉章为第九军军长，王天培为第十军军长；并命令九、十两军立即出动，扫荡湖南西部各县之残敌，配合主力军继续北上。

    8月12日，蒋介石抵达长沙，连夜主持召开军事会议。首先将收编、投诚的湘军组建为第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军，使北伐主力军迅速扩大到十万人；并发布孤立吴佩孚之通电，宣布“凡北洋军将领，能临阵倒戈，率部归来者，即可视其所带人马之多少，委以军长、师长之职”。接着，李宗仁在会上提出建议：“乘吴佩孚各部南北疲于奔命之际，用速战速决之策，将敌援军各个击破，主力直捣武汉，则可进窥中原，收复京津。亦可沿长江顺流东下，进击孙传芳的东南五省地盘。”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完全赞成李宗仁的意见。蒋介石发言指出：“全力攻打武汉，实为良策。但必须防范孙传芳从背后突然袭击。”会议一致认为，要做好孙传芳的工作，争取其暂时中立，以确保主力北上，而无后顾之虞。

    次日，根据“打吴防孙”的战略思想，蒋介石向孙传芳发出电报，劝告孙传芳“勿受吴佩孚之伪命，勿扰我革命根据地”；并进而希望孙传芳“能顺应革命潮流，以保东南五省人民之幸福；中正必请于政府，承认兄为五省之总司令”。孙传芳当即回电，一再表示“中立”，其意“只是保境安民”。但他却密切注意动向，暗中部署兵力，并命其在福建的周荫人部向广东边境骚扰。

 第五九回 蒋介石挂帅北伐 吴佩孚兵败两湖（

    第五九回蒋介石挂帅北伐吴佩孚兵败两湖（下）

    8月19日，北伐军全线出击，第七军强渡汨罗江，当日即占领浯口、张家牌，第四军攻克平江，第八军攻克岳州、羊楼司。其时正值盛夏，骄阳如火，大地如炉；暑气蒸腾，热浪灼人。北伐军将士荷枪实弹，追杀残敌，个个挥汗如雨；一路所向披靡，迅速杀入湖北，直趋汀泗桥镇。

    汀泗桥镇是粤汉铁路线上的一个小镇，一条蜿蜒的小河自西南向北，从镇中穿过。河西属蒲圻县，人烟较为稀少，地势平坦，视野开阔。河东属咸宁县，人口稠密。镇东有一带比较陡峭且绵延起伏的山岗，其中最高的主峰称塔脑山。北洋军的阵地就设在这片山岗之上；明碉、暗堡，彼此照应，壁垒、战壕，纵横交错，构成了完整的防御体系；其大炮、机枪可严密封锁镇中唯一的通道——汀泗桥，并能向镇西、南之开阔地实施大面积杀伤；从而使汀泗桥成为易守难攻的天险隘口。时值大雨过后，汀泗河水暴涨，大部街区被淹，镇西、北更是一片汪洋；又为守军增添了一道天然屏障。镇东、南两面地势较高，虽未被淹，但若要从下往上仰攻，亦绝非易事。

    湖南全境覆没，北伐军杀进湖北。吴佩孚闻讯大为震惊，急忙带领刘玉春等部数万兵马赶至汉口；电令宋大霈部二万人马死守汀泗桥，并派湖北督军陈嘉谟率一师兵力驰援。

    8月26日，叶挺独立团一路追歼残敌，逼近汀泗桥西岸，当即遭到对岸敌军的火力压制。敌军拼死防守，上百挺轻、重机枪从明碉暗堡中喷吐出一条条火蛇，织成一张密集的火网，打得桥面上火星四溅、弹雨暴跳。无数发炮弹落入河中，炸起无数支高高的水柱。独立团前进受阻，被迫在河西岸摆开阵势，架起机枪，与敌人隔河对射，双方陷入对峙状态。战至午后，第四军大部赶到。代军长陈可钰命令独立团撤出阵地休息，令第三十六团接替桥头阵地，准备实施强攻。令二十八团、二十九团从两侧接应。三十六团随即实施中路突破，与两个策应团涉水过河。但由于水深流急，敌人枪炮猛烈，数次强攻均未能成功。陈珂钰大怒，命令第十师从上游涉水过河，从南面向敌人主阵地发起进攻。敌人居高临下，猛烈扫射，弹如连珠，炮火密集。第十师进攻受阻，只好疏散队形，就地隐蔽，与敌对射；战至天黑，仍无丝毫进展。

    入夜，陈珂钰召集军事会议，强调在敌人援军未到之前，必须拿下敌军阵地。遂调整部署，命令第三十团从下游偷渡，由北面向敌人实施袭击；命令独立团从南面奔袭，绕道敌后，从东面发起进攻；两支偷袭部队务必于次日凌晨打响。时值当地农民协会干部自报奋勇，愿为偷袭部队担任向导。陈珂钰大喜，下令三十团、独立团乘夜色立即出发。偷袭部队出发后，陈珂钰又调集八个团的兵力，在河西岸轮番上阵，彻夜不息，与敌人隔河对射；以吸引敌军之注意力。

    次日凌晨四时，适逢炮兵营赶到，陈珂钰命令炮兵营立即开炮轰击，摧毁敌军各个火力点。随着数十门大炮的怒吼，敌军阵地变成一片火海，其明碉暗堡相继灰飞烟灭，壁垒壕沟被炸得七零八落。敌军死伤惨重，纷纷抱头乱窜。黎明时分，第三十团从下游偷渡成功，攀上悬崖峭壁，如同天兵突降，从北面向敌军发起猛攻，打得敌人晕头转向，连连后退。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乘机指挥大部队，从河西岸发起正面进攻，迅速突破敌军桥头阵地，如同秋风扫落叶，冲过河东街区，攻上镇东山岗。与此同时，第十师从南面发起强攻，一阵猛打猛冲，突破岗上守军阵地，迅速沿着山岗席卷而上。北伐军从三面夹击，山回谷应，杀声震耳欲聋；士气旺盛，势如霹雳雷霆。敌军全线崩溃，纷纷弃阵逃跑。经过两个小时激战，北伐军摧毁了敌军阵地，占领了塔脑山主峰。

    此时，叶挺独立团在向导的带领下，已赶到古塘角附近的铁路边，正值敌军纷纷滚滚，仓皇败逃。独立团突然从路旁杀出，机枪、步枪一齐开火，弹如飞蝗，劈头盖脑，猛烈袭击。敌人死伤一片，余者丢掉武器，跪地求饶。独立团战士如同猛虎下山，两面合围，一举俘敌二千四百余人。

    汀泗桥一战，毙敌一千有余，俘获四千多人，缴获枪支弹药、大炮辎重无数。第四军因英勇善战而被誉为“铁军”，叶挺因战功显赫而被誉为“北伐名将”。

    汀泗桥失守后，吴佩孚心急如焚，连夜赶到贺胜桥坐镇指挥。他部署了十万人马，在贺胜桥及其以南的杨林塘、桃林铺、王本立地区梯次设防，并构筑工事，配置炮火，准备与北伐军决一死战。吴佩孚传令全军：“后退者，杀无赦！”

    与此同时，蒋介石也赶到咸宁县城，召开高级将领会议，决定由第八军何健师自嘉鱼渡江，绕道敌后，偷袭汉口、汉阳，形成南北夹击之势。由李宗仁直接指挥各路大军，从南面发起全线进攻；以第四、七军为主力沿铁路线猛攻，直捣武昌。

    30日凌晨，李宗仁一声令下，北伐军发起全线进攻。顷刻之间，数百门大炮齐声怒吼，炮弹在敌军阵地上全面开花。第四、七、八军分成三路，并肩推进，如同万条巨蟒，喷着无数火舌，漫山遍野，压向敌军。敌军亦凭借工事，以轻重机枪、山野炮盲目还击。长达二十余里的广阔战场，顿时变成了一片火海。炮声震天，流弹横飞；杀尘滚滚，烟雾腾腾；双方近二十万人马舍生忘死，激烈鏖战；犹如大海卷巨澜，怒涛汹涌天地暗。

    李宗仁率领卫队，亲自赶到阵地前沿督战；北伐军各高级将领个个奋勇争先，浴身于火海弹雨之中；各团官兵更是气势如虹，悍勇如虎，任凭炮弹在身边连连爆炸，不顾子弹在耳畔啸啸狂飞，纷纷跃入敌阵，白刃相格。刺刀见红，血水飞溅；枪弹横扫，尸陈遍野。生命在战火中燃烧，意志在生死前考验。

    大战进行了四个小时，第八军首先突破敌人王本立防线，迅速向贺胜桥东侧发起攻击。接着，第四、七军攻占了杨林塘，向桃林铺快速推进。吴军正面失利、侧背受敌，全线崩溃，纷纷丢弃阵地，向后败退。

    吴佩孚为使守军有进无退，亲自坐镇贺胜桥北，排列机枪队、大刀队于桥面，凡有退缩者即遭射杀，桥面上叠尸累累，血流滔滔。吴佩孚亲手挥刀，斩杀后退的旅、团长十余人。

    大战空前惨烈，吴军节节后退。一波又一波的败军，如潮水般涌向贺胜桥，遭到督战队的迎头痛击，死伤一片，又如潮水般回过头来涌向战场；再被北伐军的枪弹横扫、刺刀猛挑，死伤极其惨重。桥南铁路两边的大片空地上，死尸堆积如山，黑血交汇成河。吴军被打得七零八落，九死一生。有的凭借死尸，负隅顽抗；有的扔掉武器，四野乱窜；有的钻进死尸堆中，侥幸偷生；有的就地跪倒，举手投降。

    李宗仁亲冒弹雨，纵马疆场，挥军猛冲猛杀，分割包围，逐步消灭残敌，抓捕俘虏。北伐军士气大盛，如同风卷残云，呼啸而前，向贺胜桥步步逼近。

    贺胜桥头，吴佩孚两眼血红，怒气填胸，提着血淋淋的指挥刀，声嘶力竭，喝令督战队猛烈射击，死守贺胜桥。忽见参谋长急来报告：“北伐军一路已经抄袭背后，攻打汉口。”吴佩孚狂叫一声，扔下战刀，转身登上专列，向武昌方向撤退。主帅逃跑，督战队随之一哄而散。正在桥南面待机的叶挺独立团迅速发起冲锋，一举攻占贺胜桥。

    午后，大战结束，北伐军毙敌无数，俘获三千五百余人，缴获的枪支弹药堆积如山。

    吴佩孚逃回武昌，下令城中部队务要严防死守。次日午后，李宗仁即率领各路大军乘胜追击，杀到武昌城下，实施包围。北伐军在城外休整数日，随后发动攻击，连续大战两日，数次攻城，均未能得手。

    到第六日，吴佩孚麾下的汉阳守将刘佐龙率部起义，加入国民革命军队伍。蒋介石立即通电嘉奖，任命刘佐龙为第十五军军长。唐生智率第八军进驻汉阳，与刘佐龙部配合，很快攻克汉口。

    吴佩孚闻讯怒火中烧，坐卧不安。入夜，他因连日督战辛苦，伏几而寐，朦胧睡去。夜半时分，忽被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惊醒；他急忙令人查问，原来却是刘佐龙部开炮轰击，总司令部已多处中弹起火；武昌城中兵慌马乱、危机四伏。吴佩孚顿时魂飞魄丧，带领少数卫队仓皇逃往车站，一头钻进专列，逃往河南郑州。何以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汀泗河畔布重兵，贺胜桥头杀气浓。连战皆败困武昌，夜半惊魂逃出城。

    次日，李宗仁挥军发起总攻，守城士兵打开城门，攻城部队一拥而入，沿街激战；时仅半日，将敌军万余人全部缴械，敌城防司令刘玉春、湖北督军陈嘉谟等将领被擒获。武汉三镇，全部被北伐军占领。吴佩孚的主力部队损失殆尽。

    吴佩孚逃到郑州，依然惊魂未定，左思右想，打算求拜张作霖，暂借一支劲旅，图谋东山再起。不料，数次谈判，张作霖语言粗鲁，多次奚落，大有幸灾乐祸之意。吴佩孚走投无路，终日郁郁不乐。半月后，忽然传来新的消息：冯玉祥在绥远的五原誓师，组成国民军联军约五万人，一路南下，旬日之间攻占西安；又挥戈东进，杀出潼关，向河南挺进。

    吴佩孚本是一个心高气傲之人，两湖惨败，二十万大军烟消云散，已是怒火中烧；求告张作霖，又被其数次当面窘辱，更加羞恼交逼；此时忽闻冯玉祥杀进河南，郑州亦将难以立足，不由得气炸肝胆；只觉得两眼发黑，心口发烧，“哇”的喷出一口鲜血，一头栽倒在地，昏迷不醒。侍从急忙施救。半晌，吴佩孚睁开双眼，挣扎起身，喃喃自语道：“已是四面楚歌，此乃天亡我也。”从此足不出户，闭门养病。躺在病床上，他扪心自思，虔诚悔悟，自己青年时代投笔从戎，也曾满腔热血，壮志凌云，征战沙场几十年，叱咤风云领雄兵。谁料想到头来，只落得山河依旧人老病，是非成败转头空。

    一月后，吴佩孚病体渐愈，家人告诉他，手下将领纷纷叛逃，守卫部队也已作鸟兽散。吴佩孚听罢，幡然醒悟，凄然一笑，道：“也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言讫，脱下军装，换上便服，带上妻儿老小、数名仆从，悄然离开帅府；一路隐姓埋名、潜踪避迹，逃往四川，隐身于山野泉林之中。这才是：放下屠刀即是佛，归隐山林念弥陀。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回 毛泽东考察农运 周恩来武装工人（

    第六十回毛泽东考察农运周恩来武装工人（上）

    暂不说北伐战场，且说毛泽东送走周恩来后，只身返回农讲所，继续从事其培养农民运动骨干的教育工作。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系国共两党合作的产物，已开办三年有余，培养了五届毕业生；初时由共产党员澎湃主持，后又由廖仲恺主持。毛泽东接手时，已是第六届学员，计有来自各省区的农运骨干三百余人。

    在农讲所，毛泽东亲执教鞭，为学员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海丰农民运动”等课程。他从中国的人口、生产、革命力量、革命目的、战争关系等五个方面，系统地阐明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他反复强调：“国民革命的目标，是要解决工、农、商、学、兵等阶级的问题；然农民问题则是其基础。只有先解决好农民问题，其他各阶级的问题才能迎刃而解。是故，中国革命的核心是农民革命，我党在当前的中心工作是农民的土地问题。”

    毛泽东特别注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在讲授理论课的同时，他带领学员到海丰地区实习，组织学员深入到农村中，考察当地的农会组织，了解农民的生产生活，分析农村的阶级状况。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撰写了《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着重指出：“中国一切反动统治阶级的基础是农村的地主阶级。不动摇这个基础，就不能推翻反动的上层建筑，就不能完成国民革命。”

    不久，传来了北伐军在汀泗桥、贺胜桥大捷的消息。革命形势发展如此之快，毛泽东当机立断，决定第六届学员提前毕业；尽快分赴各地，直接投身农民运动，配合北伐战争。毛泽东特别叮嘱湖南籍的毛泽民、王首道、贺尔康等三十多名学员：“立即赶回湖南各县，发动群众，组建农民协会，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减租减息，赢得农民的拥护。”送走农讲所学员后，毛泽东接到中共中央通知，要他立即赶往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农委会书记一职。

    毛泽东走马上任后，主持制订了一个《目前农运计划》，上报并得到中央局的批准。该计划称：“在目前情况之下，农运发展应取集中的原则。全国除广东省外，应集中在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四省率先发展，以配合北伐战争。其次，在陕西、四川、广西、福建、安徽、江苏、浙江七省，亦应以相当力量去做。”计划还要求“各地农运须切实与国民党左派合作”，并决定“在武昌开办新的农民运动讲习所”。

    毛泽东不愿坐在大城市指导农民运动。为了实施其计划，他离开上海，赴长江沿线视察，联络诸省国民党省党部，商办武昌农运讲习所事宜。在武昌，毛泽东会晤了林伯渠、李富春、郭沫若等军界政要，多方筹措经费，促成了新农讲所的顺利开办。

    此时，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湖南、湖北、江西三省出现了农村大革命的高潮。单湖南省派往各县的农运骨干逾二百人，农民协会会员激增到二百万人，能直接领导的群众达一千万人。凡有农民协会的地方，农民对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展开了减租减息、推翻地主武装、废除封建宗法制度的斗争。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一场天翻地覆、破旧立新的农民运动勃然兴起。“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那些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被农会捉住后，轻则罚款、游乡，重则关押、枪毙。“一切权力归农会”，在那些农会势力大盛的地区，就连县长、乡长都要看农会的脸色行事。

    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乡里的消息传到城里来，城里的绅士立刻大哗。他们攻击农民运动“破坏了社会秩序”，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而那些与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国民党右派、北伐军将领也开始指责农民运动“糟得很”，是一种“严重的越轨行为”。这些言论，也通过各种渠道反映到共产党内，引起了陈独秀的反感。

    1926年12月，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陈独秀在会上作政治报告，强调：“中国革命的主体是资产阶级，工人、农民是从属阶级，是革命的追随者。革命成功以后，自然是资产阶级掌握领导权。工人、农民不能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他明确指责道：“当前有两种严重的危险倾向，一种是农民运动左倾，发展太快。另一种是右倾，国民党右派以及北伐军将领中有人对农民运动非常恐怖。这两种倾向继续发展下去，会破坏国共合作。简言之，我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党内的左倾，防止党外的右倾，以求达到各派势力均衡。”他公开批评湖南的农民运动是“幼稚的过火行为”，会“动摇北伐军心，妨碍统一战线”。苏联顾问鲍罗廷也认为：“马上解决土地问题，条件尚不成熟。”毛泽东不同意陈独秀、鲍罗廷的意见，提出让与会代表详细讨论；却被陈独秀一口否决。自此，毛泽东开始怀疑陈独秀的主张是典型的右倾政策。多年来，陈独秀一直是毛泽东非常敬重的导师、领袖；而今，在对待农民运动的问题上，二人之间却出现了重大分歧。

    毛泽东不服，决心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弄清事实真相。会后，他以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的身份下乡考察。在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委员戴述仁的陪同下，毛泽东身着蓝布长衫，脚穿草鞋，手拿雨伞，一路风雨无阻，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历时三十二天，行程七百公里。农村的沸腾生活、剧烈变化使毛泽东耳目一新，眼界大开。他听到了农民协会扬眉吐气，土豪劣绅威风扫地的各种详细汇报。他看到了农民给地主戴高帽子游乡、成立梭镖队维持地方治安、组织起来修路修坝、破除封建迷信、禁烟禁赌、普及文化等新奇事件。他被感染、被激动，决心仗义执言，为农民运动鼓与呼。

    对于同一件事，站在不同阶级立场的人，会得出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结论。考察归来，毛泽东奋笔疾书，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文章认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文章叙述了湖南农民所作的十四件大事，都是革命的行动和完成民主革命的必要措施。毛泽东指出：“农村革命的形势，简直是疾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落花流水。”“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好得很。”报告旗帜鲜明的提出要“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在报告的结尾，毛泽东含蓄地批评一些人道：“嘴里天天说‘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怕得要死，这和叶公好龙，有何两样！”

    毛泽东的报告送到中共中央，负责中央宣传工作的瞿秋白看后拍案叫绝，极口称赞：“毛泽东是农民运动之王。”他将毛泽东的报告送给陈独秀阅处，陈独秀粗略的看了两页，道：“毛泽东固执己见，与中央的决定背道而驰。其报告由你处理一下。”瞿秋白接回报告，细心研读后，在党的机关刊物《向导》上摘要发表了部分章节。随后，瞿秋白又通过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为书名，出版了全文的单行本，公开发行；并为该书加写序言，鼎力推介。

    陈独秀的冷遇，并未使毛泽东气馁。他离开湖南，又匆匆忙忙赶到武汉，催促正在筹备的农讲所尽快开学。毛泽东向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提议：“将原定之招收湘、鄂、赣三省学员的计划加以扩大，农讲所直接由国民党中央办理，名称改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以适应形势的发展。”他的建议得到了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邓演达的大力支持，很快付诸实施。决定由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为农讲所常务委员，由毛泽东负实际主持之责。

    中央农讲所迅即开学，招收了七百四十名学员。毛泽东信心十足，为农讲所制订了《规约》和教学计划、课程设置。新的农讲所最大的特点是高度重视军事训练。毛泽东审时度势，清醒地认识到了军事武装的重要性。他在《规约》中赫然写明：“为将来发展农民武装起见，所以要受严格的军事训练”，“不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便是对革命没有诚意”。在毛泽东的努力下，农讲所开设了军事课，为每个学员配发了一支步枪，规定每天训练两个小时，每周野外军事演习一次。从而为未来的农民武装起义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

    当毛泽东在武昌训练农民武装的时候，周恩来则在上海搞起了工人武装。原来，周恩来辞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后，奉命来到上海中央总部，接受新的工作任务。陈独秀接见了周恩来，开门见山地道：“调你来上海，担任我党的中央军委书记兼江浙区军委书记，负责党的军事工作。”周恩来立即提议道：“我党在黄埔军校中有五百多名党员，现在已被蒋介石全部清退。这些学员是我党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我们应该把这些学员集中起来，在上海举办军校，举办我们共产党人的军事学校。”陈独秀道：“不可。这样容易引起国民党的怀疑，导致国共合作破裂。军校只能交给国民党去办，军队由国民党去抓。我们党只搞理论宣传，不搞武装斗争。”周恩来大吃一惊，道：“我当军委书记，不抓军队，抓什么？”陈独秀解释道：“你的主要任务是组织上海工人的第三次起义。此前，我党曾组织了两次工人起义，都被孙传芳派军队镇压了。现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很快就要向上海进攻。中央决定组织第三次工人起义，配合北伐军占领上海。”周恩来道：“我服从中央的决定。但是，国民党专抓军队，我们不抓军队，将来会吃大亏。”陈独秀道：“你多虑了。国共合作是大势所趋，不存在什么吃亏问题。”周恩来争辩道：“种种迹象表明，国民党右派在暗中制造分裂，蒋介石已经成为新右派的代表。随着军事势力的进一步膨胀，蒋介石会成为新的军阀。”陈独秀笑道：“那也不要紧。我们可以与汪精卫加强联系，利用汪精卫的文人势力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达到势力均衡，维护国共合作。”周恩来无奈，只好换个话题道：“另一个问题，我向中央郑重建议，尽快培养我们的无线电通讯人才。”陈独秀道：“你是何意？”周恩来道：“革命形势发展很快，中央和各省的联系也日益频繁。可我们没有自己的秘密电台，经常使用国民党控制的电台进行联络，这很容易泄露党的机密。”陈独秀道：“此意甚好，可立即办理。你有具体的设想吗？”周恩来道：“立即挑选一批年轻党员，送到上海外语学院，举办无线电通讯班。请苏联顾问帮忙，搞一批电台，聘请几名苏联无线电专家来任教。”陈独秀大喜，道：“切实可行。此事也由你负责，不过一定要注意保密。”

 第六十回 毛泽东考察农运 周恩来武装工人（

    第六十回毛泽东考察农运周恩来武装工人（下）

    周恩来接受任务后，首先与苏联顾问团取得联系，促成了无线电班的成功开办，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第一批无线电通讯技术骨干。同时，周恩来又向苏联顾问鲍罗廷请求，为上海工人起义争取到了一千支步枪。

    随后，周恩来和江浙区委领导人罗亦龙、赵世炎，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等进行了一系列十分周密的准备和部署。首先从各方筹集资金，又购买了四千支步枪，建立起一支五千人的工人武装纠察队，进行秘密军事训练。其次，成立起义总指挥部和各级指挥部，派人详细侦察敌情，制定统一指挥、分区作战的起义计划。然后，召开党团员和各级干部会议，充分发动群众；组织上海市民代表会议，准备起义后建立临时革命政府。周恩来还亲自担任工人纠察队的军事教官，制定训练计划，严格军事纪律，组织攻防演练，为起义培养了骨干力量。

    毛泽东，周恩来，二人同时异地，不谋而合；一个在武昌训练农民武装，一个在上海训练工人武装；成为中国共产党内最早警醒，动手抓枪的领导人。何以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毛周二人最机警，心有灵犀一点通。革命不能没武装，未雨绸缪防奸雄。

    再说北伐军横扫两湖后，孙传芳恐慌万状，急谋对策。他原以为吴佩孚兵强马壮，能与北伐军打个三年五年，拼得两败俱伤，然后由他出面收拾残局，坐得渔利。没料到仅仅两月，吴佩孚便全军覆没。孙传芳急忙召开东南五省联军会议，调兵布阵。他决定以南昌为战略重心，将十多万主力分成五个方面军布防：第一方面军以邓如琢为总司令，驻樟树、新淦、永丰等地；第二方面军以郑俊彦为总司令，向萍乡一带前进；第三方面军以卢香亭为总司令，驻德安、徐家铺、武宁等地；第四方面军以周荫人为总司令，驻福建；第五方面军以陈调元为总司令，驻武穴、富池口一带。从表面上看，五路大军人多势众，其实全是些乌合之众，不堪一击。盖因五省的小军阀各怀鬼胎，左右观望，只求保存实力，不想拼死血战。各军阀部队的士兵，大多是为了“吃粮”而扛枪，没有政治觉悟、没有思想信仰，也就没人愿意为孙传芳卖命。

    针对孙传芳兵力分散、战线过长之弱点，蒋介石制订了集中主力、重点突破的方针。他兵分三路，挺进江西：以第二、三军为右翼，由蒋介石亲自指挥，分别从铜鼓、吉安、萍乡向南昌进击。以第一军第一师和第六军为中路，由程潜指挥，出修水、武宁直捣德安，截断南浔铁路。以第七军为左翼，由李宗仁指挥，从鄂城、大冶一线出击，直攻九江孙传芳的司令部。

    北伐军三路同时出击，孙传芳急忙调兵分头迎战，致使兵力过于分散，南昌十分空虚，仅剩下六百余人守城。程潜擅自变更作战方向，率部逼近南昌城下，第一师乘虚而入，占领南昌。

    第一师师长王柏龄极为贪色，入城后得意忘形，以为天下大事定矣，一头钻进妓院寻欢作乐。师长如此胡作非为，手下各级军官亦各取所需。殊不知半夜时分，敌军邓如琢部回师反攻，突袭牛行车站。王柏龄醉眠妓院，第一师无人指挥，顿时乱作一团，被敌人冲得七零八落，四下逃窜。邓如琢部迅速占领车站，随即向城中发起猛攻。王柏龄被枪炮声惊醒，溜出妓院，混在败军中逃出城外。程潜见大事不妙，下令全军撤退，致使中路军仓皇败退，溃不成军。

    南昌得而复失，蒋介石闻讯大怒：“此乃北伐军之奇耻大辱。王柏龄贪淫好色，贻误军机，立即予以撤职查办。”撤了王柏龄，蒋介石命令刘峙任第一师师长，重新整顿军纪，集结兵力，准备再战。

    此时，李宗仁指挥的左翼部队，经过连日苦战，一战消灭谢鸿勋部二万人马，攻下箬溪；再战击溃卢香亭部三万余人，攻克德安，向九江逼近。蒋介石立即传令嘉奖，命令李宗仁急追猛进，攻打九江。李宗仁正准备挥军前进，忽接急报：“敌军陈调元部正向王家铺集中，围攻箬溪，欲断绝我军后路。”李宗仁不得不回师迎战，在箬溪与陈调元所部大战三日，击溃敌军，重新夺回箬溪。

    李宗仁三战三捷，使孙传芳魂飞胆丧，坐卧不宁；急忙发电向国民政府求和。蒋介石置之不理，继续部署作战。蒋介石分析战场形势后，决定第二次攻打南昌。他指挥第二、三军强渡赣江，包围了南昌。蒋介石为了鼓舞士气，亲至南门外指挥攻城。大军呼啸冲锋，拼死血战。南昌城头枪炮轰鸣，战况惨烈。但是，由于城墙高峻，工事坚固，敌军防守严密；北伐军爬城仰攻，很难凑效。大战两日，城墙上下死尸横陈，血水四溢，却未能克敌制胜。入夜，攻城部队因连日疲劳，扎营休息。不料，半夜时分，邓如琢组建敢死队，从城下水闸中潜出，乘黑夜突袭北伐军营地。北伐军第六团疏于防范，被敌军敢死队包围，匆忙应敌，厮杀混战，几乎全团覆没。敢死队愈战愈勇，直冲向蒋介石的城下指挥部；蒋介石吓得惊慌失措，在卫士的掩护下急忙逃跑。次日，蒋介石为掩饰窘状，下令：“暂撤南昌之围，待机再攻南昌。”第二次进攻南昌以失败告终。

    蒋介石败退后，急与李宗仁、白崇禧会商军情，一致认为两次攻打南昌失利的教训，在于孙传芳军控制着南浔铁路，便于机动。于是决定集中兵力，先破南浔铁路各要点之敌，而后再取南昌；并决定从武昌增调第四军火速进入江西，配合作战。蒋介石重新调整作战计划，依然兵分三路：左路由李宗仁指挥第四、七军，攻击德安、涂家埠一线，截断南浔铁路；中路由程潜率领第一、六军攻占乐化，再向北挺进，配合左路军歼灭孙传芳的主力；右路由朱培德指挥第二、三军，主攻牛行车站，再次包围南昌。战役总目标是，占领南浔铁路，歼敌主力，攻克南昌。

    此时，孙传芳阵营突然发生内乱，浙江省长夏超宣布独立，归顺国民革命军。孙传芳气急败坏，急调大军与夏超所部混战一气。夏超兵败被杀，但其部下却与北伐军暗中通气，随时准备起义。浙江内乱刚刚平息，福建周荫人所部的两个师又在前线倒戈，加入北伐军行列。蒋介石立即电令何应钦，率第一、十四军乘机进攻，一举攻克福州，扫平闽南残敌。周荫人被擒，其残部逃亡浙江；福建全境被北伐军占领。至此，孙传芳属下各部军心动摇，各自为谋，大有一触即溃之势。

    相反，北伐军声威大震，士气高昂。李宗仁率领第四、七军所向披靡，再次攻占德安，旋即发起马回岭、九仙岭战役，全歼守敌二万余人，控制了南浔铁路，切断了九江与南昌之间的联系。孙传芳见大势已去，主动放弃九江，乘舰返回南京。李宗仁抓住战机，派出两师兵力快速北上，九江不战而克，湖口乘胜而占。

    与此同时，北伐军右翼和中路四万余人夹击南昌，与邓如琢的部队激战于牛行、乐化一带，聚歼敌主力万余，俘获敌师长、团长数十人及士兵二万余人。南昌外围之敌全部消灭，仅剩下守城部队约三千人。蒋介石挥军围城，城中守敌闭门不战。蒋介石大怒，命令各军集中炮火猛轰；炮弹倾泻而下，城中顿成火海。炮击持续一个小时，城中守敌不堪摧残，纷纷挂起白旗，陆续出城投降。蒋介石领兵入城，将总司令部设于南昌。至此，孙传芳所部精锐尽丧，江西全境为北伐军所有。

    北伐军占领福建、江西后，孙传芳不甘心失败，一方面整顿内部，搜集兵力，重新部署。另一方面感到独立难支，便玩弄阴谋手段，联络各方军阀，准备与北伐军顽抗到底。

    1926年11月20日，孙传芳亲往天津谒见张作霖，行跪拜叩头之礼，拜张作霖为义父；又与张作霖的长子张学良八拜为交，结为异性兄弟。张家父子也捐弃前嫌，给孙传芳以补充接济，欲使孙传芳能重整旗鼓，卷土重来。张、孙两氏沆瀣一气，组建成“安国军”，张作霖任总司令，孙传芳、张宗昌、阎锡山任副总司令。张作霖随即制订了反攻江南、收复失地的计划，但由于各派军阀之间矛盾重重，互不配合，其计划只是一纸空文，难以实施。此时，冯玉祥统帅的国民联军早已杀出潼关，一路攻克灵宝、陕县、渑池、新安，逐步向洛阳、郑州逼近。北方局势陡然吃紧，张作霖、阎锡山自顾不暇，其向南反攻的计划便宣告作废。

    孙传芳名为东南五省军阀的总头子，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嫡系武装。五省的小军阀们则各怀鬼胎，伺机反叛。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孙传芳的部队不断起义、投降；蒋介石则来者不拒，统统收入麾下；从而使国民革命军不断壮大，逐步扩编为四十多个军。

    1927年1月，蒋介石调整部署，继续分三路进军。西路由唐生智为总指挥，以第四、八军为主力，挺进豫南，与冯玉祥的国民军相策应，对付北方之敌。中路由李宗仁为总指挥，以第二、六、七军为主力，沿长江向安徽、江苏挺进，与东路军会攻南京。东路由何应钦为总指挥，以第一、三军为主力，从福建攻入浙江，直逼杭州、上海，而后回师江苏，夹击南京。三路大军同时出动，分别开赴三个战场。

    东路军杀入浙江后，浙军周凤岐、陈仪两师先后起义；其他各部为争夺地盘，互相攻击，防线全面崩溃；北伐军一路如同风扫残云，顺利占领浙江全境，随即沿沪杭路向上海进攻。

    3月20日，白崇禧率领先头部队，进至西郊龙华地区。上海守敌如同惊弓之鸟，纷纷滚滚，弃城逃跑。是夜，中共军委书记周恩来发出指示，决定立即发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次日，上海总工会下达了总同盟罢工命令，全市各行业八十万工人同时相应。罢工迅速转入武装起义，工人纠察队按预定计划占领了电厂、自来水厂、电话局、电报局、火车站等要害部门，进攻警察署和兵营，与守城敌军展开浴血奋战。到22日下午，在广大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武装工人占领了上海除租界以外的全部地区，第三次起义取得胜利。此时，白崇禧率领大军，兵不血刃，一路大摇大摆地开进市区，连夜接管了上海的防务。次日，白崇禧宣布自任淞沪卫戍司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三次工人起义的胜利果实，被白崇禧占有。

    与此同时，李宗仁指挥中路军沿长江东下；兵锋所指，安徽军阀陈调元、王普率部起义，安庆、芜湖不战而克。中路军长驱直入，逼近南京城下。此时，南京城中的孙传芳残部开始弃城逃跑，并在城中四处抢劫、焚烧，乱成了一锅粥。一部分败兵乘乱洗劫了英国、美国驻南京的领事馆和侨民区，酿成了外交事件。英国、美国领事借口“保护侨民和领事馆不受侵害”，悍然命令停泊在下关江面的军舰炮轰南京。英国军舰“翡翠号”和美国军舰“诺亚号”、“普莱斯顿号”，同时开炮轰击南京城，达半小时之久；致使城中居民死亡二千多人，重伤一千多人，造成了震惊中外的“南京惨案”。

    3月24日，李宗仁率北伐军开进南京，肃清了孙传芳残部。帝国主义列强立即向李宗仁交涉，并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事后，各国驻华使馆蓄意扩大事件，要求本国政府增兵，加紧干涉中国内政的步伐。

    南京被克，孙传芳主力被全歼，长江中下游地区全部被北伐军控制。至此，北伐军出师仅仅九个月，便横扫两湖和东南五省，把革命势力扩展到长江流域；而唐生智率领的西路军则已杀入河南，向郑州挺进。这才是：北伐战争连连获胜，革命形势步步高涨。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一回 蒋介石背叛革命 白崇禧大肆屠杀（

    第六一回蒋介石背叛革命白崇禧大肆屠杀（上）

    话说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开展，国内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革命的中心也由广州转移到了武汉。1926年12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在武汉成立，代行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职权；并决定于新年元旦正式开始办公。

    1927年1月1日，武汉三镇锣鼓喧天，彩旗飞扬，鞭炮轰鸣，凯歌嘹亮。“打倒列强除军阀”、“工农翻身做主人”、“庆祝北伐战争胜利”、“庆祝国民政府迁都武汉”的大小标语贴满大街小巷。十多万军民云集武昌大校场，举行盛大集会，庆祝北伐胜利和政府迁都。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大员谭延闿、顾孟余、宋庆龄、孙科、徐谦、宋子文等出席大会，谭延闿发表了热情洋溢地讲话。会场内外欢声雷动，各界群众载歌载舞。

    一连三日，武汉各界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然而，中国人民的胜利却引起了帝国主义的仇视。3日下午，当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宣传队在英国租界附近的江汉关码头讲演时，英国领事竟然调集水兵登岸干涉，用刺刀驱逐宣传队员和听讲群众，当场刺死一人，刺伤数十人，制造了汉口流血事件。

    次日，中国共产党快速反应，特派李立山、刘少奇出席并主持，召开武汉各界团体代表联席会议，议决对英斗争的八项条件，要求武汉国民政府责令英国领事赔偿死伤同胞损失、交出行凶水兵、撤退停泊在武汉江面的英国军舰、拆毁英租界的沙袋和电网、解除租界巡捕的武装，由国民政府管理租界；否则，即敦请武汉政府封锁和收回英租界。会后，李立山、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赶往国民政府，提交了人民的正义要求。武汉国民政府代表徐谦、孙科等完全接受了各界代表提出的交涉条件，当场宣布：“政府的立场与人民的立场完全一致，一定为人民报仇雪耻。”

    5日，天降大雨，道路湿滑。武汉各界四百多团体同时行动，动员了三十万民众，冒雨举行反英示威大会。大会在李立山、刘少奇等人的主持下，通过了联席会议提出的八项条件。会后，十多万愤怒的群众冒雨游行，一路高呼口号，勇往直前，冲入英租界，摧毁了租界内的沙包、电网，驱逐了英国巡捕，一举夺回了英租界。江汉关码头人山人海，愤怒的呼声响彻云天。英国领事带着一群巡捕，在一片喊打声中登上军舰，灰溜溜地离开武汉。

    在人民群众和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支持下，武汉国民政府挺起腰杆，积极应对；当日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了以外交部长陈友仁为主席的“汉口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主持租界的一切公安、市政事宜，接管了汉口英租界。

    次日，英国领事不甘心失败，又在九江唆使英国水兵开枪、开炮，公然进行武装挑衅，打死、打伤中国居民十多人。九江工人和民众不畏强暴，迅速聚集了数万人奋起反抗。愤怒的民众随手抄起榔头、铁管、木棍、扁担，义无反顾地杀向码头，迫使英国水兵退回军舰。九江民众乘势而上，冲进租界，驱逐了英国巡捕，占领了租界。国民政府外交部闻讯，立即派人到九江交涉。随后，成立了“九江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接管了九江英租界。

    十日后，英国驻华公使阿马利赶到武汉提出抗议。国民政府指派中央政治委员徐谦、外交部长陈友仁与其展开谈判。阿马利气势汹汹地道：“英国租界是根据1842年签定的《南京条约》规定设立的。此次中国暴民抢占了租界，武汉政府必须负责恢复租界原状。”陈友仁回击道：“《南京条约》是清政府签订的卖国条约，我们国民政府绝不承认。”阿马利道：“可是，英租界是我们英国人管辖的地区，是受国际法保护的自由地区。你们的暴民冲击了租界，侵犯了我们的利益，必须受到惩罚。”陈友仁道：“阁下错矣。租界是中国的土地，中国政府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国际法规定，侨居他国的公民，必须遵守所在国的法律。”阿马利无言以对。陈友仁接着道：“中国公民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活，享有行动自由的权利。你侮辱我国公民为暴徒，是极其错误的言论。请阁下务必牢记，不是我们去了英国，而是你们来到了中国。”阿马利道：“可是，你们中国人毁坏了租界的设施，给我国侨民造成了重大的财产损失。必须予以赔偿。”陈友仁反驳道：“不对。是你们的水兵首先挑衅，开枪开炮，打死打伤我国十多人。我国公民奋起反抗，是正当的自卫行为。应该赔偿损失的是你们，而不是我们。”徐谦补充道：“我国公民占领租界，是维护国家主权的正义行动，是对挑衅者的有力惩罚。我国政府坚决支持公民的正义行动。”阿马利理屈词穷，公开威胁道：“你们在挑起战争。英国政府不会坐视不理，我们将派出强大的远征军，用武力解决此次争端。”陈友仁笑道：“你们有权选择战争。可是，我要提醒你注意，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鸦片战争时的中国了。我们国民政府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完全有能力保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不受侵犯。”徐谦补充道：“我也提醒阁下注意，据我所知，贵国正在经受一场经济衰退，国内百业萧条，恐怕没有应对一场大规模战争的实力。”阿马利听罢，急得满脸通红，语无伦次地道：“你……，这个……，今天的谈判，到此暂停。我们改日再谈。”说罢，匆匆离开会场。此次谈判，陈友仁一身正气，敢于斗争，荣获了“铁腕外交家”之美誉。

    阿马利连夜与英国政府电报频驰，反复协商，寻求应对之策。三日后，重开谈判，阿马利像泄了气的皮球，在《国民政府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协定》上乖乖签字，正式承认将汉口、九江英租界归还中国。

    汉口、九江人民的英勇斗争，国民政府内顺民心，外崇威信，坚强回击，捍卫主权，取得了破天荒的重大胜利。收回英租界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上的重大创举，大涨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帝国主义的威风。消息传开，举国欢腾。南昌、广州、上海、长沙等地相继举行了十几万乃至几十万人参加的反英示威大会。何以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汉口九江起雄风，收回租界成大功。东亚雄狮仰天啸，列强胆寒世界惊。

    帝国主义者并不甘心失败，而是调整策略，另有图谋。英国公使阿马利返回北京，召集美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国驻华使节会商，一致认为，张作霖掌控的北洋政府已经丧失人心，难以驾驭中国的局势。武汉的国民政府势力日益强大，即将成为中国的最新统治者。为维护各国的在华利益，必须寻找新的代理人。他们经过反复讨论，把目光盯向了南昌，共同决定扶持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头子蒋介石，使其成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会后，他们各自派出说客，前往南昌秘密活动。于是，蒋介石的总司令部忽然变得热闹非凡，洋人频繁出入，政客纷至沓来。蒋介石左右周旋、热情招待，一下子变得身价百倍、神气十足。

    其实，蒋介石早就有着寻找外国靠山，实行军事独裁的野心。随着军事实力的不断膨胀，其野心也逐渐暴露出来。在北伐战争中，蒋介石利用手中的军权，以军长、师长的头衔收买了一大批旧军阀部队，其实力迅速扩张到近五十个军。有了军队作后盾，蒋介石变得飞扬跋扈，目空一切，不惜采用以军驭党、以军干政的手法，与武汉国民政府作对。他公然宣称：“我就是党，党就是我。”“现在在我指挥之下，国民革命军中只要我服从党，其余的军人绝无二心。”他把各军、师、团的党代表全部撤换成自己的亲信，借以增强对军队的控制力。更有甚者，他借口“战争时期，必须用非常手段，才能确保政令、军令的统一”，以北伐军总司令的名义任命唐生智为湖北省主席、朱培德为江西省主席；把自己凌驾于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之上。武汉政府则坚持原则，针锋相对，发布声明，对蒋介石任命的省级政府官员予以否认。

    蒋介石恼羞成怒，便公开与武汉政府作对，加紧了反共反苏、制造分裂的步伐。一日，日本驻九江领事江户窜到南昌，与蒋介石会晤，试探蒋介石对汉口、九江英租界事件的态度。蒋介石明确表示：“收回租界之事，系共产党人从中捣乱，武汉政府草率从事，中正不敢苟同。中正认为与西方各国签订的旧条约依然有效，要尽可能予以尊重，所欠外债必须如期偿还，并应充分保护外国投资企业。”江户赞美道：“蒋总司令不愧为眼光远大的政治家、外交家。”蒋介石道：“请阁下转告英国领事，中正将尽力说服武汉政府，恢复英国租界。”江户点头哈腰，应酬道：“一定转达，一定转达。”蒋介石道：“不仅日本、英国，无论西方哪一国，如能平等待我，我们都将与其合作，像对待苏联一样，一视同仁。”蒋介石的谈话抹煞了苏联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本质区别，抽调了孙中山联苏的革命精神。江户听后，感动得涕泗交流，毕恭毕敬。

    同日，蒋介石为了求得日本的支持和援助，派遣戴季陶作为私人代表秘密出访日本，与日本外务省次官、亚洲司长、条约局长等会晤，寻求日本的军事、经济援助。随后，又派吴铁城前往东京，向日本政府担保“中国人永不反日”。

    对于蒋介石来讲，要想实现其独裁统治，除了拥有强大的军事势力、谋求列强支持之外，能否取得拥有经济实力的江浙资产阶级的支持，至关重要。早在北伐出师前夕，应广东省政府和广州总商会邀请，上海的大买办资产阶级代表虞洽卿、盛冠中，闸北商会会长王晓籁等到广州参观，进行联系，试探虚实，就与蒋介石暗中来往，拉拢关系。随着北伐军节节胜利，孙传芳的统治轰然垮台，江浙的大资产阶级迫切需要新的政治靠山。于是，虞洽卿遵照英、美两国的旨意，亲自赶到南昌，与蒋介石密谈，答应蒋到上海、南京后，即赠以巨额款项，条件是蒋介石“必须反共”。此时，蒋介石为了对付武汉国民政府和应付浩大的军费，正急需大资产阶级的金钱援助。于是，二人一拍即合，迅速达成密约。虞洽卿返回上海后，便与江浙财团的头领串通一气，以“对外应时变之需要，对内谋自身之安全”为号召，联络了上海县商会、闸北商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交易所联合会等六十多个团体，正式组成上海商业联合会，公开投靠蒋介石，大力扶持新靠山。

    3月24日，北伐军占领南京，蒋介石即刻动身，把总司令部迁往南京。蒋介石进入南京后，立即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将其“不信任”的第二军、第六军调往江北，把总司令部警卫团、何应钦的第一军调驻南京，全面接管了城防部署。接着，他任命其亲信温建刚为南京市公安局长、杨虎为津浦路南段特务处长、陈葆元为津浦路南段总队长、柳世裕为江防要塞司令，迅速掌控了南京方面的交通、邮电、税收等要害部门。

    次日，蒋介石与英国、美国驻南京领事会谈，公开表示：“战争期间，英、美军舰为保护侨民，炮击南京的孙传芳败军，是对北伐军的有力支持，本司令谨表示谢意。至于英美侨民所受的财产损失，政府将会予以适当赔偿。”蒋介石的表态，令英美领事乐得眉开眼笑，齐道：“蒋总司令的态度，我们非常满意。”

    送走了洋人，蒋介石又指令陈葆元尽快网罗青红帮分子、地痞流氓，建立“南京市劳工总会”，以手枪、铁棍组织“武装纠察队”，准备鱼目混珠，于乱中取事。他召见杨虎、温建刚等人，面授机宜，以每人每日四块大洋的高价收买了一批打手，专门对付南京市总工会、工人纠察队等合法组织，随时准备制造事端，大打出手。

    温建刚等人在蒋介石的支持下，以南京市公安局长的名义发布通告，称：“凡地方人民集会结社，须先呈报公安局核准立案，方得开会。否则，以扰乱社会秩序论处，定将严惩不贷。”

    蒋介石部署好南京的反共组织后，于3月26日心急火燎地赶往上海。上海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开辟为通商口岸，大批的外国资本陆续涌入；经过八十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高楼林立、商业繁荣、工业先进、金融活跃、进出口贸易兴旺的大都市，也是中国最繁华的经济中心。繁华的另一面是肮脏和黑暗。上海同时又是一个灯红酒绿、纸醉金迷、豪华消费、吃喝嫖赌的花花世界，滋生了一批地痞流氓、黑恶势力。在繁华地段，妓院密布、赌场毗连。以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为头子的三大黑社会势力、流氓集团更是无恶不作。他们控制妓院、开设赌场；贩卖鸦片、走私军火；持械斗殴、霸占码头；杀人越货、强取豪夺；勾结官吏、效忠洋人。其斑斑劣迹，闻之即令人毛骨悚然。

    蒋介石一到上海，便受到了江浙财阀集团的隆重欢迎。虞洽卿广邀宾朋，盛设宴会，为蒋介石接风洗尘。席间，白崇禧诉苦道：“周恩来领导罢工，组织工人纠察队，成立了上海市临时政府。共产党人掌握了上海市政权，处处与我作对。”蒋介石闻言极为震惊，大呼道：“岂有此理，共产党竟敢组建政府。”虞洽卿接口道：“共产党领袖陈独秀、周恩来、汪寿华等均在上海大肆活动。全市的民众运动悉为共产党所操纵，工会拥有武装纠察队，工人游行示威，全市骚然，稍有不如意，便聚众要挟，动辄数万人，情势汹汹，不可终日。蒋总司令此次来沪，一定要为我们做主。”蒋介石勃然大怒道：“这还了得。共产党公开反叛国民政府，私自组建地方政权。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一定采取断然措施，清除共党分子，取缔其临时政府，维护上海治安。”与会资本家闻言皆大欢喜，纷纷表示，愿在财力上支援蒋总司令。蒋介石抓住时机，立即委派张静江为全权代表，于宴会后与上海财阀集团接洽，筹借到一千万元资金。江浙财阀除对蒋介石提供大批金钱外，还积极为其引见大流氓头子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蒋介石和他们一见如故，指使其立即重组“中华共进会”、“上海工商联合会”，网罗打手，与共产党领导的上海总工会相对抗。

    是夜，蒋介石下令第一军第二师开进上海市区，由白崇禧指挥，控制上海局势。随即又电招李宗仁、黄绍竑、李济深速来上海，商讨反共策略。

 第六一回 蒋介石背叛革命 白崇禧大肆屠杀（

    第六一回蒋介石背叛革命白崇禧大肆屠杀（下）

    次日，蒋介石亲自拜访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矢田，继而接见美国驻上海报业巨头史隆。蒋介石反复向洋人表示：“国民革命军是列强各国的好朋友，决不会用武力改变租界的现状”，“保证与租界当局及外国巡捕房取得密切合作，以建立上海的法律和秩序”。于是，蒋介石与日本、英国、美国等帝国主义勾结得更加紧密。

    接着，蒋介石指使在上海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古应芬、李石曾等人，举行所谓“临时中监委常委会议”，大肆造谣，污蔑道：“国民党中的共产分子，密谋篡权，危害本党和国家”，要求“取消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的党籍”。吴稚晖在会上朗读提案，弹劾共产党人，指控“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共产党人逆谋昭著，反共清党已成十万火急之事。要求国民政府采取非常措施，查办共产党危险分子”。此提案被上海数家报纸全文刊登，一时间，反共舆论甚嚣尘上，流言蜚语四处传播。

    28日，蒋介石在司令部接待总工会代表时，换上了一副非常革命的面孔，慷慨激昂地表示：“纠察队本应武装起来，断无缴械之理。如果有人胆敢对工人武装实施缴械，本司令绝不会答应。对捣乱纠察队及总工会之事，本司令将严行制止，各位代表尽可放心。”接着，他又接见各报记者，一再表示：“工人纠察队之武装，系工人自卫之必要者，必须予以保留。”骗得了舆论界的一片赞扬。

    正当蒋介石精心打扮、激情表演之际，忽然得知汪精卫已秘密回国；顿时满脸虚汗，四肢冰凉。原来，武汉国民政府为了对付蒋介石的尾大不掉，多次电催汪精卫尽快回国复职。汪精卫权衡再三，终于从法国起身，经莫斯科秘密回到上海。蒋介石闻讯方寸大乱，他深知汪精卫在国民党内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决不可等闲视之。他连夜召开紧急会议，与吴稚晖、白崇禧、张静江、陈果夫等人密谋应对之策，决定竭力拉拢、挽留汪精卫。

    次日，蒋介石携吴稚晖登门拜访汪精卫，信誓旦旦地表示：“坚决拥护汪主席回国复职，坚决服从汪主席的指挥，请汪主席统帅各军。”汪精卫因过去与蒋介石勾心斗角、矛盾甚深，此次回国又立足未稳，不便表态；故而采取以静制动之策略，对蒋介石的当面表演只是冷眼旁观、不置可否，显得高深莫测。蒋介石讲了半晌，汪精卫一言不发。蒋介石心里发虚，弄不清汪精卫葫芦里到底卖得是什么药，只好告辞离开。

    回到总司令部，蒋介石急忙召集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蔡元培、吴稚晖等人磋商，由众人出面共同拜访汪精卫，邀请汪精卫来总司令部会谈。李宗仁等见到汪精卫，转达了蒋介石的邀请，被汪精卫一口拒绝。吴稚晖代表蒋介石提出了两点要求：“汪主席是党国领袖，此次回国主政，望能留在南京。南京是孙总理创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地方，也是总理生前规定建都的地方。是故，国民政府不能在武汉建都，而应在南京建都。其次，目前共产党的势力十分强大，已经威胁到国民党的统治地位。苏联顾问鲍罗廷更是飞扬跋扈，凌驾于党国之上。汪主席回国执政，必须立即赶走鲍罗廷，尽快与共产党分裂。”汪精卫弄清了蒋介石的底牌，决定予以要挟，终于表态道：“我此次回国，是受武汉国民政府之邀请，故不可能在南京就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是已故孙总理的遗志。精卫乃总理之忠实信徒，将坚决站在工农革命方面，继续联俄联共，完成总理制定的宏图大业。”吴稚晖、李宗仁等碰了一鼻子灰，只好辞别；又匆匆赶到蒋介石的司令部详细汇报。蒋介石听后，指示道：“我早已料到留他不住。不过，政治手腕还要继续使用，立即在报上发表通电，公开表明我们的主张。”吴稚晖急忙转身去办理。蒋介石随即下令，调周凤岐的第二十六军进驻上海市区，进一步加强军事防务。同时指派白崇禧、吴稚晖、陈果夫、周凤岐组成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由该会行使上海市一切军事、政治、财政大权。

    过了两天，上海各大报纸忽然刊登了一份《汪陈联合宣言》。原来，汪精卫在和蒋介石勾心斗角的同时，又与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举行了秘密会谈，达成共识，发表了联合宣言。宣言称：“蒋介石是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已表示服从中央，绝不会干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国共两党将继续实行开诚合作，互相尊敬；希望全体党员不要听信任何谣言，如兄弟般亲密，以免引起误会。”蒋介石读罢宣言，不由得拍案叫绝：“汪精卫在麻痹共产党，此意甚好，可以利用。”

    为了进一步麻痹群众，制造迷雾，蒋介石亲笔题写“共同奋斗”四个大字，制成锦旗一面，派人敲锣打鼓，送给工人纠察队，以示“崇高敬意”。

    是日，蒋介石一面给工人赠送锦旗，一面发表总司令部布告，称：“一切纠察队与工人，一律在总司令部的管辖之下。否则以违法叛变论处，决不允许存在。”同时，蒋介石命令白崇禧，以东路军总指挥部的名义通告上海各报馆：“对武汉发往上海之电函、广告，一律不准刊登及转载，违抗者按戒严条例严加惩办。”

    4月9日，蒋介石接到密报：“汪精卫已于前天夜晚秘密离开上海，去了武汉。”蒋介石听后，急得浑身冒火，立即召集会议，成立“淞沪戒严司令部”，任命白崇禧为司令、周凤岐为副司令。发布《战时戒严条例》，禁止群众集会、游行、罢工。他命令白崇禧、周凤岐道：“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解决上海的共党和工会。”同时，他又指示邓泽如、蔡元培、古应芬、张静江、陈果夫等人联名发出通电，称：“为了护党救国，坚决反对武汉政府，主张在南京筹备建立新的国民政府。”

    在完成了控制上海局势和制造事变的准备后，蒋介石心急火燎地赶往南京。刚刚回到总司令部，就接到邀请他出席会议的请柬。原来，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南京市党部和市总工会为了庆祝汪精卫回国，计划于当天下午举行“欢迎汪主席复职大会”，适逢蒋介石抵达南京，便派人前来邀请其出席。蒋介石听罢勃然大怒，破口大骂道：“娘希匹，我有两个敌人，一个是汪精卫，一个是共产党。”他立即命令市公安局长温建刚、特务处长陈葆元、杨虎等人实施破坏。陈葆元随即率领数百名暴徒，打着“劳工总会”的旗帜，手持木棒、铁棍、长刀、短枪，呼啸而至，冲进市总工会，大打出手，捣毁了工会总部。旋即又冲击市党部，洗劫文件，肆意殴打，抓捕了秘书长陶恒荣等十余人。而后，暴徒一路狂奔到省党部，抓捕了黄竟西等二十余人。

    是时，正在市体育场召开“迎汪复职大会”的各界代表、群众，闻悉暴徒的行径后，立即决议到总司令部请愿，要求蒋介石保护省、市党部和总工会，封闭流氓组织“劳工总会”。蒋介石避而不见，密令温建刚“采取断然措施，予以处置”。温建刚得令，指挥大批暴徒、流氓，打着“劳工总会”的旗帜，疯狂冲击请愿队伍，铁棍飞舞，钢刀乱砍；请愿群众惨遭殴打、驱赶，不少人头破血流。暴徒又肆意开枪，迎面扫射，当场打死数十人，伤者不计其数。请愿群众被驱逐后，蒋介石大喜，下令给每位暴徒奖赏大洋十元。

    入夜，国民党省、市党部、中共南京地委、市总工会、农民协会、妇女协会负责人，召开联席紧急会议，商量应变措施。温建刚接到密报，立即派出警察，协助暴徒包围了会场，抓捕了与会的谢文锦、刘重民等十多位负责人。温建刚指使暴徒私设公堂，连夜审讯，采用酷刑拷打、割舌剜眼的手段予以摧残。继而在蒋介石的密令下，将全部被捕者秘密杀害，并把尸体装进麻袋，投入长江。次日，南京城中到处都是反动标语，军警、特务、暴徒频频出动，肆意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蒋介石高压手段的摧残下，南京生机勃勃的革命景象消失了，古城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11日夜，蒋介石接到报告：“汪精卫已在武汉宣布就任国民党中央主席；并主持中央会议，免去了蒋介石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组织部长、军人部长职务。”蒋介石闻讯暴跳如雷，狗急跳墙，抓起电话向白崇禧下达密令：“立即动手，彻底解决上海的共产党和工会组织。命令只有四个字：格杀勿论。”

    4月12日凌晨，在白崇禧的精心安排下，上海大流氓头子杜月笙等，以每人十元大洋的高价，收买了数百名地痞流氓、黑帮暴徒；每人配发手枪一支，身穿蓝短裤，臂缠黑“工”字袖章，冒充成工人，分乘十多辆汽车，从租界呼啸而出，向工人组织发起突然袭击。暴徒冲锋在前，大批军警随后，分头袭击了闸北、南市、浦东、吴淞等处工人纠察队。当工人纠察队奋起自卫还击时，军队立即出面，诡称“工人内讧”，借口“保护工人”，以调解为名，强行收缴纠察队武器。拒绝缴枪者，当场予以击毙。在军队的掩护下，暴徒们肆意行凶，放手滥杀，洗劫文件，捣毁工会后，便扬长而去。

    中午，暴徒们抢占市总工会，工人纠察队英勇抵抗。白崇禧命令军队架起机枪，疯狂扫射，协助暴徒血洗了总工会，当场杀死数百人。同时，白崇禧发出事先早已印好的一万多份《戒严司令部布告》，把他们蓄意制造的反革命事变，说成是“工人纠察队内部的反动分子，为破坏国民革命而发生内部械斗”。宣布“解散工人纠察队，所有枪支，一律收缴。禁止罢工；胆敢罢工者，将不问首从，定按戒严条例，严惩不贷”。

    收缴纠察队枪械、制造反动舆论的事件，激起了上海各界的强烈抗议。上海市民代表大会、临时政府、学联、妇女联合会等组织纷纷发表通电、宣言，谴责蒋介石、白崇禧之流的叛逆行为，声援工人纠察队。下午，各工厂工人停工，四处集会，要求交还工人纠察队枪支，保护总工会，惩办暴徒。南市数万民众于体育场举行大会，冒雨赶到白崇禧总指挥部请愿。闸北五万群众于青云路集会，游行到总工会门前，奋勇冲击，夺回总工会。总工会当即召开代表会议，决定全市总罢工。次日，上海纺织、印染、交通、海员等行业二十万人举行大罢工。总工会召集十多万工人、学生、市民大会，整队游行，一路高呼“还我武器”，“打倒新军阀”等口号，赴宝山第二师司令部请愿。白崇禧重申蒋介石的命令，要求军队“格杀勿论”。第二师部队迅即从各里、弄冲出，用机枪向手无寸铁的群众扫射；请愿队伍立即大乱，当场被击毙数百人，伤者不计其数。时值大雨滂沱，死伤者纷纷倒地，血染街道，汇成红河。第二师又出动大批马队，沿街赶杀。凡在街头逗留者，即遭枪击、刀劈，死于非命。此即蒋介石、白崇禧一手策划、制造的“四一二大屠杀”。何以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格杀勿论真魔王，血雨腥风呈疯狂。更有令人发指处，尸体抛满黄浦江。

    入夜，肇事者为了销尸灭迹，命令军队实行清街，禁绝行人，用大车将死者拖至荒郊野外掩埋，尚有许多重伤未死者，亦被士兵横拖倒拽，塞进车厢，拉到郊外活埋。到半夜时分，因尸体太多，掩埋不及，遂将大批尸体抛进黄浦江内，随波冲走。

    次日，“上海工联总会”的大批暴徒，奉白崇禧之命，在军队的武装配合下，再次占据总工会会所。接着，上海警察厅下达命令：“查封一切工会组织”。白崇禧命令军队查封了上海临时政府，将正在开会的执行委员十余人全部逮捕；共产党著名领袖汪寿华、陈延年、肖楚女等人惨遭杀害。

    同时，江浙财阀头子虞洽卿及其舆论工具，盗用上海各界团体的名义，致电蒋介石，“庆贺上海事变胜利”，为杜月笙等“请功”；并发布通电称：“希望全国各省、县绅商父老一致效仿上海，起而诛戮共产党。”蒋介石立即从南京发出“清党布告”和“清党通电”，命令各地、各军“对共产党严为侦察，凡被举发者，即以非常措施，予以紧急处置”。“取消国民革命军中的政治部和党代表制度，将共产党人从军队中彻底清除。”公开通缉“共党首脑陈独秀、周恩来、毛泽东、谭平山、林伯渠、恽代英等”。

    蒋介石的清党通电发布后，上海市区内，大批军警出现于街头巷尾，四处搜查，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分子。事后，据淞沪戒严司令部的统计，“四一二”期间，上海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群众达三百人，被捕一千人，失踪五千人。刽子手公布的数字可信吗？究竟死了多少人，成了千古之谜。

    蒋介石的阴谋又一次得逞，上海、南京完全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4月17日，在南京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胡汉民、蒋介石、柏文蔚、张静江、蔡元培等，以及部分监察委员举行会议，宣布组成南京国民政府，以胡汉民为政府主席；与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对立。于是，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同时出现了三个政府。一个是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一个是以胡汉民为首的南京政府，一个是以张作霖为首的北京政府。这才是：叛变革命闹分裂，三权鼎立乱中华。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二回 李大钊慷慨就义 汪精卫公开分裂（

    第六二回李大钊慷慨就义汪精卫公开分裂（上）

    话说北伐战争期间，张作霖坐镇天津，静观东南战局，希冀坐收渔翁之利。没想到吴佩孚、孙传芳迅速土崩瓦解，全面败北。张作霖再也坐不住了，他带领大军入驻北京，自封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大元帅、国家元首，全面接管了北洋政府，实行军事独裁。他调集十万大军进入河南，分驻西平以北，及开封、郑州、洛阳等地，企图阻止北伐军的进攻。

    在军事部署的同时，张作霖加紧了对北京的舆论管制，搜捕革命党人、激进分子，将《京报》主笔邵飘萍、进步记者林白水抓住后，立即就地枪决。一日，张作霖接到告密，得知共产党北方区委、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的负责人藏匿在苏联大使馆内，他立即下令实施抓捕。副官从旁提醒道：“大帅不可，外国大使馆受国际公法保护，冲击使馆违背外交惯例。”张作霖骂道：“什么国际法，老子不管。俄国老毛子在东北横行霸道，老子忍了十多年。今天就要出这口恶气。”张作霖下令，奉军出动两个团的兵力，包围了苏联驻华大使馆，发动突然袭击，冲入使馆搜捕。在叛徒的指引下，逮捕了李大钊、范鸿劼、张挹兰、路友于等三十五名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和使馆工作人员。

    抓住了共产党的大官，张作霖大为兴奋，指令副官道：“抓住了罪魁祸首，关进监狱，严加审问，把北京的共产党、国民党给我一网打尽。”他们把李大钊等人关进北京第二监狱，组成军警法庭，不分昼夜，严刑拷打，逐个审问。

    在法庭上，李大钊从容镇定，以法庭作战场，继续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法官问：“你是大学教授，生活条件优越，闹什么革命？”李大钊道：“我们闹革命，是因为你们的统治太黑暗、太野蛮。我们闹革命，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解救全国人民。我们闹革命，就是要打倒你们的反动统治，实现共产主义。”法官道：“革命，革命。你就不怕我革了你的命？”李大钊哈哈大笑道：“共产党人愿以鲜血培育真理，用生命捍卫信仰。能为共产主义信仰而死，我感到无上光荣。”法官大惑不解，问道：“信仰？信仰比命还重要吗？”李大钊笑道：“愚昧。像你这种没有信仰的人，如同行尸走肉，不配和我谈话。”法官恼羞成怒，大吼道：“你敢骂我。给我用刑。”数名刽子手冲上前来，将李大钊反绑双手，吊在房梁上，抡起皮鞭，肆意抽打。李大钊被打得头破血流，满口血浆，依然神情自若，侃侃而谈：“皮鞭棍棒只能打烂我的肉体，永远也征服不了我的信仰。”“有的人死了，却依然活着。有的人活着，却已经死了。”“你们这些刽子手，没有信仰，不知道为什么而活着，只能作军阀的工具，真是不幸。我即使死了，我的信仰也会永远传承下去，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刽子手打了半晌，累得满头大汗，坐在椅子上呼呼喘气。李大钊讥笑道：“你不行嘛。我能承受皮鞭抽打，你却累得没劲了。这是因为我有信仰，你没有。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有信仰的人是不可战胜的。”法官无计可施，只好命人将李大钊押回牢房。

    毒刑拷打持续了二十多天，三十多名被捕的仁人志士，个个遍体鳞伤，却无一人低头屈服。法官浑身疲惫，心情沮丧，赶往帅府，准备向张作霖汇报审讯结果。走到大堂门外，忽听得堂内有人哭泣，便止住脚步，从窗外偷窥；只见孙传芳正跪地哀号。原来，孙传芳自南京兵败后，带着一群残兵败将，如同丧家之犬，一路恓恓惶惶，逃到天津；始知张作霖已入驻北京。孙传芳又单人匹马窜到北京，抢进帅府，跪倒在张作霖面前，涕泪交流，哭诉道：“义父救命。孩儿的东南五省，全盘皆输，二十万兵马荡然无存。”言讫，以头抢地，大声嚎啕。张作霖眉头紧锁，拍桌喝斥道：“没出息的东西，别他娘的吊丧了。”孙传芳吓得浑身哆嗦，连忙止住哭声。张作霖道：“胜败乃兵家常事。你起来，我再拨给你五万兵马，去河南许昌布防，与敌人决一雌雄。”孙传芳闻言，连连叩头，口称：“谢义父，谢义父成全；孩儿立即就去。”说罢，起身离开。张作霖送到门口，一眼看见刑审法官，喝道：“你有何事？”法官急忙立正敬礼，报告道：“属下奉命审讯共党分子，前来禀报案情。”说着，随张作霖走进大堂，详细汇报了审讯结果。张作霖听罢，脸色铁青，立即下令：“妈那巴子，全部枪毙。不，用绞刑，不能让他们死的太便宜。”

    1927年4月28日，刽子手在监狱后院布置了一排绞架，将李大钊、张挹兰、路友于等三十五人押到刑场。李大钊神情刚毅，昂首挺胸。他整了整身上血迹斑斑的灰布长袍，迈开大步，第一个走上刑台。面对着行刑法官、刽子手，李大钊慷慨激昂，大声演说：“你们可以绞死我，但你们无法绞死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许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全国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信仰在中国、在全世界，必将得到光荣的胜利。”刽子手急忙跑上刑台，给李大钊套上绞索。李大钊被悬空吊起，壮烈牺牲。后人有诗赞之曰：

    倡导新思想，缔造共产党。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热血育真理，舍生捍信仰。正气镇敌顽，昂首赴刑场。忠魂撼日月，英名万古香。

    再说蒋介石一手策划的南京政府成立后，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召开紧急联席会议，决议开除蒋介石的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并下达了通缉蒋介石的命令。宋庆龄、何香凝、徐谦等国民党中央委员联名发表讨蒋声明，号召人民“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此时，中共中央也由上海迁到武汉，发表了《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称：“总理遗嘱，言犹在耳；蒋氏背叛，逆行已肆；屠杀革命民众，破坏国共合作，已成为人民之公敌”。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继续实行合作，在两湖地区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讨蒋运动。武汉、长沙先后举行数十万人参加的反帝讨蒋大会，“打倒新军阀”，“打倒蒋介石”的口号传遍城乡各地。

    在讨蒋的声浪中，两湖地区的工农运动继续高涨。在农村，各地农会逮捕了大批土豪劣绅，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不少县区的农会没收了土豪劣绅的土地和财产，发展了农民自卫武装。在城镇，工会组织和工人武装进一步发展，全国工会会员逾三百万人。武汉建立了一支拥有五千名队员、三千支枪的工人纠察队。工人们从要求集会、结社、罢工的自由发展到要求参加政权，从要求增加工资、改善生活条件发展到要求参加企业管理。

    在讨蒋和工农运动持续高涨的同时，经国共两党联席会议讨论，武汉国民政府决定继续北伐。4月19日，武汉国民革命军于武昌东湖举行誓师典礼，以唐生智为总指挥，率部入豫讨奉。紧接着，唐生智指挥北伐军沿京汉路北进，联合豫中各军分三路攻击奉军。随后，冯玉祥接受武汉政府委任，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出兵攻打洛阳。此时，山西军阀阎锡山眼看张作霖陷入南北夹击之中，突然发布通电脱离北洋政府，拥护三民主义。武汉政府立即任命阎锡山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出兵向娘子关前进。一时间，河南境内大军云集，烽烟四起；炮火连天，战况激烈。五月中旬起，北伐军先后与奉军交战于西平、漯河、许昌、临颍等地，歼灭奉军三万余人；兵锋直逼郑州。冯玉祥指挥的北路军也已攻克洛阳、孟津、偃师等地，挥师会攻郑州。奉军被迫弃城逃跑，孙传芳率领残兵败将退出河南。6月1日，北伐军和国民军占领郑州，是为“中原会师”；北伐战争取得了又一个重大胜利。

    正当河南境内激战犹酣之际，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迅速发生质变。原来，两湖地区工农运动的蓬勃兴起，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大买办资本家的极端仇视，他们纷纷关闭了在武汉的工厂、银行，造成武汉政府财政枯竭。长期蛰伏于上海的“西山会议派”，在蒋介石的庇护下死灰复燃，纷纷窜到武汉，与武汉的国民党右派分子相勾结，加紧破坏活动。在中外反动势力的压迫下，汪精卫责成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专门查办所谓“过激言论”。接着，武汉政府发布通告，不准工农团体举行集会和游行。国民党中央发布《保护公正绅耆训令》，污蔑农民同地主的斗争是“扰乱社会秩序”，“无异于反革命”，要求各级党部予以“严加制裁”。

    形势日渐险恶，危机迫在眉睫。为了应对复杂的形势，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与组织》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虽然做了一些检查，但仍然为自己的右倾错误辩护：认为在“中山舰事件”中让步是正确的，是因为我党力量不足；“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是革命方法上的错误”；“土地革命深入会影响北伐，应等到北伐成功后再去进行”；“工农运动勃起太快，严重过火，影响国共合作”。等等。

    与会的许多代表对陈独秀的错误进行了批评，并就土地问题、革命发展方向问题进行了讨论。大会通过了《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土地问题议决案》、《职工问题议决案》。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随后推选陈独秀、李维汉、张国焘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陈独秀为总书记。

    中共“五大”批评了陈独秀忽视革命领导权的右倾错误，也提出了一些正确的决策和主张，但没能提出夺取领导权的有力对策，尤其是对直接掌握革命武装的关键问题，未能予以高度重视。会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继续统治全党，危害着中国革命事业。后人有诗议之曰：

    反动势力已嚣张，时局险恶濒危亡。可惜右倾尚痴迷，危害革命危害党。

 第六二回 李大钊慷慨就义 汪精卫公开分裂（

    第六二回李大钊慷慨就义汪精卫公开分裂（下）

    再说南京方面，武汉政府的北伐给蒋介石提供了有利机会。蒋介石面对局势，权衡再三，决定也出兵北伐。他要紧紧抓住“北伐”这面革命的旗帜，先行北伐，再回过头来对付武汉政府，消灭共产党。蒋介石召集将领，进行战前动员，大讲“北伐革命之双重目的”，称：“一是要打倒北洋军阀，二是要打倒共产党。我们国民党唯一的敌人是共产党。国民革命要成功，就不能与共产党并存。我们此次出兵，务要迅速前进，百倍努力，先将北洋军阀打破，再来解决武汉的共产党。”

    5月1日，蒋介石在南京发布了继续北伐的命令。他自任北伐军总指挥，分兵三路，分别由何应钦、白崇禧、李宗仁率领，向北挺进。此时，唐生智率领的武汉大军早已连战连捷，逼近郑州；冯玉祥的部队也已攻占洛阳；河南战局，大势已定。南京的蒋军从浦口渡江，沿津浦路北上，进击张宗昌的直鲁联军和孙传芳残部。一路长驱直入，几乎未遇到强敌抵抗，半月之后，便顺利占领了徐州。蒋介石的势力轻而易举地扩展到陇海线。

    蒋介石在北伐的同时，对武汉亦采取了军事措施。他用封官的手段，唆使武汉政府下属的军队不断叛乱、骚扰。他先后密令刘湘为第五路总指挥、杨森为前敌总指挥，由万县举兵东下，进攻鄂西；委任袁祖铭为四十三军军长，将部队开抵巴东，宣布反共；任命周西成为二十五军军长，由黔东出兵湘西，对武汉形成包抄之势。5月17日，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杨森部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宜昌公开叛变，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干部四千余人，并乘虚袭击武汉。武汉政府派遣卫戍司令叶挺率部前往阻击，将夏斗寅部击溃。

    5月21日，在三十五军军长何健的怂恿下，驻守长沙的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发动叛乱，捣毁了湖南省总工会、农民协会、农讲所、国民党省党部等二十多处机关、团体，解除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的武装，释放了全部在押的土豪劣绅，肆意捕杀共产党人和工农运动骨干，一万多人惨死在许克祥的刀下。事变后，许克祥组织“救党委员会”，宣布脱离武汉国民政府，拥护南京政府。接着，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也发生叛变，“遣送”共产党人出境，封闭工会、农会，解除工农武装。蒋介石导演的这些军事行动，加速了武汉政府的危机，也促使汪精卫加快了叛变革命的步伐。

    当是时，武汉与南京之间矛盾激化、剑拔弩张。中原会师后，号称拥有五十万雄兵的冯玉祥便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武汉、南京都想方设法拉拢冯玉祥为助，借以增强自己的势力。而武汉政府在日益严重的危机面前，争取冯玉祥的支持，则显得尤为迫切。汪精卫认为冯玉祥的政治态度如何，将是武汉政府生死存亡的关键，便急不可耐地决定与冯玉祥会晤。

    6月8日，武汉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率徐谦、顾孟余、谭延闿、孙科等人赶赴郑州，与冯玉祥举行会谈。汪精卫恭维冯玉祥道：“冯总司令战功显赫，劳苦功高。”冯玉祥表示：“只要有利于北伐革命大业，冯某无不尽力以赴。”汪精卫公开摊牌：“北伐大业，即将完成。然蒋介石背叛总理遗训，另立中央，分裂政府，已成为党国之叛逆。共产党人煽动工农，篡夺权力，亦为党国之心腹大患。还请冯总司令与中央政府同心同德，讨蒋反共；是为至关重要。”冯玉祥内心彷徨，犹豫不决。徐谦、顾孟余、谭延闿、孙科乘机大肆鼓动，终于引起冯玉祥的共鸣。冯玉祥表示道：“清党反共，冯某与中央政府完全一致。至于讨蒋一事，冯某以为不可。冯某的西北军经费极为困难，无力支撑长期战争。再说蒋介石也是革命同志，党国重臣，不应与其兵戎相见。冯某对武汉、南京两方面，不敢存厚薄之成见。冯某以为，武汉与南京之间应该放弃分歧，携手联合，共同完成北伐大业；以慰总理在天之灵。”汪精卫无言以对，只好退让，道：“武汉政府正处在多事之秋，北伐之事只好暂停。河南与西北大局就请冯总司令维持，唐生智率领的大军全部退出河南，返回武汉，平息叛军和共党作乱。”冯玉祥闻言大喜：“如此甚好。冯某将在辖区内清党反共，与中央保持一致。”会后，汪精卫等人返回武汉，唐生智所部亦退出河南，北伐计划半途而废。

    郑州会议期间，蒋介石密切注意汪、冯的动向，多方刺探其会谈内容。他以为只要把冯玉祥拉到南京方面，即可完全压倒汪精卫和武汉政府。为了拉拢冯玉祥“讨汪反共”，郑州会议刚刚结束，蒋介石便致电冯玉祥，表示欲去开封拜访之。冯玉祥接电细思，认为与蒋谈判既可调节武汉与南京之间的矛盾，又可从蒋介石处得到实惠。于是，冯玉祥复电蒋介石，希望双方尽快在徐州会面。

    6月19日，冯玉祥乘车赶到徐州。次日，即与蒋介石会谈。蒋介石提出：“希望冯总司令在所管辖的范围内立即清党。”冯玉祥慨然应允，随即强调：“武汉军队不得在后方捣乱，仍需回到河南战线，以便完成北伐大业。”蒋介石立即表示赞成，并进一步提出：“武汉政府与共产党人同流合污，实为三民主义之叛徒，必须予以讨伐。希望冯总司令与蒋某人联手，一致行动，向武汉进兵。”冯玉祥道：“此意不妥。武汉方面已开始实施分共，国民党内部互相残杀，殊无谓也。诚为天下人耻笑。”双方反复讨论，互作让步，蒋介石放弃了会同冯玉祥进攻武汉的计划，冯玉祥则附和了蒋介石实现统一的要求。蒋介石道：“国民党必须统一，不许武汉政府存在。武汉方面的忠诚同志，应速到南京来与我们合作，不要被外人利用。”冯玉祥道：“武汉、南京都是党国同志，以谁为中心，似乎无关紧要。”蒋介石突然表示：“冯总司令的西北军财政确有困难；从即日起，每月由南京政府接济西北军二百五十万元。”冯玉祥闻言大喜，道：“蒋公厚爱，冯某深表感谢。国民革命必须以南京为中心，武汉政府应该予以撤销。冯某愿从中调解，实现党国的高度统一。”在金钱的作用下，不偏不倚的冯玉祥倒向了蒋介石，蒋、冯携手合作，进一步加重了武汉政府的危机。会后，冯玉祥立即致电武汉政府，称：“党国统一，事关大局；望汪、谭诸同志速决大计，早日实行。惟有驱逐苏联顾问鲍罗廷，进行分共，剿灭工农运动，方能实现南京、武汉异地同心，通力合作。”

    徐州会谈刚一结束，蒋介石便召开高级将领会议，决定中止北伐。除留下一部兵力驻守徐州、蚌埠外，大部军马相继南撤到芜湖以西布防，准备与武汉政府决一死战。

    蒋介石回到南京，与胡汉民共同主持召开南京政府、国民党中央会议，决定撤销对西山会议派的处分，恢复邹鲁、谢持、张继、林森等人的国民党党籍。西山会议派遂以“反共先进”自居，公然四处招摇；右派分子弹冠相庆，反共声浪甚嚣尘上。

    与此同时，武汉方面，汪精卫也加紧了“讨蒋反共”的步伐。他将唐生智、张发奎部调回武汉，沿江东下，进驻九江，与芜湖地区的蒋军形成对峙，双方交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另一方面，汪精卫积极进行“分共”，命令武汉警备司令李品仙解除了汉口工人纠察队的武装，迈开了其反共的第一步。接着，汪精卫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会议，免去了鲍罗廷等苏联顾问的职务，并勒令其回国。汪精卫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国民党左派人士邓演达的强烈不满。邓演达致信国民党中央，愤怒斥责了汪精卫集团的反动行径，愤然辞去了在国民党中的一切职务。随即离开武汉，与苏联顾问团一起前往莫斯科。

    当此千钧一发之际，陈独秀继续妥协、退让，拒绝党内的正确主张，完全接受了国民党中央禁止工农运动的训令，甚至下令解散工人纠察队，将武器一律交给武汉政府。6月30日，陈独秀主持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强行通过了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决议，完全牺牲共产党的独立性和工农武装，企图以投降式的让步来拉住汪精卫。陈独秀的错误主张遭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批评和抵制。毛泽东反对道：“汪精卫已经举起了屠刀，而我们却要交出武器，岂不成了束手待毙，任人宰割。”周恩来提出：“情况危机，应立即组织实施工农暴动，与反革命势力开战武装斗争。”然而，陈独秀独断专行，蛮不讲理，顽固地坚持其放弃斗争的主张，否决了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致使温文尔雅的毛泽东、从不发火的周恩来相继拍案而起，与陈独秀大闹一场。

    中共中央的决议，以急电的形式迅速报告给共产国际。旋即接到共产国际的回电：斥责了陈独秀的投降行为，要求中共中央立即改组领导机关。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进行了改组，果断停止了陈独秀在中央的领导职务，成立了由张国焘、周恩来、张太雷、李维汉、李立山组成的临时中央常委会。次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时局的宣言，公开揭露了汪精卫集团出卖革命、违背孙中山三大政策的罪行，撤出了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是日，宋庆龄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宣布退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同孙中山的叛徒们彻底决裂；随即离开武汉，经上海前往苏联。

    7月14日夜，汪精卫召开秘密会议，确定了“分共计划”。15日，汪精卫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公开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决裂。会后，立即命令大批军警紧急出动，在武汉地区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疯狂屠杀。接着，汪精卫电令各省、市国民党部、政府、军警系统大开杀戒：“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于是，全国性的大屠杀在各地展开，无数的共产党员、工会干部、农运骨干惨遭屠戮。血雨腥风弥漫城乡各地，死尸残骸抛满荒郊野外。大屠杀持续了一月之久，全国的共产党员由六万多人锐减到一万多人，无辜被戮的工农群众逾四十五万人。

    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一些不坚定的分子，有的悲观失望，有的消极动摇，有的自首叛变，堕落为革命的敌人。然而，真正的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到，他们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得到锤炼，丢掉幻想，重新崛起。他们擦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纷纷拿起武器，走向新的战场。这才是：为有牺牲多壮志，前赴后继上战场。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三回 周恩来南昌决策 毛泽东秋收暴动（

    第六三回周恩来南昌决策毛泽东秋收暴动（上）

    话说正当蒋介石摩拳擦掌，准备与武汉开战之际，忽接徐州失守之急报，不由得方寸大乱。原来，蒋军主力撤出徐州后，日军乘机由青岛开进济南，公开参加中国内战，支持北方军阀。在日军的协助下，直鲁联军和孙传芳残部卷土重来，向蒋军发起进攻。徐州守将王天培大意轻敌，损失惨重，丢掉城池，败退到安徽宿州。第二路军全线失守，自鲁南急速撤退到苏北。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大为震惊；急忙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立即出兵，迅速夺回徐州，以振声威。旋即调第一军两个师为先锋，蒋介石亲自挂帅，挥军反攻徐州。临行前，蒋介石向众将领吹牛道：“此次不打下徐州，便不回南京。”

    7月25日，蒋介石由南京北上督战，拟定了“反攻徐州作战计划”：命令白崇禧为左路军总指挥，马杨斌为右路军总指挥，蒋介石亲任中路军总指挥；三路大军按计划开始前进。渐进徐州时，直鲁联军和孙传芳军佯退，引诱蒋军深入。蒋介石求胜心切，督军急进，一头钻进了敌人的埋伏圈。直鲁联军之许锟、徐源泉和孙传芳部从三面合围，把蒋军包了饺子。重炮劈头猛轰，机枪迎面横扫；杀声震天动地，血肉凌空横飞。蒋军突遭重创，首尾不能相顾；顷刻全线崩溃，遭到空前惨败。

    蒋介石匆忙逃跑，窜到蚌埠，喘息甫定，即下令全军后撤，退至淮河、运河以南防守。蒋介石狼狈不堪，惶惶然逃回南京；将战败之责归咎于徐州守将王天培，下令将王天培关押，旋即秘密处死。

    然而此时，南京的政治局势陡起巨变，蒋介石成了众矢之的。原来，在冯玉祥的积极调停下，南京、武汉双方的大多数将领、官员均反对内战，希望合作。蒋介石刚一回到总司令部，便接到冯玉祥的电报，称：“南京、武汉双方一致反共，既已志同道合，请速进行合作。”武汉方面的汪精卫则发表通电，表示愿意实行合作，但坚决要求蒋介石下台。同时，已控制南京周围的桂系将领李宗仁、白崇禧等，因不满蒋介石的飞扬跋扈、排除异己，亦公开表示愿与武汉实现合作。蒋介石恼羞成怒，命令白崇禧立即出动，向武汉发起进攻。不料，白崇禧不仅公开抗命，且反其道而行之，率军返回南京城下，演出了一幕促蒋下野的“逼宫”戏。

    徐州惨败，武汉紧逼，桂系发难，蒋介石陷入了无法摆脱的绝境。他彻夜难眠，辗转反思：国民党内部能人太多，且个个心黑手辣；政治斗争险象环生，随时有可能身首异处。时局纷扰，内部复杂，惟有避开锋芒，以退为进，静观各派之斗争，待其两败俱伤后，再相机而出，收拾残局。想到这里，他决定立即下野。

    8月12日夜，蒋介石携带亲信邵力子、陈果夫、张群、刘文岛等，在二百余名卫队的掩护下，悄然离开南京，前往上海。次日，蒋介石在上海发表通电，宣布下野，正式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随之，支持蒋介石的胡汉民、吴稚晖、张静江、蔡元培、李石曾等人，也在南京发布通电，宣布辞职引退。于是，南京便成了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天下。后人有诗议蒋介石下野曰：

    惯用阴谋耍手腕，奸雄最怕被暗算。政治斗争多凶险，以退为进巧周旋。

    再说汪精卫公开制造分裂，对共产党人实施野蛮、残酷的大屠杀。血的教训使共产党人猛醒，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课题，迅速提上议事日程。刚刚成立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断然决定：将各地共产党所掌握或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举行武装起义。

    中共中央派遣军委书记、军事部长周恩来负责领导南昌起义。1927年7月26日，周恩来身着灰色中山装，手提一只黑色皮箱，秘密来到南昌城中，潜入花园街二号朱德的家中。朱德，字玉阶，四川仪陇人。生的虎背熊腰，剑眉阔口，神情刚毅，不怒自威。他幼年家贫，粗读数年私塾，凭着天资聪敏，学习成绩优异。青年时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受革命党人熏陶，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参加滇军，历任营长、团长、旅长。护法战争后，赴德国留学，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受党的委派赴苏联学习军事。北伐战争前夕回国，在南昌创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导团，时任教导团团长。

    周恩来的到来，使朱德喜出望外；老友相见，分外热情。朱德道：“恩来，你来得好，来得好。这几天，反动派到处在杀害我们的同志，我憋了一肚子气，又不敢贸然行动。你来得好，快说说，党中央有何指示？”周恩来道：“党中央决定，立即在南昌举行起义。”朱德拍手道：“好、好、好。”周恩来道：“起义的目的是建立一支由我党直接掌握的军队，联合国民党左派，向国民党右派宣战。坚决反击敌人的大屠杀政策；借以唤醒中国人民，表明中国共产党人誓将革命进行到底。”朱德道：“有何具体部署？”周恩来道：“你先去包租下城中的大旅行社，准备接待前来开会的各位同志。我来通知附近的叶挺、贺龙两军人马向南昌集中。我们明天在旅社开会，一同研究起义计划。”

    次日，叶挺领导的第十一军、贺龙领导的第二十军抵达南昌。周恩来在江西大旅行社喜庆厅主持会议，成立了由周恩来、李立山、澎湃、恽代英、谭平山组成的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为书记。会议确定以大旅社作为起义总指挥部，任命贺龙为起义总指挥，叶挺为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为参谋长。会议决定于7月30日晚举行武装起义。

    由于贺龙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没有参加党的前敌委员会会议。会后，周恩来亲自来到贺龙的军部，郑重地通知了起义计划，并征求他对起义的意见。贺龙听后非常激动，坚定地表示道：“很好。我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党要我怎样干，我就怎样干。”贺龙，字云卿，湖南桑植人。生的身材魁梧，性格豪爽；圆脸秀目，八字胡须。出身于贫苦农家，青年时好打抱不平，浑身是胆，嫉恶如仇，曾参加蔡锷领导的护国军。随后返乡，带领本村青年农民二十余人，仅凭两把菜刀，夜袭芭茅溪镇盐业局，一举夺得十二支步枪。遂以此为基础，组建护国军独立营，自任营长。后加入国民革命军，历任团长、旅长。北伐战争中，升任第二十军军长。他对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的行为深恶痛绝，毅然决然地走上革命道路，甘愿服从共产党的领导。当下，他接受了周恩来的任命，立即开始部署起义计划。

    7月29日，正当起义准备工作紧张进行之时，张国焘以“中央领导”的身份，从汉口赶到九江，两次密电前敌委员会，阻挠起义。次日晨，周恩来在南昌系马桩驻地秘密召开前敌委员会紧急会议，张国焘匆匆赶来参加。在会上，张国焘强调：“必须争取张发奎参加起义，否则就是蛮干，就是盲动。”其时，张发奎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时常以左派面目出现，实则暗中反共。张国焘被其表面现象所迷惑，一再坚持要等张发奎参加，才能实施起义。周恩来坚决反对张国焘的意见，坚持道：“起义已经迫在眉睫，刻不容缓。一旦贻误军机，就会招来敌人的四面包围，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张国焘依然固执己见，拼命阻挠。叶挺大怒，拍案而起，斥责张国焘道：“张发奎阳奉阴违，与汪精卫勾结得非常紧密，已经在第二方面军中迫害共产党人。”周恩来当机立断：“起义计划要高度保密，决不能让张发奎知道。现在我宣布前敌委员会的决定，起义时间定于明日凌晨四时，起义口令是：山河统一。”会后，各部人马分头行动，积极准备按时起义。入夜，周恩来接到报告，由于叛徒告密，南昌国民党政府已经知道了起义计划。周恩来再次决断：“起义提前两小时，务必于凌晨二时打响。”

    1927年8月1日凌晨二时，南昌城中枪声大作，起义部队兵分数路，向着预定的目标发起猛烈进攻。第十一军分别向松柏巷天主教堂、新营房、百花洲等处守军发起进攻；第二十军第一师向旧藩台衙门、大士院街猛冲，第二师向牛行车站发起突袭。枪炮轰鸣，弹光闪烁，喊杀连天，全城鼎沸。激战到拂晓，全歼守敌三千余人，缴获各种枪支五千余支，子弹七十余万发，大炮十余门。起义一举成功，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军队的开始，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

    起义成功后，前敌委员会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精神，宣布此次起义仍然沿用国民党左派的名义，发表了国民党左派《中央委员宣言》，揭露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的种种罪行，表达了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和反帝、反军阀斗争的决心。

    中午，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召开了有国民党中央委员、各省区和海外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举邓演达、宋庆龄、何香凝、谭平山、吴玉章、贺龙、叶挺、周恩来、张国焘、李立山、恽代英、徐特立、澎湃、郭沫若等二十五人为委员。任命吴玉章为秘书长，任命周恩来、叶挺、贺龙、刘伯承组成参谋团，作为军事指挥机关。任命刘伯承为参谋长，郭沫若为政治部主任。会议决定起义部队仍然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贺龙兼任方面军总指挥，叶挺兼任前敌总指挥。所属第十一军军长为叶挺，聂荣臻任党代表；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廖乾吾任党代表；第九军副军长朱德，朱克靖任党代表。全体将士计约二万余人。

    下午，驻马回岭的第二十五师官兵，在共产党员聂荣臻、周士第的率领下赶到南昌集结，加入了起义军的行列。

    次日，南昌各界群众数万人隆重集会，庆祝起义的伟大胜利，欢呼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人们喜气洋洋，载歌载舞，鸣炮焚香，敲锣打鼓。会后，各界青年踊跃报名参军，自觉投身于革命洪流。

    南昌起义爆发后，汪精卫急令张发奎、朱培德等部出动六个军的兵力，从三面向南昌进攻。蒋介石也急令李济深、钱大钧、黄绍竑调集大军出广东，迎头堵截。

    8月3日，前敌委员会按照中共中央的原定计划，指挥起义军分批撤出南昌，沿抚河南下，计划经瑞金、寻乌进入广东省，先攻占东江地区，发展革命力量，争取外援，尔后再攻取广州。然而，当起义军到达进贤县时，第十师师长蔡廷锴驱逐在该师工作的共产党员，率部折向江西东北，脱离起义军。由于起义军撤离南昌时非常仓促，未经整顿，部队成分不纯，军心不齐。加之气候炎热，顶着酷暑远征，部队减员相当严重。在国民党大军的围追堵截下，连续作战，伤亡较多，终于在广东境内被打散，分成三支溃退。一支在贺龙的率领下，退入洪泽湖地区隐蔽。一支在朱德、陈毅的带领下，历尽艰辛，千里转战到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红军会师。第三支在周恩来、叶挺的率领下，在潮汕地区遭敌伏击，损失惨重。周恩来、叶挺、聂荣臻在地方党组织的掩护下，撤退到湘江。不久，叶挺、聂荣臻返回广州，与张太雷、叶剑英等领导了广州起义，旋即失败。周恩来则从湘江辗转到上海，恢复党的秘密组织，在白色恐怖中坚持地下斗争。何以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南昌起义成首功，千里转战多奋勇。效仿苏联攻坚城，违背国情路不通。

    再说南昌起义爆发后，中共中央再次开会，研究部署新的计划。8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汉口召开紧急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在武汉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监察委员以及中央军委、共青团中央和两湖党组织的代表共二十二人。会议由李维汉主持，瞿秋白作了报告。邓中夏、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等在发言中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着重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批评了陈独秀不坚持政治上的独立性、不倾听下级和群众意见、压制农民运动、放弃武装斗争的错误；并尖锐地指出：“从前，我们指责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结果，蒋介石、汪精卫一搞大屠杀，我们手无寸铁。没有枪杆子，就只能被动挨打。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取得的。以后要非常重视军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会议经过激烈讨论，通过了《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的决议案》等文件，决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计划在湘、鄂、赣、粤等省发动和组织秋收暴动。会议选举产生了由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澎湃、任弼时等人组成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瞿秋白担任总书记，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会后，瞿秋白向毛泽东征求意见：“泽东同志，中央即将迁往上海。我希望你去上海中央机关工作。”毛泽东道：“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瞿秋白道：“有何具体打算？”毛泽东道：“我去湖南，组织农民搞秋收暴动。”瞿秋白道：“如此最好。中央决定暴动成功后，部队统一向广州集中，建立广东革命根据地。”毛泽东道：“我反对。干革命不一定非要去广州，湖南也有很好的群众基础，完全可以在湖南开辟革命根据地。我认为南昌起义部队去广州是错误的。千里转战，敌强我弱，攻打敌人重兵防守的坚城，很难取胜。”瞿秋白道：“可是，广州是孙中山先生长期经营的根据地，是国民革命的摇篮。共产国际一再指示我们，要占领广州等中心城市，才能造成极大地革命声势。”毛泽东道：“那也要看中国国情。中国的国情是反动势力太强大，革命力量非常弱小，和敌人硬碰硬，不智。”瞿秋白道：“你去湖南搞秋收暴动，如不想南下广州，那就设法攻打长沙。能占领长沙也行。”毛泽东道：“现在最缺的是武器。没有枪支弹药，攻打长沙也极为勉强。”瞿秋白道：“可是共产国际的指示要执行，党的决定要落实。”毛泽东道：“我服从中央的决定，但保留自主行动的权利。战场的形势千变万化，不能机械教条。”瞿秋白笑道：“好吧，你很有个性。遇事总能提出独到见解，我支持你。湖南的工作就由你负责。”

 第六三回 周恩来南昌决策 毛泽东秋收暴动（

    第十六三回周恩来南昌决策毛泽东秋收暴动（下）

    数日后，毛泽东秘密回到长沙，立即把岳母、妻子和三个儿子送回板仓村老家，趁机在农村开展认真地调查研究。在杨开慧家里，毛泽东邀请十多位农民、工匠、小学教师开了两天调查会，了解到当地农民要求全盘解决土地问题的想法。回到长沙城里，他又征询了由韶山来省城的五位农民的意见。经过同他们的会商，毛泽东拟出了土地纲领数条，产生了“没收一切土地”的想法。调查的另一个收获是，了解到国民党军队残酷镇压工农运动后，群众对国民党的看法已经完全改变。毛泽东立即致信中共中央，称：“国民党的旗子已经成为军阀的旗子，引起了人民的痛恨。只有共产党的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湖南秋收暴动时，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

    毛泽东带着调查中取得的第一手材料，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身份，出席了湖南省委召开的军事会议。毛泽东全面阐述了自己的意见，明确地提出：“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尽可能的争取国民革命军中左派力量的支持。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军事力量，没有武装势力，是自欺欺人之谈。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要以极大的精力抓军事运动，实行枪杆子上夺取政权。”“没收大小地主的土地，分给贫苦农民，才能赢得广大农民的拥护。”“中央提出的全省暴动计划是不对的，力量太分散，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要集中各县的农民武装，缩小暴动范围，以长沙为中心实施暴动，方有成功之把握。”

    会后，湖南省委将暴动计划上报中共中央，旋即接到中央复信，虽然原则上同意以长沙为中心的暴动计划，但又批评“枪杆子中夺取政权，与中央精神不符”；“偏重军事是一种军事冒险行为”；“抛弃国民党左派旗帜，实行苏维埃政权是过激行为”。毛泽东对中央的指责认真分析，对其中符合实际的部分贯彻执行，对其不符合实际之处，立即回信答复。毛泽东在复信中旗帜鲜明地指出：“既要抓武装暴动，又说是军事冒险，岂不矛盾乎？”“全省一起暴动，各县力量极为分散，在强敌面前何以取胜？”“国民党已经丧失人心，老百姓对其已深恶痛绝；继续打国民党的旗子会脱离人民。”“我们以往的失误就在于脱离实际，崇尚空谈。”

    在毛泽东的坚持下，湖南省委从实际出发，制订了明确的暴动计划纲领：一、湖南党组织与国民党完全脱离；二、组织工农革命军；三、没收大小地主土地；四、组织工农兵苏维埃政权。五、暴动部队公开打出共产党的旗帜。

    秋收起义的行动已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当是时，在湘赣边界存在着数支革命武装力量。一支是共产党员卢德铭任团长的警卫团，因未赶上参加南昌起义而滞留在修水。一支是平江、浏阳等地的工农义勇队。第三支是准备起义的安源路矿工人武装。毛泽东召集三支武装的领导人开会，决定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以警卫团为第一团，驻修水；安源路矿工人纠察队为第二团，驻安源；浏阳等地工农义勇军为第三团，驻铜鼓。毛泽东任师党委书记，卢德铭任总指挥、师长，余洒度为代理师长。

    8月30日，中共湖南省委召开会议，决定集中力量在条件较好的平江、浏阳、醴陵和安源发起暴动，而后进攻长沙。会议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作为秋收暴动的领导机关。会后，毛泽东赶回板仓村，与妻子杨开慧依依惜别，嘱她照顾好自己的母亲，带好三个孩子，为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秘密工作。随后，即乘车赶往安源。

    1927年9月初，金风送爽，玉露生凉。毛泽东一身农民打扮，秘密来到安源，在张家湾召开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湖南省委的秋收暴动计划。到会的有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安源市委负责人宁迪卿、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王兴亚等。会议讨论了军事部署，确定分为三路，分别从修水、铜鼓、安源三地起义，进击湘东，会攻长沙。三路中以暂住铜鼓的第三团为主力，负责攻打浏阳县城。毛泽东决定亲自赶往铜鼓，直接指挥第三团的行动。

    此时，国民党长沙卫戍司令部截获了秋收暴动的消息，立即宣布全城戒严，每日晚十时即断绝交通。军警停止节假日休息，日夜上街巡逻，严防工农暴动。

    9月9日晨，毛泽东安排好安源的工作后，换上一身白色褂子和长裤，装扮成安源煤矿的采购员，准备动身前往铜鼓。临行前，徐特立突然来到；毛泽东大吃一惊，忙问：“老师何来？”徐特立道：“我跟随南昌起义部队南下，部队在半路被敌人打散。我潜回长沙，找到何叔衡，听他说你在安源组织起义，就急忙赶来找你。”毛泽东道：“老师有何指教？”徐特立从怀里掏出一个荷包，递给毛泽东，道：“这是我的全部积蓄，共三十块大洋。交给你，用来买枪。算是我对革命的一点贡献。”毛泽东深为感动，推辞道：“不可，老师，你留着用吧。”徐特立急了，争辩道：“许多同志为革命流血牺牲了，我出这点钱算什么。你必须收下。”毛泽东接过钱包，塞进怀里，无限感慨地道：“社会太黑暗了，我们这是被逼上梁山。诚所谓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徐特立道：“反得好。润之，我昨天做了一首诗，你看看。”说着，从身上掏出一片纸，递给毛泽东。毛泽东展开看时，其诗曰：

    世道黑白颠倒，蒋汪挥舞屠刀。我党惨遭荼毒，血雨腥风飘摇。恶既没有恶报，善又没有善报。何必安分守己，不作土匪强盗！

    毛泽东连声叫好，随即又道：“老师，我要去铜鼓，领导暴动。您老怎么办？”徐特立道：“我立即回长沙，安排好老伴的生活。再约上何叔衡，一同到铜鼓找你。”毛泽东道：“老师年龄大了，就不用来了。”徐特立不悦，生气地道：“人老了，可骨头更硬。真正的革命者是在枪林弹雨中成长起来的。”毛泽东笑道：“老师误解了。我是说行军打仗，特别辛苦。”徐特立右手一挥，长吟道：“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而其犹未悔。”毛泽东大乐，道：“老师豪迈，学生受教了。”师生二人分别，各自踏上征途。

    毛泽东离开安源，大步流星，赶向浏阳。午后，走到张家坊时，被民团巡逻查防队抓住。带队的小头目道：“上司有令，缉拿毛泽东。抓住后就地枪毙。”毛泽东道：“老总误会了，我是安源煤矿的采购员。”小头目道：“这个我不管，先押回团部审讯。”说着，命令两名团丁押着毛泽东，前去团部。走了半晌，毛泽东一直思索着怎样脱险；忽见路旁有个茅房，便对团丁道：“老总，我要上茅房。”团丁拉着枪栓，威胁道：“想逃跑吗？别耍鬼花样。”毛泽东从怀里掏出钱包，递给团丁，道：“这是三十块大洋，请老总拿着。我把钱押在你手里，总可以上茅房了吧。”两名团丁接过钱包，坐在路边分赃。毛泽东乘机钻进茅房。乡村路边的所谓茅房，不过是在路边张起数页芦席，背路的一面并无什么遮挡。毛泽东闪过芦席，往田野里大步奔跑。跑了半晌，后面传来两声枪响，团丁随后追来。

    毛泽东跑到一块高地上，忽见左边有个水塘，周围水草茂密。毛泽东顾不得许多，三步两步跨进水塘，钻进茅草丛中藏匿。两名团丁赶到高地，一面盲目鸣枪，一面四下搜寻，直折腾到黄昏才悻悻离开。

    夜幕降临，毛泽东爬出草丛，浑身泥水，鞋子早已陷入烂泥难以找寻，只好赤着双脚，翻山越岭，连夜赶路；于次日中午，安全到达铜鼓，但双脚已被荆棘、碎石划破，鲜血淋漓。

    毛泽东进入第三团团部，立即命令部队向浏阳进发。同日，安源工人组成的第二团也已向萍乡方向前进，第一团则向平江推进。震动全国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如期爆发。毛泽东率部出征，不由得豪情勃发，脱口吟咏道：“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修铜一带不停留，便向平浏直进。地主压迫重重，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浓，霹雳一声暴动。”

    然而，三路进军并不顺利，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夹击下，几乎全部溃败。数日后，负责往返联络的夏明翰向毛泽东报告：“我军所到之处，农民并未起来配合。大多数农民担心我军失败后而大祸临头，不敢行动。”毛泽东当机立断，改变原有部署，下令各路起义军停止进攻，撤退到浏阳县文家市集中。此时，部队已由原来的五千人锐减到一千五百人。

    十字路口，何去何从？敌强我弱，进退两难。继续进攻长沙，无异于以卵击石，有全军覆没之危险。向山区转移，则违背中央决定，有“临阵脱逃”之嫌。毛泽东在文家市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今后的行动方向。代师长余洒度坚持：“夺取浏阳，直攻长沙，是中央的决定，必须坚决执行。”毛泽东认为：“以我军现有之力量，进攻敌人重兵固守的长沙，无异于自取灭亡。我们只有放弃原来的计划，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余洒度道：“这是临阵逃跑，是贪生怕死。”毛泽东道：“这是主动撤退，也是新的进攻。从大城市撤退，向农村进攻。避免与强敌决战，到山区去发展壮大。”总指挥卢德铭道：“毛委员的意见是正确的，我支持毛委员。”在卢德铭的支持下，会议通过了向南撤退的决议。

    次日，毛泽东向全体指战员宣布了新的行动方案。他满怀信心地道：“此次起义受挫，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现在力量还小，还不能去攻打大城市，应当先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去，保存革命力量，发动农民群众。”

    此时，国民党当局已经调动数路大军，向浏阳围堵而来。形势万分危急，毛泽东下令部队立即南下。南下途中，山地崎岖，道路不平。毛泽东头戴斗笠，脚穿草鞋，双脚溃烂，步履艰难，依然坚持行走在战士们中间，与战士们谈笑风生，鼓励大家勇往直前。走了数日，半路上接到宋任穷从江西带回的信件，得知在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地区，有一支共产党员领导下的农民武装。毛泽东当即决定，部队向井冈山进发。

    十多天后，部队进入江西萍乡县时，得知县城驻有国民党的重兵。于是，改道向莲花县前进。途中，因侦查不力，情况不明，后卫部队突遭国民党军队袭击，仓促应战，损失三百余人，总指挥卢德铭亦英勇牺牲。

    入夜，工农革命军进到莲花县甘家村，忽遇该县党组织派人前来联络。毛泽东得知该县农民军前几天攻城失败，有九十多人被敌人关押；而国民党在该县的守兵只有一些保安队，战斗力不强。毛泽东连夜召开前委会，一致决定攻打莲花县城。次日凌晨，工农革命军冒雨奔袭，在当地群众的配合下一举攻克县城。砸开牢房，救出被押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一百多人；打开粮仓，将粮食分给贫苦百姓。接连受挫之际，忽然打了一次胜仗，全军上下顿时兴奋起来。

    部队继续南下，余洒度却心怀不满，开始与毛泽东分庭抗礼，企图凌驾于党组织之上。局势依然严峻，部队长途跋涉，一些人因跟不上而掉队，不少伤病员因缺医少药死在路旁，一些军官还存在旧军队中的习气，无故打骂士兵，开小差、逃跑成了公开现象。种种难题，困扰着部队，如不彻底解决，很难继续前进。

    9月29日，部队翻过一座山口，来到永新县三湾村宿营。此地群山环抱，追敌已被摆脱，亦无地方反动势力，环境比较安全。毛泽东决定在此休整五天，改编部队。此时，余洒度因悲观失望而灰心丧气。毛泽东主持前委会，将已不足千人的部队缩编为一个团，由陈浩担任团长，实际上取消了余洒度对军队的指挥权。改编时，毛泽东宣布：“革命要靠自觉，不能靠强迫。愿留者留，愿走的发给路费，将来愿意回来照旧欢迎。大浪淘沙，剩下的才是真金。”在改编中规定，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官兵平等，待遇一样，官长不准打骂士兵，士兵有开会发言的权利，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有权参加部队的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官长要受其监督。全军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各级分别建立党的组织：班排设立党小组，连设党支部，营团设党委。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经党组织集体讨论。三湾改编，意义非凡。彻底改变了旧式军队中的不良习气和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创建了一支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

    在三湾，毛泽东还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部队必须与地方政权相结合。他要求部队每到一处，就要争取地方同志的支持。一方面可以把伤病员交给地方安置，另一方面可给地方发一批枪支，帮助地方建立武装。同时，按照江西省委的介绍，派人与宁冈县委和井冈山的袁文才取得了联系。

    改编后，部队又踏上征途，向井冈山前进。出发前，毛泽东对全体指战员作动员。他满怀信心地道：“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不只是两把菜刀，我们有一团人，七百多条枪，还怕干不起来吗？”他的讲话成了行军路上谈论的主题，战士们纷纷议论：“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我们七八百人枪，一定能成功。”“毛委员不怕，我们怕什么？”一路前行，逐渐进入井冈山地区。

    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介于湖南酃县和江西宁冈、遂川、永新四县之交，总面积约四千平方公里。此地崇山峻岭，地势险要，道路崎岖，森林茂密，只有几条狭窄的小路通往山外；进可攻、退可守，是个开战游击战争的绝佳之地。这里远离大中城市，交通不便，国民党统治力量非常薄弱。北伐战争时期，井冈山境内各县都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和农民自卫军，群众基础较好。山上的茨坪、大小五井等地都有水田和村庄，周围山上药材遍地、茶果满坡，附近各县的农业经济足可供给部队筹措给养。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工农革命军以此地作为落脚点，确实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

    10月3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到达宁冈县古城。宁冈是一个位于深山老林中的偏僻小县；古城周围群山环抱，溪水奔流；城内人烟稀少，民风淳厚。毛泽东在古城主持召开了两天前委扩大会议，参加的人员除部队干部外，还有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袁文才部的文书陈慕平。而陈慕平又恰好是毛泽东在农运讲习所教过的学生。会议根据八七会议精神，总结了秋收起义以来的经验教训，着重研究了在井冈山落脚和开展游击战争的问题。会议认为在井冈山落脚是理想的场所，决定争取原在井冈山活动的两支绿林式农民武装袁文才、王佐的支持，从政治、军事上团结和改造绿林武装，并尽快在茅坪设立后方留守处和部队医院，开展革命根据地的建设。

    巍巍井冈山，迎来了新的革命火种。毛泽东及其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辛勤开辟，艰苦斗争，终于开创了一条全新的革命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正是：井冈山上点火炬，照亮革命新征途。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四回 张作霖魂断皇姑 国民党统一中国（

    第六四回张作霖魂断皇姑国民党统一中国（上）

    诗曰：人心本是无底洞，争权夺势意难宁。明知官场多凶险，依然拼命斗不停。垂涎成王坐金殿，讥笑败寇入牢笼。三寸气在千般好，一命呜呼万事空。

    暂且不表毛泽东在井冈山创业，且说蒋介石下野后蛰居上海，伺机再起。9月28日，他携带张群等人秘密前往东京，与日本首相田中会谈，并签订密约；其内容为：蒋氏承认日本在满洲有特殊权益；蒋氏承诺将反共到底；日本支持蒋氏政权，借给蒋氏四千万日元，以助蒋氏安定中国后，中日两国进行经济合作等项。一月之后，蒋介石回到上海，又通过与宋美龄的政治联姻，进一步投靠美帝国主义，与之签订秘密协议。美国表示全力支持蒋介石重掌中国政权，蒋介石保证维护美国在华的一切特权。

    早在蒋介石出访日本之前，汪精卫迁到南京，挤走了胡汉民，实现了武汉与南京的合并。汪精卫踌躇满志，以国民党“正统”自居，提议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9月15日，汪精卫主持召开南京、武汉、上海三方代表会议，成立了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同时撤消了南京、武汉、上海三个中央党部，宣布国民党“实现统一”。然而，汪精卫还没高兴几天，就又变得愁眉苦脸。原来，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矛盾重重，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汪精卫不仅没有能力解决内部纠纷，反而使各派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特别委员会的实权操在桂系李宗仁的手里，白崇禧、阎锡山、冯玉祥、李济深等均拥兵自重，尾大不掉，根本就没把汪精卫放在眼里；西山会议派则到处煽风点火，制造是非，密谋排挤汪精卫，迫其下野。国民党内的数次会议，均演变成了砸桌子，摔椅子，争吵打闹的丑剧。汪精卫实在无法驾驭这一群政客、军阀、流氓的搅闹，被迫宣布辞职。汪精卫辞职后，窜到广州，与李济深、张发奎等联合，另立“国民党中央”。于是，国民党内部又出现了南京与广州的对立。

    此时，蒋介石住在上海的新居中，每天都有人向他通报南京的乱局。蒋介石听了，直乐得眉开眼笑。他深知国民党内部是一团乱麻，没有铁腕手段，就难以驾驭。果然，南京政府内部的打闹撕咬，又为蒋介石提供了出山的机会。桂系军阀出于和广州的“汪记中央”作对，又采取了“拥蒋反汪”的策略，支持蒋介石重新上台。北方的冯玉祥、阎锡山也希望蒋介石尽早复职，共同讨伐张作霖。1927年12月1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开会，恢复了蒋介石北伐军总司令的职务。随后，南京政府电邀蒋介石回京复职。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纷争，尔虞我诈，如同万花筒般光怪陆离，让人眼花缭乱、匪夷所思。

    1928年2月，蒋介石重回南京，主持重开了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会议决定改组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推选谭延闿继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会议“委托蒋总司令克日完成北伐之大任”。同时，会议决定“鉴于汪精卫分裂中央，给其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在这场权力角逐的斗争中，汪精卫又一次遭到惨败，不久便离开广州，再次去欧洲“养病”。

    二届四中全会后，国民党的统治得到暂时稳定。蒋、冯、阎、桂四派军阀也取得暂时的妥协，他们的军队分别改编为四个集团军。原来的三足鼎立局面演变为国民党新军阀与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对抗。

    4月7日，蒋介石在徐州发布“北伐誓师词”，称：“党国存亡，主义成败，人民祸福，同志荣辱，在此一战。全军将士，万众一心，严守纪律，服从命令，不惜牺牲，竭尽责任。实行三民主义，努力救国救民，以慰总理在天之灵。”同日，蒋介石下达了作战动员令；号称“统一中国”的北伐战争重新开始。

    誓师大会后，为了拉拢冯玉祥，蒋介石亲赴郑州检阅了西北军。在冯部老将马福祥的建议下，蒋介石与冯玉祥互换庚帖，义结金兰。蒋介石给冯玉祥的帖子称：“安危共杖，甘苦同尝，海枯石烂，死生不渝。”冯玉祥给蒋介石的帖子称：“结盟真意，是为主义，碎尸万段，在所不计。”二人换帖后，焚香叩拜，共同起誓：“同心同德，生死与共。”接着，蒋介石一声：“大哥——。”直叫得冯玉祥心头一热，眼泪夺眶而出，口称：“贤弟——。”二人相约，携手奋斗，共同完成北伐大业。

    当是时，张作霖的“安国军”号称百万，实际只有六十万人马；对京汉路、津浦路取攻势防御，对正太路、鲁西、大名一带取攻势。国民革命军方面共有四个方面军，参战部队计七十万人，亦号称百万。其中，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约二十九万人，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约三十一万人，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约十五万人，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第四集团军约二十四万人。蒋介石的总战略部署是：何应钦任总参谋长留守南京，蒋介石督率第一集团军由津浦线北进；冯玉祥率第二集团军沿京汉线北进；阎锡山率第三集团军出击京绥线，最后会师北京。李宗仁、白崇禧的第四集团军驻守长江以南，以巩固后方。

    战争开始后，第一集团军顺利攻取台儿庄、韩庄；其作战的主要对象是张宗昌的鲁军。鲁军虽有六万多人，但多系土匪改编而成，且其精锐早已被冯玉祥在河南战役中基本歼灭，余部士气极为低落。其前线总指挥许锟躲在天津租界吃喝玩乐，不肯到位。面对蒋介石大军的猛烈进攻，张宗昌为保存实力，下令鲁军总撤退。鲁军败逃后，将孙传芳部暴露在蒋军和冯军的夹击之中。孙传芳部腹背受敌，首尾不能相顾，在混战中节节败退。冯玉祥部接连攻克济宁、兖州；蒋介石部从鲁南北上，与冯部会师于泰安。蒋、冯在泰安会晤后，命令各路人马向济南发起进攻。孙传芳闻讯，自知济南孤城难守，带领残兵败将弃城北逃。

    5月1日，蒋军陈调元、刘峙、顾祝同部相继开进济南；蒋介石亦随即由泰安抵达济南。

    蒋介石进入济南，在山东省督办公署设立总司令部，随即抚绥军民，召开军长以上将领会议，任命方振武为济南卫戍司令，负责维持地方治安。是夜，蒋介石向南京政府及各路军政要员发电告捷，并称：“济南大捷后，仍当督率各军迅速追歼残敌，务于最短期间完成北伐。”

    次日中午，日本驻济南总领事西田和宪兵司令小泉共同拜会蒋介石，声称：“日军将从济南撤走，故特来辞行。”蒋介石以礼相待，亲自送行。不料，西田和小泉出城后，赶到日军司令部，立即背信弃义，命令日军发起挑衅，向城中疯狂开炮，并出动军队肆意屠杀居民。城中军民毫无防范，顿时死伤累累，惨不忍睹。顾祝同部遭到重创，被迫进行抵抗。

    蒋介石眼见日军蛮横无理，蓄意挑衅，却下令中国军队不准还击，并要求各部一律撤出城外。蒋介石把司令部匆忙迁到城外的党家庄车站，电邀冯玉祥速来会商军务。同时，蒋介石派出外交部长黄郛赴日军司令部交涉，被日军师团长福田下令扣押。

    3日，日军公然违反国际公法，包围山东特派员公署，将外交处主任蔡公时及职员十九人全部抓捕。蔡公时当即表明身份，抗议日军的暴行。日军将蔡公时捆绑毒打，继之以刺面、割耳、断舌、挖眼等酷刑，随后将十九名被捕人员全部枪杀。日军继续作恶，放火焚烧了外交处办公大楼。

    惨案发生后，蒋介石在党家庄车站与冯玉祥等举行军事会议，在既不敢抵抗日军的侵略，又不愿放弃北伐的矛盾中，选择了避开日军，绕道渡过黄河，继续北伐。蒋介石要求冯玉祥会同阎锡山速攻北京，他自己则前往泰安，准备退回徐州观望。

    6日晚，日军向济南城发起总攻击。日军师团长福田同时向蒋介石发出最后通牒，严令中国军队全部退出济南。蒋介石接电后，召开军事会议，在“小不忍则乱大谋”思想的指导下，答应了日军的全部条件；并电告南京政府称：“中正至此，虽欲对福田继续谈判，亦恐无从着手，特请政府立即向日本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以此向全世界宣布。”南京政府接电后，除由外交部对日本提出抗议外，决定了“先北伐，后外交”的策略，同意了蒋介石“放弃济南，绕道北伐”的计划。于是，蒋介石下令济南守军全部撤出；任凭日军占领济南，再度烧杀抢掠。蒋介石的步步退让，使日军更加野蛮疯狂，大肆屠戮三日，共造成中国军民死亡六千多人，伤一千七百多人，房屋焚毁一万多间，财产损失近三千万元。

    日军残杀中国军民的暴行，激起了各地民众的反日怒潮。对此，蒋介石却下令各军，“要忍辱负重”，并声称：“有雪耻之志，而不能暂时容忍，是匹夫之勇也，必不能达成雪耻之任务。”就这样，在日军疯狂挑衅、野蛮屠杀中国军民的紧急关头，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置民族利益于不顾，不作任何抵抗，采取了退让妥协的方针，放弃济南，绕道北上，继续讨伐张作霖。后人有诗讥之曰：

    日寇疯狂杀同胞，南京政府有高招。蒋总司令善忍辱，放弃济南会绕道。

    济南惨案后，蒋介石率领卫队退居徐州，静观北伐战况。此时，第一集团军从齐河、东昌一带绕道渡过黄河，向河北挺进。第二集团军从齐河渡过黄河，先后攻克大名、顺德、高唐。第三集团军从井陉出发攻下平山，占领石家庄。张作霖的奉军和孙传芳的残部全线溃败，纷纷丢弃阵地，争相后撤。

    奉军全线惨败，使张作霖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坐卧不安，从北京向蒋介石发出电报，要求停战。蒋介石置之不理，下令各路大军加强攻势，不给奉军以喘息之机。岂料，冯玉祥部在攻下阜城、武强后，因不愿孤军深入，而停留不前。阎锡山部因在保定与奉军血战，伤亡惨重，亦按兵不动。

    战场出现僵局，蒋介石正思何以应对；忽接桂系军阀要求参战之电报，不由得大喜过望。蒋介石立即命令白崇禧率领桂系大军从汉口出发，星夜赶到郑州，加入战斗序列。战场局势发生巨变，奉军失去招架之力，争相撤退。蒋介石发出全线总攻击的命令，蒋、冯、阎、桂四路大军互相争功，铺天盖地，压向京津地区。奉军全线崩溃，军心大乱。孙传芳眼见大势已去，在北京通电下野，其残部由郑俊彦率领向国民党军队投降。

    6月2日，张作霖下令所部撤出北京，并通电声明：“此后政治问题，悉听民众裁决。”此时，北京城里一片混乱，奉军各部纷纷涌向车站，争先恐后的向东北撤退。张作霖的大帅府内乱作一团，副官、参谋个个张慌失措，侍从、卫队乱哄哄的整理行李，搬运装车，准备撤退。

 第六五回 井冈山朱毛会师 桑植城姐弟用计（

    第六五回井冈山朱毛会师桑植城姐弟用计（上）

    话说毛泽东在古城会议后，率领工农革命军继续前行，深入到茨坪附近驻扎下来。中共永新县委书记贺敏学也带领县委工作人员，随同毛泽东一同上山。一路上，贺敏学告诉毛泽东：“井冈山现有袁文才、王佐两支绿林式的农民武装，各有一百五十余人，六十多支枪。袁文才部驻在井冈山北麓的茅坪，王佐部驻在山上的茨坪和大小五井等处。袁文才和王佐是拜把子兄弟，两支队伍互相配合、互相呼应。”毛泽东问：“其革命态度如何？”贺敏学道：“袁文才是共产党员，出身贫寒，特别痛恨土豪劣绅，曾担任宁冈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王佐不是党员，曾担任遂川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他们的队伍都是当地人，在群众中有不小的影响。我们要在井冈山落脚，没有他们的配合不行。”毛泽东道：“那就一定要争取、团结他们，共同开辟革命根据地。”

    部队驻扎下来后，毛泽东连夜召开会议，进一步了解情况。贺敏学道：“我和袁文才是中学时的同学，争取他问题不大。我与王佐不熟，说不准他的情况。”陈慕平道：“我给袁文才当了几年文书，深知此人性格豪爽，很讲义气。此次派我来接洽，临行时他叮嘱我说，可以给工农革命军接济一些给养，请你们另找高山。他的顾虑是担心你们火并山寨，夺取他的地盘。”此时，余洒度提议道：“解除他们的武装，把他们吃掉。他们那几十支枪，一个包围、缴械，就解决了。”毛泽东不同意，耐心地解释道：“此意欠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我们不能采取大鱼吃小鱼的政策，三山五岳多豪杰。对他们只能用文，不能动武。我们要积极争取袁文才和王佐，使其和我们一道，成为真正的革命武装。”陈浩道：“收服山大王？谈何容易。”毛泽东道：“袁文才是共产党员，有一定的政治觉悟。只要我们工作得当，就可以争取到他们的合作。”随即向陈慕平问道：“袁文才有何特点？”陈慕平道：“他最看重枪。他的手下有一百五十多人，但是只有六十支枪。”毛泽东道：“好哇。我们就投其所好，送他一百条枪，把他的人都武装起来。”余洒度道：“我坚决发对。岂能把枪送给土匪。”毛泽东道：“袁文才是有些缺点，有些土匪习气。但他毕竟是共产党员，他的队伍有相当好的群众基础，许多群众拥护他们。如果我们和他们作对，就会失去当地群众的信任，就难以在此地立足。”毛泽东的意见终于被大多数人接受，做出了支援袁文才、王佐所部，搞好团结，共同革命的决定。

    数日后，毛泽东只带了几个警卫员，在陈慕平的引领下，到宁冈大仓村去会见袁文才。见面后，毛泽东说明是江西省委介绍来找他们的，并充分肯定了他们“劫富济贫”的革命性。接着，毛泽东诚恳地道：“目前，工农革命军遇到了极大地困难；我们欲借贵方一块宝地，暂且栖身。”袁文才道：“你们既然来了，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们的伤员和部队的粮油归我管。但是，我们财力有限，拿不出多少钱来支援你们。”毛泽东当场表示：“四海之内皆兄弟，三山五岳交朋友。我们不图钱财，只为广交朋友。我听说你的队伍缺少枪支，愿赠送给你一百条枪。”袁文才闻言极为感动，立即表示：“我原以为贵军会火并山寨，吞并我的人马。没想到毛委员度量宽洪，慷慨赠枪。佩服，佩服。我……，我赠送给贵军六百块银元。”毛泽东道：“你们也很困难，钱，我们不要。只想和你们一道，为穷人打天下。”袁文才大喜，立即表示同意工农革命军在茅坪建立后方医院和留守处，并答应上山做王佐的工作。

    取得了袁文才的信任后，毛泽东决定工农革命军主力在井冈山周围盘旋打游击，一面筹粮筹款、熟悉周围环境，一面派人打听南昌起义部队的情况，而把留守处和伤病员安置在茅坪，请袁文才代管。不久，又应袁文才的要求，派遣一批共产党员、军事干部到袁文才部队里，帮助其进行政治、军事训练，又通过袁文才与王佐取得了联系。毛泽东给王佐赠送了七十支枪，王佐资助工农革命军五百担稻谷和一些银元。毛泽东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感化了袁文才和王佐，工农革命军与地方武装的关系日益密切。

    乘此良机，毛泽东抓紧对袁文才、王佐及其所部的教育和改造。毛泽东多次同袁、王谈心，既肯定他们反对土豪劣绅的革命精神，又指出他们受封建帮会影响，政治目标不明、阶级界限不清等问题，循循善诱地帮助他们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袁文才十分佩服，多次对部下讲：“跟毛委员一起干革命不会错。”王佐逢人就说：“毛委员是最有学问的人，同他谈上一次话，真是胜读十年书。”应王佐的要求，毛泽东派何长工到王佐部担任党代表。经过何长工数月的耐心工作，逐步消除了王佐原有的戒心，取得了其部队的信任。王佐大为感动，提出申请，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非常高兴，亲自在叶家祠堂为王佐等六名新党员举行入党仪式，通知各连党代表都来参加。毛泽东带领新党员，面对党旗，庄严宣誓：“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

    接着，毛泽东又派出二十多名党员干部，到袁、王的部队里担任党代表和连、排长，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和士兵委员会，使这两支农民武装的政治、军事素质大为提高。半年后，应袁文才、王佐的要求，将其部队正式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何长工任党代表。工农革命军和袁、王的部队正式合为一体，在井冈山站稳了脚跟，以宁冈为大本营的革命根据地初步建成。

    毛泽东特别重视基层党组织的模范带头作用，各连党支部建成后，部队立即有了灵魂。毛泽东要求各支部党员做好三件事：学习目前的形势；了解群众的思想状况，帮助他们解除顾虑；积极培养发展新党员。从而使连队的政治空气日渐浓厚，党员数量不断增多，各项工作得以迅速开展，部队显得生龙活虎。

    在军队内部建党的同时，毛泽东亦抓紧地方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他多次召集永新、宁冈、莲花、遂川等县原党组织负责人会议，要求大家尽快恢复被敌人破坏了的地方组织，发展建立新的基层支部；并从部队中抽调一批有政治工作经验的党员干部，到农村基层去开展建党工作。经过半年的努力，湘赣边界各县的县委得到恢复，区、乡两级也都建起了党组织，为部队和地方政权相结合，扎根于民众之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7年11月，国内政治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国民党内的李宗仁和唐生智两大集团之间爆发战争。唐生智控制的两湖军队全部投入战场，江西的朱培德部也将主力调往赣北参战。井冈山周围各县，国民党兵力空虚，只留下一些地主武装靖卫团；给工农革命军向外发展提供了大好机会。

    侦知敌情后，毛泽东主持前委会，认为要抓住有利时机发动攻势，扩大根据地。会议决定攻打茶陵县城，由团长陈浩、第一营党代表宛希先率领第一营和特务连执行。毛泽东因脚背被草鞋磨破而溃烂，无法随军前去。陈浩、宛希先率部夜袭茶陵，一举攻占县城。随后，组建了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工人谭震林被选为主席。

    然而，陈浩却消极动摇，向往大城市的舒适生活，不愿再回井冈山。部队在茶陵县城中长期逗留，既不做群众工作，也不做任何防范，纪律松懈，麻痹大意。不料，两月以后，湘军出动重兵向茶陵反扑，第三营在张子清率领下阻击敌军，失败后撤退到茶陵与一营会合；复与敌军激战，又遭失败，只好弃城，退出茶陵。此时，团长陈浩因遭到挫败而彻底绝望，公开声称：“工农革命军没有前途，井冈山绝非久留之地。”他命令部队向南开进，企图到湘南投靠国民党军队。恰在此时，毛泽东脚伤稍有好转，闻讯湘军反扑，赶来茶陵，在湖口追上队伍。宛希先、张子清向毛泽东报告了陈浩的背叛活动。毛泽东连夜召开团、营干部紧急会议，果断地扣押了陈浩一伙，将部队全部带回宁冈砻市。

    三日后，在砻市河滩上召开全团指战员会议，毛泽东宣布前委会决定：处决叛徒陈浩等人。任命张子清为第一团团长、何挺颖为党代表、朱云卿为参谋长。同时，接受部队在茶陵不做群众工作的教训，毛泽东明确提出：“革命军队应当担负起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做群众工作。”自古以来，军队的任务就是打仗；提出军队不仅要打仗，而且要做群众工作，是毛泽东的一大创造。毛泽东强调：“工农革命军是人民的军队，必须扎根于人民之中。我们好比是鱼，人民是水，鱼儿离不开水。我们必须做好群众的工作，没有群众的支持，根据地是建立不起来的。”

    此时，传来了万安县农民起义，攻打县城的消息。为了声援万安起义，毛泽东率领第一团掉头南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了遂川县城。毛泽东将部队干部分成若干小组，组成宣传队，做发动群众的工作。接着，组建了中共遂川县委和工农兵政府。

    部队在遂川渡过了旧历新年，各宣传队在深入开展群众工作的同时，派人下乡打土豪、分田地，但也有人把商人、小贩的货物全部没收，出现了不少违反群众纪律的事件。毛泽东进城私访，不断找群众谈话，了解群众对部队的反映，得知了部队的一些违纪事件。他深感问题严重，集合部队开会，宣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打土豪款子要归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六项注意是：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毛泽东要求部队严格遵守军纪，违纪者予以严惩。

    万安起义和攻占茶陵、遂川的行动，使国民党江西当局大为震惊，于是派出一个团的兵力进攻万安，以一个营的兵力进攻宁冈县城。毛泽东针对敌人的部署，决定避开强敌，回师宁冈。部队利用山区便于隐蔽的特点，潜行至宁冈城外，于夤夜发起进攻。激战到天明，全歼守敌一个营和宁冈县靖卫团，俘虏近三百人。在押解俘虏返回砻市时，途中出现了打骂俘虏、搜俘虏腰包的行为。毛泽东发现后，立即提出优待俘虏的政策。他向广大指战员说明：“国民党军队中许多士兵是被作为壮丁抓来的穷人，不应该打骂他们，而要进行说服，教育他们反戈一击。”毛泽东明确宣布：“工农革命军不杀、不打、不骂俘虏，不搜俘虏腰包；对伤病俘虏给予治疗。经过教育、治疗后留去自由。愿留下者，开欢迎会做革命军战士；愿去者发给路费，开欢送会。”如此宽仁厚德，优待俘虏的政策，在瓦解敌军，壮大自己方面，起到了难以估量的巨大作用。

    1928年4月中旬，茶陵、遂川、宁冈等县先后建起工农兵政府，并开展了土地改革实验。工农革命军也由不足一个团发展到一个师两个团，并同当地农民运动相结合，建立起赤卫队、游击队。工农武装割据打开了新的局面。此时，又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朱德、陈毅、王尔琢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在发动了湘南暴动后，组成红一军；与强敌激战旬日，连遭失利，正向井冈山方向撤退。

    毛泽东得知此情，立即派袁文才、何长工率第二团西进资兴，接应红一军上山。毛泽东亲率第一团在桂东、汝城方向阻击国民党追击部队，掩护红一军撤退。经过数日与敌周旋，朱德、陈毅率红一军到达宁冈砻市；毛泽东率部亦摆脱敌军，顺利返回。

 第六六回 蒋冯阎中原大战 湘闽赣红色割据（

    第六六回蒋冯阎中原大战湘闽赣红色割据（上）

    话说国民党新军阀对张作霖旧军阀的战争结束后，蒋、冯、阎、桂四派的临时组合立即解散，形式上的统一逐渐演变为公开的分裂。蒋介石虽然是南京中央政府的最高统治者，但实际能控制的地盘只有长江下游数省。为了消除异己，蒋介石以裁军为名，在南京召开军队编遣会议，企图遣散、裁减冯、阎、桂三派军队，扩充自己的地盘和实力。从而使各派系的矛盾激化，终于酿成连绵不断的军阀混战。

    1929年1月，蒋介石利用其国民党中央主席、国民政府主席、海陆空军总司令的身份，连续发表了《军队整理案》、《编遣部队之裁遣方法》、《裁兵善后建议书》，强调要：“尊重国家之统一，反对军人把持地方。”“裁兵能否实现，实为国家存亡之关键。”“各地方军队必须交由中央统一指挥，各军区长官由中央任命。不受中央约束者，将受到本党最严厉之惩罚。”蒋介石竭力剥夺地方实力派军权，引起了各派军阀的强烈抵制。冯玉祥在西安举行盛大阅兵典礼，阎锡山在太原大搞作战训练，李宗仁在武汉推行强化军事政策，白崇禧在河北开展军事会操。各路诸侯不仅拥兵自重，而且变本加厉，耀武扬威，直气得蒋介石七窍生烟，只有调集大军，大张挞伐，用武力削平群雄。

    三月中旬，首先爆发了蒋介石和李宗仁为争夺两湖地盘的蒋桂战争，双方激烈厮杀半月，桂军失败，蒋介石的势力深入两湖地区。十月，在豫鄂地区又发生蒋冯战争，冯玉祥战败，带领西北军退回陕西。十二月，张发奎举兵反蒋，并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联合，进攻广州，引发了第二次蒋桂战争。蒋介石急调何应钦支援广州，张桂联军再次战败。接着，唐生智、石友三举兵反蒋，又被蒋军打败。一年之中，蒋介石东征西讨，南北作战，虽然均以取胜而告终，但各派军阀并未彻底灭绝，与蒋介石集团之间的矛盾依然十分尖锐，新的更大规模的军阀混战已酝酿成熟。

    蒋介石的军事压力，迫使各地方军阀走向联合。1930年1月，阎锡山率先亮出反蒋旗帜，迅速得到汪精卫、李宗仁、冯玉祥的支持。3月5日，阎、冯、李三集团军的五十多名将领联名发出通电，逼迫蒋介石下野。各派军阀共推阎锡山为中华民国海陆空军总司令，领导反蒋活动；冯玉祥、李宗仁任副司令，积极予以配合。蒋介石火冒三丈，以国民政府主席的名义，下令免去阎锡山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并以总司令的名义通电讨伐阎锡山和冯玉祥。

    五月初，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的军队在河南、山东、湖北、江苏四省内，展开空前规模的大决战。蒋介石投入兵力四十万，阎锡山、冯玉祥投入兵力六十万。整个中原地区战云密布，炮火连天，激烈厮杀，战况空前。

    战争初期，形势对蒋介石十分不利，在阎、冯大军的强劲攻势下，蒋军全线动摇，败退到鲁西南和豫中的漯河一带，蒋介石本人在朱集火车站几乎束手被擒。此时，李宗仁、张发奎又从广西率军北上，攻入湖南，对蒋军形成夹击之势。

    蒋介石在军事失利的危机关头，开始玩弄政治阴谋，向阎锡山、冯玉祥发出通电，要求停战议和。阎、冯对蒋介石的求和置之不理，继续挥军猛攻。蒋介石狗急跳墙，一面调陈诚部火速增援津浦线，一面派蒋光鼐、蔡廷锴两师出兵衡阳，阻击李宗仁、张发奎的联军。

    蒋介石继续玩弄阴谋诡计，派人游说冯玉祥的部将韩复榘、石友三，分别赠送十万银元，并许以省长的官衔。韩复榘、石友三颇为动心，答应背叛冯玉祥，拥戴蒋介石。蒋介石又广泛散布谣言，大造舆论，称：“冯玉祥勾结苏联，叛党叛国”；“苏联支持冯玉祥独霸北方，为冯玉祥提供军火，向山西发展，要消灭阎锡山，将中国西北和苏联联成一片。”蒋介石利用手中控制的舆论工具，不断煽风点火，挑拨离间，终于引起了阎锡山和冯玉祥之间的猜疑。

    阎锡山生性多疑，为人奸诈狡猾，诨号“乱世老狐狸”，最怕别人染指山西地盘。其实，只有聪明人才经常干蠢事；过分狡猾的人最容易上当。在各种谣言的蛊惑下，阎锡山抽调大军，沿黄河布防，准备与冯玉祥作战。阎、冯军事同盟出现裂痕。此时，冯玉祥的部将韩复榘、石友三发表通电，表示“维护和平，拥护中央”，公开背叛了冯玉祥。蒋介石立即通电嘉奖，派人给韩、石送去五百万元经费，并任命韩复榘为河南省主席、西北军总指挥，统帅陕甘部队；任命石友三为安徽省主席、讨逆军总指挥。

    在蒋介石的运作下，西北军被分化、瓦解。冯玉祥为保存实力，消除阎锡山的误会，维护“联阎反蒋”同盟，只好在西安宣布下野，声称要“入山读书，不问政事”。蒋介石乘机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将自己的“把兄”冯玉祥永远开除党籍，并以国民政府的名义虢夺其一切职务，严缉拿办。

    冯玉祥下野后，阎锡山为“挟冯以自重”，以共商反蒋大计为名，将冯玉祥诱骗到山西，软禁在太原晋祠；并向南京政府暗送秋波，谄媚讨好。蒋介石见有机可乘，立即派吴稚晖、孔祥熙到山西活动。随后，蒋介石又亲自赶到北平与阎锡山会谈，给阎锡山许以海陆空军副司令的头衔。阎锡山被官职收买，答应协助蒋介石解决西北军，并将冯玉祥转押到五台山建安村，予以囚禁。

    冯玉祥被囚禁期间，其部将和蒋介石暗中沟通，渐渐恢复了往来。阎锡山得知情报后，又满腹狐疑，担心冯玉祥与蒋介石联合，对自己不利。“老狐狸”左思右想，寝食不安。为了防止蒋、冯合作，阎锡山又跑到建安村，向冯玉祥道歉，拍着胸脯表示，要与冯玉祥“精诚合作，共同反蒋”。双方约定，由西北军率先发动，晋军立即响应，共同夹击蒋军。阎锡山承诺，向西北军提供粮饷弹药。随后，冯玉祥秘密潜回西安。

    在冯玉祥的秘密指挥下，西北军将领不露痕迹，暗中完成了反蒋作战准备。10月10日，借庆祝“双十节”之机，西北军将领宋哲元等二十七人联名通电，宣布蒋介石“毁党、误国、乱军、害民”等罪状，誓师讨蒋，并兵分三路杀出陕西，向河南发起进攻。次日，蒋介石下令讨伐西北军，亲赴许昌前线督战指挥，与西北军展开大战。

    蒋、冯二次大战初期，西北军官兵同仇敌忾，士气旺盛。宋哲元挥军猛攻，迅速打下洛阳，蒋军处于被动守势。双方各自投入三十多万大军，在广阔的战场上反复拉锯。但见炮火猛轰，阵地变成火海；机枪对射，死尸填满战壕；肉搏相接，个个刺刀见红；手雷乱炸，残肢凌空飞舞。双方大战了二十多个昼夜，把河南、山东两省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绞肉机；使富饶美丽的中原大地战壕纵横，狼烟四起，流血千里，伏尸百万。

    正当双方打得难分难解之际，宋美龄组织了慰劳队，携带二百万银元，亲赴前线慰问。蒋军本来在武器装备、财力上就占有优势，在金钱的鼓舞下，士气顿时大涨。西北军在人力、财力、物力方面的劣势逐渐暴露出来，其进攻的锐气大为降低。此时，蒋介石又使出“杀手锏”，用金钱和官职进一步拉拢阎锡山。

    贪财、好色、爱当官，是人性的三大弱点。蒋介石精于权术，善于利用人性的三大弱点。他依靠美英帝国主义和江浙财阀的支持，频频使用“四子”——当面封帽子，背后捅刀子；手上送票子，脚下使绊子——收买敌军将领，拆散了反蒋同盟；从而使战局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

    人啊，眼睛是黑的，心是红的。可如果人的眼睛一红，心就会变黑。在金钱和官职的诱惑下，阎锡山眼睛一红，心一黑，立即暴露出其两面派的嘴脸。他不仅违约按兵不动、拒绝提供粮饷弹药，反而对宋哲元的军事行动尽力制止；致使西北军孤立作战，粮饷弹药严重匮乏，在蒋军的进攻下，转攻为守，艰难支撑。11月5日，阎锡山突然宣布就任全国海陆空军副司令，同时在太原召开“讨逆大会”，表示坚决“拥护中央”，与西北军处于敌对状态。阎锡山化敌为友、化友为敌，再次背叛了冯玉祥，与蒋介石沆瀣一气，共同夹击西北军。西北军弹尽粮绝，处境危急，战局急转直下。

    中原大战，惨绝人寰。远在东北的张学良拥兵二十多万，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却宣布保持中立，坐观成败。惹得蒋、冯、阎三方分别派出说客，赶往沈阳，竭尽全力争取张学良参战，为己所用。然而，冯玉祥派出的说客身无分文，举止寒酸；阎锡山派出的说客一毛不拔，相当吝啬；唯独蒋介石的说客吴铁城出手阔绰，不同凡响。吴铁城动身时，蒋介石拨给其六百万银元的“活动经费”。吴铁城当即表示：“用银弹打败炮弹，用枕头战胜拳头；定要让东北王为我所用。”吴铁城携带巨款，赶到沈阳拜见张少帅，单是见面礼就送上一百万元，直惊得少帅目瞪口呆。随后，吴铁城利用张学良花花公子的性格，出巨资包下沈阳最豪华的戏院、酒楼，雇来一群妖艳无比的歌妓、舞女，邀请张学良和东北政要们通宵达旦，寻欢作乐。吴铁城又与东北政要们设局豪赌，一夜之间，将他们赢得囊中如洗，次日却又如数奉还。再次上桌豪赌，吴铁城则故意输掉数十万银元，令这些东北政要们个个心花怒放。吴铁城的活动经费还没花完，东北政要们已全部被征服。

    在吴铁城的收买、引诱下，张学良一改数月观望、中立的态度，发表拥蒋通电；并亲率十五万东北军星夜入关，帮助蒋介石作战，迅速占领了北平、天津。在蒋、张、阎三路大军的压迫下，西北军全线崩溃，大部弃戈投降，一部被东北军改编。冯玉祥又一次宣布下野，声称“隐退山林，不问国事”。

    冯玉祥失败后，蒋介石立即翻脸，与张学良的东北军偕同作战，夹攻阎锡山。此时，阎锡山大悔，连呼上当，但却为时已晚。在蒋、张两大集团军的强势攻击下，晋军节节败退，大部被东北军改编。幸好，蒋介石并没有赶尽杀绝，在阎锡山宣布下野后，停止了军事进攻，使阎锡山保有了山西地盘。

    至此，中原大战结束，蒋介石打败了所有同他抗衡的对手，以绝对的优势而获胜。从而确立了蒋介石在各派军阀中的霸主地位，巩固了其独裁统治。

    中原大战，历时七月，各方共投入兵力一百多万，战线绵延一千多里。战死兵丁三十多万，伤残无数。战火波及二十多个省，造成灾民二千多万。战后的中原大地，满目疮痍，遍地焦土；疾病流行，十室九空；田园荒芜，白骨遍野。何以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中原大战灾难多，白骨如山血成河。家家门户蒿莱生，村村井灶炊烟绝。

    再说井冈山上，毛泽东利用国民党军阀彼此混战之际，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1928年5月，井冈山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总结了井冈山斗争的经验，提出了深入土地革命，加强根据地政权建设的重大任务。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毛泽东为书记。接着，在宁冈茅坪成立了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由袁文才任政府主席，下设土地、军事、财政、司法四个部和工农运动、青年、妇女三个委员会。边界各县、区、乡工农兵政府都成立了土地委员会，全面领导土地革命。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农民，湘赣边界更是交通阻塞的农业区域，居民几乎都是农民。乡村中的土地大部分集中在地主手里。广大贫苦农民租种地主的土地，每年要把收获量的一半以上缴给地主，还要受其他种种压迫和剥削。实现“耕者有其田”，是孙中山先生的遗愿，也是贫苦农民最强烈的渴望。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要使农民获得土地，就必须把土地革命和军事斗争紧密结合起来。没有军事斗争的胜利，就不能保障农民获得土地。而没有土地革命，不满足贫苦农民的土地要求，军事斗争就不能得到农民的支持，红军就不可能得到壮大发展，根据地建设也将难以坚持下去。毛泽东断定，军事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紧密相连，互相促进，乃是中国民主革命发展的必由之路。

    毛泽东在深入社会调查，认真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制订了土地分配纲领。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观点，是毛泽东制定土改政策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他从红四军中抽调大批干部，到各县、区、乡，通过访贫问苦和召开诉苦会、斗争会发动群众，查清乡村的土地和人口，划分阶级。带领贫苦农民没收地主的土地和财产，焚毁田契、债约、账薄，把牲畜、房屋分给贫雇农，现金和金银器全部交公。然后，公开宣布分配方案，丈量土地，按人口平均分给贫苦农民，插标定界，写上田主的姓名、面积和地名。

    县、区、乡各级干部清正廉明，秉公办事，严守纪律，忘我工作，赢得了民心，推动了土地革命的顺利开展。广大农民兴高采烈，自编歌谣，到处传唱，歌曰：

    红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穿草鞋分田地，夜打灯笼访贫农。

    井冈山的土地革命，带来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农村社会大变革。它推翻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使广大贫苦农民获得了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土地。这一活生生的事实，让广大贫苦农民看清了红军和苏维埃政府确实在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从而迸发出了前所未有的革命热情，衷心拥戴苏维埃政府，大力支援红军和根据地建设，使井冈山根据地的发展获得了深厚的社会基础。

    正当井冈山根据地蓬勃发展之际，一个沉重的灾难突然降临。8月6日，湖南省委特派巡视员杜修经来到宁冈，传达了省委的“猛烈出击，向湘南发起进攻”的作战计划。命令红四军：“袁文才率领一个营的兵力，守卫井冈山。朱德、陈毅率领两个团攻打郴州。毛泽东去江西永新县指导土改。”杜修经强调：“这是绝对正确的决定，红四军必须毫不犹豫的立即执行。”省委的指示，使毛泽东十分为难。若不执行，无异于违抗上级命令；如果执行，则有可能遭到失败。毛泽东力持异议，向杜修经解释道：“湖南敌人力量非常厚实，强行硬攻，恐招全军覆灭之祸。”然而。杜修经蛮不讲理，一口咬定：“如不执行省委决定，立即撤职查办，开除党籍。”在没有丝毫商量余地的情况下，红四军开始分头执行省委的决定。

 第六六回 蒋冯阎中原大战 湘闽赣红色割据（

    第六六回蒋冯阎中原大战湘闽赣红色割据（下）

    朱德、陈毅率领两个团一路急进，顺利占领了酃县。然而，在继续南下，攻打郴州的战斗中遭到惨败。杜修经、王尔琢先后牺牲。毛泽东得知败讯后，立即带领一个营的兵力南下营救。此时，国民党军队乘红军主力远离之机，向边界发动猛攻。敌军侵占了边界各县城和平原地区，大肆屠杀百姓，焚烧房屋。土豪劣绅趁机反攻倒算，向贫苦农民逼债收租，残杀报复，闹得乌烟瘴气，使湘赣边界遭到严重摧残。留守井冈山的第一营，凭借黄洋界天险英勇抵抗，打退了敌人四个团的轮番进攻，保障了根据地腹部未被敌人蹂躏。

    毛泽东和朱德的部队重新汇合，共同返回井冈山。朱德万分感慨地道：“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毛泽东道：“吃一堑长一智，孤军冒进打硬仗，难免吃亏受挫折。”朱毛红军重回井冈山后，总结经验教训，与来犯之敌巧妙周旋，三战连捷：一战攻克遂川县城，歼敌一个营；再战茅坪伏击，又歼敌一个营；三战龙源口，再歼敌一个营；把深入到根据地内的敌人全部赶出了边界。接着，毛泽东指导各县党组织进行整顿、重建，继续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巩固根据地政权建设。

    针对一年多来的斗争实践，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认真总结，顽强探索，才能继续前进。毛泽东反复思考，进行理论概括，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向湖南省委和中共中央做出书面汇报。毛泽东认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广泛存在，广大农村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可以不依赖城市而存在。这就为红军割据和根据地斗争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同时，农村又是反动统治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农民所受的剥削压迫最重，有着迫切要求进行土地革命的愿望。这是红军和根据地能够存在的深厚阶级基础。而多个帝国主义国家争夺在华势力范围，支持军阀混战，又使得反动统治阶级长期分裂，为红军和根据地存在提供了空间。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域广阔，战略回旋余地大，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因此，红色革命政权不仅能够在反动阶级的四面包围中诞生，而且能够长期坚持下去。”“我们的战略是依托根据地，逐渐的推进，而不是向敌人力量强大的大城市强攻、冒进。”

    一月后，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回信，完全赞同毛泽东的主张，进一步指示道：“目前所应注意者，还不是什么占领大城市，而是在乡村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也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共同见解，实际上否定了盲目照搬苏联经验的“城市中心论”，提出了“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开始明确了共产党必须把工作中心放在农村，在农村积蓄和发展力量，最后夺取城市、夺取全国政权。这才是符合中国实际，符合民主革命发展规律的认识。

    十月上旬，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着重讨论、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井冈山土地法》，并正式颁布执行。该法规定：分配土地，主要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一般以乡为单位进行分配，分配后，土地即归农民个人所有。土地法的贯彻执行，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了保卫胜利果实，广大翻身农民踊跃参军参战，努力发展生产。

    12月20日，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主力第一、三纵队七百多人，来到井冈山，与朱毛红军会师。次日，宁冈新城举行庆祝会师大会，红军队伍扩大到六千多人，成为各根据地中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部队。毛泽东大为兴奋，向全体红军指战员宣称：“边界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

    根据地一片兴旺，红军队伍兵强马壮，但同时也出现了新的问题。井冈山腹地虽然地势险峻，易守难攻，但人烟稀少，粮食匮乏。随着红军人数的激增，加上国民党军队的反复进攻和经济封锁，红军和根据地居民的生活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有时连最低限度的食品也供应不足。

    与此同时，蒋介石任命何健为“会剿”总指挥，金汉鼎为副总指挥，从湖南、江西两省抽调六个旅，约三万兵力，分成五路向井冈山发动进攻。

    形势非常严峻。为打破敌人的会剿，毛泽东在宁冈县柏路村主持召开军事会议，着重研究如何粉碎敌人的进攻。会议经过讨论，决定采取“攻势防御”的策略：由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留守井冈山，凭借地势险要、工事坚固的优势与敌人周旋。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以打破敌人的封锁，吸引敌军主力向江西进攻，减轻井冈山根据地的压力。

    1929年1月4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从茨坪出发。当晚，即向遂川县城发起突袭，歼灭国民党守军一个营，突破了敌人的封锁线。次日，继续向赣南进军。沿途张贴《红四军司令部布告》，宣传红军的宗旨是：“民权革命，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统一中华。”宣传党的基本政策是：“地主田地，农民收种，债不要还，租不要送。”“城市商人，积铢累寸，只要服从，余皆不论。”“地方官兵，准其投顺，以前行为，可以不问。”布告以红四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共同署名，在各村镇、路口广泛张贴。“朱毛红军”声名远播，党的政策迅速传开。

    旬日后，红四军兵临大余县城。侦知此地没有国民党正规军驻扎，只有少量地方民团防守。红四军发起进攻，几乎不战而克，开进了大余县城。然而，该县没有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又缺乏群众斗争的基础，使红四军陷入了耳目闭塞，消息不灵的境地。

    国民党追兵李文彬旅尾随而来，悄然逼近大余城，突然发起猛攻。红四军仓促应战，极为不利。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在激战中受伤身亡，部队损失惨重。为了避免和敌人硬拼，朱德、毛泽东下令全军迅速撤出大余县城，转入赣南山区，采取盘旋式打游击的办法与敌周旋。

    时值隆冬，天寒地冻，沿途人烟稀少，红四军衣单粮缺。国民党军队轮番穷追，险象环生。红四军数次与敌接战，皆遭失利，尝尽了没有根据地的苦头。

    一日，红四军转战到罗福嶂山区，忽接寻乌县委书记古柏报告：“敌人五个团的兵力，正在前来包围罗福嶂。”毛泽东当机立断，命令红四军立即掉头向北，朝瑞金方向转移。国民党军的两个团随后紧紧尾追。红军在山中盘旋式行动，牵着敌人的鼻子绕圈子，寻找有利战机。

    2月9日，红四军开进到大柏地。这里山高林密，有一条十余里长的峡谷，是打伏击战的绝佳场所。时值旧历年除夕，当地群众不了解红军，都已避入深山。国民党军两个团趾高气扬，孤军冒进，穷追不舍，想抢头功。毛泽东主持前委扩大会议，认为可以在此地打伏击战；决定在大柏地布置成长形“口袋阵”，以主要兵力埋伏在峡谷两侧的密林中，以一小部兵力引诱敌人进入伏击圈。当晚，红军各部分别进入预定阵地。

    次日下午，红四军以一个连的兵力为诱饵，把敌军两个团引进了“口袋阵”底部。东、西两侧伏兵向后迂回出击，扎住“袋口”。朱德军长一声令下，红军各部从四面一齐发起猛攻。顿时枪声暴起，喊杀震天，山回谷应，犹如千军万马从天而将，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敌军仓促迎战，乱作一团，凭借路边石堆、草丛负隅顽抗。红军战士居高临下，迎头痛击；可惜因弹药缺乏，难以给敌人造成重大杀伤。紧急关头，朱德军长大吼一声，带领一营战士跃出战壕，冲进敌丛，用刺刀、枪托、石块、大刀与敌人展开肉搏。平时很少摸枪的毛泽东也提起驳壳枪，率领警卫排冲进敌阵，短兵搏杀。各路红军战士纷纷跳进敌群，浴血拼搏。但见石块砸下，脑浆迸流；刺刀捅进，腹破肠裂；枪托猛击，头破血流；大刀劈过，身残肢损。枪声稀疏，更显军号凄厉；肉搏混战，顿使天地失色。红四军战士硬是以勇猛气势、敢于硬拼而威震敌胆，打得敌人全无还手之机，纷纷跪地求饶。鏖战至夜幕降临，终于全歼被围敌军，俘虏八百余人，缴枪两千余支，机枪六挺，子弹十万余发，取得了空前的大胜利。

    然而，大柏地不是红四军的根据地。由于当地群众全部躲进深山，红四军虽然打了胜仗，吃饭却成了大问题。毛泽东、朱德鉴于情况特殊，采取灵活办法，批准各部可以动用老百姓家里的粮食、油、菜；但必须留下借条，张贴布告，说明日后偿还。毛泽东十分重视取信于民，五十多天后，当红四军再次路过大柏地时，他命令军需处按借条向老百姓赔还现洋，只能多给，不许少付。军需处干部挑着现大洋，挨家挨户赔偿了群众的损失，造成了极大地政治影响。老百姓互相传诵：“红军与国民党军队根本不一样，借条兑现，说话算数；爱护百姓，处事公平。”何以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朱毛红军最真诚，一言为重百金轻。载舟覆舟看人心，取信于民天下从。

    一个多月的流动作战，使红四军尝够了脱离根据地的苦头：得不到休养生息，不能取得粮食、被服和兵源补充，伤员难以安置，更缺乏当地群众的密切支援。事实教育了红四军，要战胜敌人，就必须建立根据地，只有依托根据地，才能更好地进行武装斗争。于是，毛泽东、朱德决定带领红四军前往吉安县的东固山区。

    东固位于群山环抱之中，是中共赣西特委秘书长李文林开辟的一小块红色根据地，有着健全的党组织和良好的群众基础。红四军在东固得到了休整，消除了疲劳，取得了补充。

    三月，国内局势发生突变，蒋桂战争爆发；江西、福建境内的国民党军队纷纷北调，卷入军阀混战之中；为红四军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会。此时，中共福建省委与红四军取得了联系，建议红四军开到闽西的长汀、上杭、武平一带活动，并称当地县委机关健全，群众基础良好。毛泽东、朱德完全赞同，并进一步了解到闽西地区在张鼎丞、邓子恢领导下，已经建立起工农武装，开辟了小块游击根据地。同时，在福建没有国民党的嫡系部队，只有为数不多的地方杂牌武装，便于红四军发展。

    红四军迅速出动，进入闽西长汀县境内。中共长汀县委书记段奋夫赶到红四军军部，向毛泽东、朱德汇报了长汀敌军的情况：只有郭凤鸣旅二千余人，系收编土匪所组建，战斗力不强。毛泽东、朱德当机立断，夺取长汀县城。

    次日，红军分成三路向长汀发起进攻，在地方党组织和农民赤卫队的配合下，经过半天的激烈战斗，歼灭敌军二千余人，缴枪五百余支，击毙旅长郭凤鸣，占领了长汀县城。

    长汀是闽西的物资集散地，有几万人口，商业和手工业比较发达，还有小型的兵工厂和被服厂。打下长汀，红军缴获了大批的银元和物资，部队的给养得到了极大地改善。

    3月20日，红四军前委举行扩大会议后，书信报告中共中央，称：“红四军将趁国民党军阀混战之际，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苏维埃政权，形成湘闽赣红色割据。”

    赣南、闽西地域宽广，境内山峦起伏，林木茂密，物产丰富，战略回旋余地大，党和群众基础好，能为武装割据提供足够的人力、物力支持。更为有利的是：国民党驻军力量薄弱，并且距离大城市较远，交通不便，适宜于红军发展游击战争。

    为适应新的形势，毛泽东、朱德对红四军进行整编，把原来的四个团改为三个纵队。休整了近二十天，忽接急报：红五军在井冈山失守，彭德怀、滕代远率部突围，撤退到赣南。毛泽东、朱德决定立即回师赣南；数日后，在江西瑞金与红五军汇合。此时，又得知进攻井冈山的国民党军已全部调走，无暇顾及红军的行动。毛泽东召集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彭德怀率部重回井冈山，恢复湘赣边界根据地。红四军主力在赣南、闽西地区实行近距离分兵，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地方武装和红色政权

    随后，红四军以瑞金为中心，在于都、兴国、宁都、上杭、龙岩等二十余县展开游击战争，消灭了当地的国民党政府，建立起各县苏维埃政权。广泛发动群众，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毛泽东不断总结经验，先后主持制定了《兴国土地法》，《土地问题决议案》，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即紧紧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仅仅半年时间，赣南、闽西六百多个乡进行了土地改革，八十多万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他们在政治上翻了身，经济上有了土地，生活得到保障，热烈地拥护共产党和红军，极大地调动了他们支援革命战争，保卫和建设根据地的革命、生产积极性。各乡村普遍开展了互助合作，兴修水利，开垦荒地，畜牧养殖等活动。同时，根据地内还建立了子弹厂、炸弹厂、被服厂、食盐厂、制糖厂、纺织厂等一批工业，经济建设呈现出一片兴旺景象。

    经济建设的发展，有力的支援了红四军，红四军迅速壮大到近一万人。红四军的壮大又巩固了根据地，形成了全国最大的红色割据区域。这才是：土地革命开新篇，红色割据大发展。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七回 蒋介石损兵折将 毛泽东三反围剿（

    第六七回蒋介石损兵折将毛泽东三反围剿（上）

    1929年12月，朱毛红军集结到上杭县古田村休整。经过认真准备和周密调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党代会，选举产生了毛泽东、朱德、陈毅、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等人为中共红四军前委委员，毛泽东再次当选为前委书记。大会在讨论建军原则时，发生了意见分歧。毛泽东强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红四军内部必须实行官兵平等，废除军阀作风，废除薪金制；从军长到士兵吃同样的饭，穿同样的衣服，领同样的伙食津贴。”对此，从旧军队中转变过来的军官难以接受毛泽东的主张；朱德表示怀疑道：“官兵平等，有点像天方夜谭，根本行不通。”罗荣桓即席发言道：“官兵平等，古已有之。春秋战国时，名将吴起与士兵同吃同住同甘苦，为士兵调药治伤吮脓血；爱兵如子，战无不胜。”林彪发言支持毛泽东：“红军不同于国民党军队，应该实行官兵平等。”会议经过热烈讨论，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古田决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确立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确定了红军中必须突出政治，加强思想教育，听从党的指挥；实行官兵平等，军民一致，自觉遵守纪律等原则，坚决纠正个人主义、极端民主化、流寇思想、雇佣思想和军阀作风。决议的贯彻落实，使红四军面貌焕然一新，逐步成为一支政治突出、思想过硬、纪律严明、英勇善战的新型人民军队。

    古田会议后，毛泽东继续思考着时局的变化和未来的行动。元旦前夕，毛泽东收到了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新年贺信。林彪，湖北黄冈人，生在富绅之家，读过黄埔军校；身材瘦小，性格阴鸷；拙于言辞，工于心计。林彪在信中提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认为中国革命的高潮不会到来。毛泽东觉得林彪对时局的估计比较悲观，且有一定的代表性；便复信予以批评教育道：“中国有句古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现在的形势是全国到处都布满了干柴，只要有一点星星之火，就能燃成燎原之势。”“革命的高潮快要到来，而且必将到来。它是站在海岸边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毛泽东的回信得以广泛传达，在鼓舞士气、坚定信念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春节过后，国民党军阀间的中原大战爆发，为红色根据地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加强统一领导，毛泽东主持军事会议，组建了红一军团，由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下辖红四军，林彪任军长；红五军，彭德怀任军长；红六军，黄公略任军长。毛泽东提出了新的战略构想：“分兵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巩固斗争成果，把井冈山、赣南、闽西连成一片，建成党领导下的中央根据地，准备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

    会后，毛泽东亲率红四军回师赣南，在安远、寻乌、平远一带分兵发动群众，巩固土改成果。毛泽东身上最优良的品质是：实事求是，不尚空谈；遇事总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善于总结，勤于思考。为了制定对待地主、富农和城市工商业者的政策，毛泽东在寻乌县委书记古柏的协助下，在乡村、城镇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写出了数万字的《寻乌调查》，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纠正了土地改革中的一些错误做法。毛泽东强调：“假若对地主一点土地也不分，叫他们去喝西北风？对富农只分一些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和雇农一定会陷于孤立。”“对城市的政策是取消苛捐杂税，保护商人贸易。城市反动分子的财物要没收，但普通商人的财物一概不准没收。”“苏联十月革命后，没收了富农和城市工商业的全部财产；这种做法不符合中国实际。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政策。”“过去红色区域弄出了许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思想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缘故。所以，详细的科学的调查，乃十分必要。”

    毛泽东不是神仙，也并非圣贤；但却勤于实践，勇于探索。在长期严酷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锤炼出了一整套科学的工作方法，极端重视对客观实际的周密调查，坚持从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出发，充分考虑客观事物的复杂因素和变动状况，而不是想当然的轻率决策。正是这种优秀的品质，使他能够技高一筹，明辨是非，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

    然而，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却不断受到极左路线的干扰。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李立山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以李立山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李立山错误的估计了国内的形势，认为军阀混战就是反动统治灭亡的前夜，共产党和红军要立即和国民党进行大决战。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中共中央制订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计划，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会后，中共中央特派员涂振龙赶到长汀，向根据地的党、政、军干部传达了中共中央的决定。涂振龙严厉的批评毛泽东、朱德等人：“你们现在完全是农民意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观念是极其错误的。现在的形势是长江流域的反动统治非常混乱，正在走向全面崩溃。中央决定：争取以武汉为中心，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是非常正确的，也是非常迫切的。中央命令你们：集中全部红军，立即进攻南昌。同时发动赣南群众，猛烈扩大红军。”

    对涂振龙传达的决定，毛泽东、朱德表示反对。但命令就是命令，红军别无选择，只有贯彻执行。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军团紧急出动，向南昌进军。中央特派员涂振龙随红军总部行动，公开发布了他从中央带来的《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为进攻南昌、会师武汉的通电》。这真是一个极其愚蠢的行为，完全泄露了军事机密。

    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得知了红军即将夺取南昌的计划，立即命令南昌、九江、吉安等城市加紧修筑工事，并增派三个旅的兵力固守南昌；蒋介石也调集第十八师返回江西，加强防务。

    7月27日，红一军团抵达南昌附近。当是时，红一军团只有一万多人，七千多支枪。而南昌城中国民党军队有四万多人，城墙坚固，工事完备，且又有三个旅的敌军正赶来增援。万幸的是，涂振龙此时已离开总部，去外地传达中央决定。朱德与毛泽东商议道：“敌强我弱，南昌易守难攻。此仗如何打？”毛泽东笑道：“特派员走了，事就好办了。我们可以变通执行。”朱德道：“如何变通？”毛泽东附耳低言道：“如此如此。”朱德哈哈大笑道：“最好最好。”

    8月1日，毛泽东、朱德指挥红一军团在牛行车站外围鸣枪示威，鼓噪呐喊，大造声势。入夜，部队撤出阵地，向奉新、安义一带散开工作，发动群众，筹集款项，宣传政策，避免了盲目蛮干、与敌人硬碰的错误做法；且使红一军团又扩大了八千多人。然而，其他各根据地的红军盲目执行中央决定，拼命攻打大城市，均遭受了空前的失败。

    各地惨败的消息报到中央，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山“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会上，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朱德为中央候补委员。

    半月后，朱毛红军转战到浏阳境内，向文家市发起突然袭击，经过三个多小时激战，全歼湘军三个团，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粮食军饷。随后，部队继续北上，在浏阳永和市与红三军团会合。两个军团的前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合编为中国红军第一方面军。由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成立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书记。同时，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统一指挥红军和地方政权，由毛泽东任主席。

    此时，中共中央又发来命令，要求红一方面军攻打长沙。于是。毛泽东、朱德下达了向长沙推进的命令。8月29日，红一方面军进抵长沙近郊。从侦察中获悉，长沙守敌共计三十一个团，又有坚固的防御工事；而红军只有十三个团的兵力。双方力量悬殊，毛泽东、朱德决定采取“诱歼敌军于工事之外，然后乘胜攻入长沙”的方案。红军在城外发动进攻，企图诱敌出城。然而，长沙守敌坚持凭借工事固守，不肯出击。红一方面军连续引诱数日，抓不到歼敌战机；部队内部情绪浮躁，要求强攻的呼声甚高。毛泽东难以说服怒发冲冠的下级军官，于是，与朱德联名发出强攻命令，部队迅速投入血战。尽管广大指战员异常勇敢，拼命冲锋，却无法突破敌军阵地。在电网、壕沟、重炮、坚城、火网的重重设防下，红军仅凭肉搏冲杀，除了大量伤亡外，毫无实际成效。何以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强敌面前忌蛮干，单凭勇敢取胜难。兵家斗智不斗力，惟有事实胜雄辩。

    激烈、残酷的城下鏖战，整整持续了十六天，红一方面军打得精疲力竭，长沙城外死尸累累。城中守敌巍然不动，援军又在纷纷赶来。形势危急，毛泽东果断叫停；召开前委会议，严肃地指出：“强攻中心城市，是一种革命急性病。和敌人死拼消耗，会葬送我们这支队伍。”在铁的事实面前，与会干部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红军从长沙撤出，改为向吉安进军。

    数日后，部队撤抵株洲。中共中央又派周以粟赶来传达命令，要红一方面军立即回头，再次攻打长沙。毛泽东没有公开抗命，而是和周以粟通宵长谈，摆事实，讲道理，耐心说服。周以粟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同意了攻打吉安的决定。

    吉安位于井冈山附近，周围全在红军控制之下，是处在红色区域中的一座孤城，只能靠赣江与外界交通，城中守敌只有邓英所部两个团。

    10月4日，红一方面军逼近吉安，城中守敌闻风丧胆；邓英率部连夜从赣江潜逃。红军兵不血刃，顺利占领了吉安城。次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赣西南特委在城内举行十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庆祝吉安的胜利解放，成立了以曾山为主席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城中各界百姓喜气洋洋，欢歌载道，迅速掀起了报名从军的热潮。旬日之间，红军又扩大了一万多人。随后，红一方面军分头出动，连续攻克了泰和、安福、吉水、峡江、新干、清江等县城，广泛开展土地革命，使赣江两岸十多个县的红色政权连成一片，红军队伍也不断得到扩大。至此，赣西南根据地已在二十四个县建立了苏维埃政府，拥有九座县城，辖区人口二百多万。红一方面军达到四万兵力，各县、乡、区普遍建立了赤卫队，根据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巩固。

    十月底，国民党各派军阀之间的中原大战结束，蒋介石调集大军向江西杀来。根据敌情的最新变化，毛泽东在新余县罗坊镇召开总前委和江西省委联席会议，研究对敌斗争的方针。毛泽东明确提出：“在强敌进攻面前，红军决不能冒险硬拼。红军必须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退却到根据地腹地去，选择好战场，创造有利条件，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实行人民战争。把敌人放进来，才能集中力量予以消灭。”会议经过认真讨论，确定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会后，第一方面军迅速东渡赣江，返回根据地腹地，待机破敌。

    再说中原大战后，蒋介石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他调集了十万大军开进江西，发动了第一次围剿。他任命鲁涤平为剿共总指挥，授以“长驱直入，分进合击，寻机决战，歼灭朱毛”的战术。鲁涤平大言不惭地保证：“朱毛共匪，乌合之众耳。我堂堂国军一到，即可一鼓荡平。”鲁涤平把手下的十万人马分成三个纵队，气势汹汹地杀向赣西南地区，企图寻找红军主力决一死战。然而，当他带领人马到达袁水流域后，才发现红军主力早已不知去向。鲁涤平大怒，立即把张辉瓒、谭道源两个纵队调到赣江以东，连续发起进攻，但却找不到进攻的目标。

 第六七回 蒋介石损兵折将 毛泽东三反围剿（

    第六七回蒋介石损兵折将毛泽东三反围剿（下）

    12月8日，蒋介石亲自飞到南昌，任命鲁涤平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指挥各路兵力向根据地中部地区推进。国民党军队进入根据地后，立即陷入了困境。在人烟稀少，交通不便的赣南山区中，敌人既找不到向导，又找不到粮食，不得不等待后方补给接上后，才能继续前进。根据地的民众坚壁清野，进山躲避，使国民党军队耳目闭塞，变成了聋子和瞎子，对红军的去向一无所知；整月在崇山峻岭间疲于奔命，四处扑空。

    相反，红军却以逸待劳，对国民党军队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毛泽东从容不迫，随着红一方面军总部转移到黄陂，主持召开总前委扩大会议，讨论反围剿的作战方案。毛泽东分析道：“敌军虽有十万，但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其中，张辉瓒的第十八师和谭道源的第五十师是鲁涤平的嫡系，也是这次围剿的主力军。如果消灭了这两个师，其余敌军便会闻风丧胆，敌人的围剿便可基本打破。”朱德道：“张辉瓒、谭道源两个师，各有一万四千人。我们红一方面军有四万余人。如果一次打敌人一个师，可占绝对优势，取得胜利是有把握的。”毛泽东进一步分析道：“我们所从事的反围剿斗争，犹如松鼠和大象的博弈。我们要发挥松鼠机智、灵活的特点，在高山密林中巧妙周旋，让敌人找不到、打不着。相反，每到夜晚，我们则可派出小股部队袭扰敌人的驻地，让敌人彻夜难眠，得不到休息。待敌人疲惫不堪时，我们则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不打则已，打则全部歼灭之。”

    次日，红一方面军在小布召开誓师大会。毛泽东为大会写了一副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会上，毛泽东以对联为题，具体生动地解释了诱敌深入的必要性，分析了敌人必败、我军必胜的条件；号召根据地军民齐心一致，设下陷阱，乘敌之隙，加以歼灭。毛泽东的分析，鼓舞了军民的斗争，增强了取胜的信心。

    12月28日，性格狂暴、骄横傲慢的张辉瓒指挥十八师孤军深入，向龙冈推进。龙冈是红军的老根据地，群众基础非常好，能够帮助红军封锁消息。龙冈四周群山环抱，中间是一个狭长的盆地，而进入龙冈的必经之地五门岭，更是山路狭窄，两旁山坡林茂草密，是极好的设伏场所。敌人出动的当晚，毛泽东、朱德就得到了详细的敌情报告。其时，红一方面军正集结隐蔽在龙冈附近，毛泽东、朱德立即下达命令，全军进入五门岭预先埋伏。

    次日凌晨，细雨蒙蒙，浓雾漫漫。毛泽东、朱德登上龙冈、君埠之间的黄竹岭，进入临时指挥所。毛泽东高兴地道：“总司令，你看，真是天助我也。三国时，诸葛亮借东风大破曹操；今天，我们是乘浓雾伏击敌军。”朱德道：“诸葛亮借东风只是个传说，我们今天是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皆备。”突然，山下响起疾风暴雨般的枪声。毛泽东精神一振，拿起望远镜看了一会，遗憾地道：“可惜，雨雾太浓，什么也看不见。”朱德笑道：“那就听吧。”二人侧耳细听，山下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冲锋号声、喊杀声此起彼伏，群山回应。

    毛泽东镇定地点起一支香烟，静静地倾听着战场传来的阵阵杀声，心中想象着激烈的厮杀场面。毛泽东是个诗人，戎马倥偬之中，时常会进入吟诗填词的境界。此刻，他听着山下的枪炮声，不由得出神入化，脑海中又泛起了诗词的涟漪；竟未察觉身旁的朱总司令离开指挥所，赶往战场。

    不知不觉间，已是午后四时，山下枪声停息。雨过天晴，夕阳穿透林梢，给大地洒下一片金辉。毛泽东步出指挥所，眺望山下战场；忽听山下传来阵阵高喊：“活捉了张辉瓒，活捉了张辉瓒。”紧接着，总部通讯员飞马上山，赶来报告：“全歼敌军一万，活捉了张辉瓒。”毛泽东闻报喜不自禁，精心构思的词章脱口而出：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宵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1931年1月1日，红一方面军挥师向东，翻过一座高山，抄近路直取谭道源的第五十师。谭道源老奸巨猾，谨小慎微，将师部驻扎在东韶，得知张辉瓒部全军覆没后，惶惶不安。红军在山地隐秘行动，经过三天潜行，悄悄包围了东韶，突然发起攻击，经过半日激战，歼灭该师三千多人。

    五天之内，红一方面军连打两个大胜仗，歼灭敌军一万五千多人，缴枪一万二千余支。其他各路国民党军队闻讯，仓皇逃跑，退出了根据地。

    在返回小布的途中，毛泽东、朱德接见了谭道源师投诚过来的王铮、刘寅等人。得知他们是无线电台工作人员，毛泽东表示，热烈欢迎他们参加红军。王铮、刘寅自报奋勇，愿为红军努力工作。红一方面军随即成立了无线电队，由王铮任队长，冯文彬任政委。从此，红军在开展无线电侦察，准确掌握敌人动态方面，有了自己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打破第一次围剿后，毛泽东清醒地估计到，蒋介石不会就此罢手，定会发动新的大规模进攻。因此，根据地军民必须抓紧备战，准备迎接敌人新的进攻。

    两个月后，蒋介石调集二十万大军，以何应钦为南昌行营主任，采取“厚集兵力，严密包围，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方针，从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宁之间，构成东、西绵延八百里的弧形战线，分四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步步推进。

    针对敌人的部署，毛泽东、朱德制订了“避开强敌，打其虚弱；由西向东，各个歼灭”的策略。策略确定后，根据地军民一齐动员，红军各部队纷纷召开誓师大会，全军战士个个摩拳擦掌，斗志昂扬。部队在东固地区耐心等待了二十多天，终于等到了敌军暴露出的弱点。红军无线电队截获了敌军之间的通讯，得知了敌军公秉藩师即将进攻东固，要从白云山下经过。红一方面军立即行动，由小道秘密进入白云山埋伏。次日，公秉藩师进入伏击圈内，红军居高临下，突然发起猛攻，仿佛飞将军从天而降，打得敌军一片混乱，鬼哭狼嚎。激战三个小时，歼灭该师大部。红军乘胜追击，连夜包围福田，又全歼王金钰部一个旅。

    5月19日，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军猛烈向东横扫，在永吉县白沙地区歼灭敌军郭华宗一个旅。红军继续东进，一周后，在中村又歼灭高树勋部一个旅。随后，红军翻山越岭，向广昌悄然逼近。数日后，红一方面军突然出现在广昌城外，迅速发起猛攻。经过一天激战，夺取了广昌县城，歼灭守敌，摧毁了胡祖玉师部，胡祖玉被击毙。接着，红军隐入山区，昼夜兼程，出其不意的突袭建宁县城，歼灭了刘和鼎师三个团。

    半个月之中，毛泽东、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神出鬼没，五战连捷，横扫七百余里，歼敌三万余人，缴枪二万余支，痛快淋漓的打破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何以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白云山下杀声急，红军将士齐努力。半月征战七百里，横扫千军如卷席。

    国民党军连吃败仗，使蒋介石恼羞成怒，发布《为剿匪告全国将士书》，声称：“剿灭赤匪为唯一之急务，党国存亡在此一举。”他亲自坐镇南昌，任命何应钦为右翼军总司令，陈铭枢为左翼军总司令；从中原战场调来嫡系精锐部队三十万人，发动了第三次围剿。何应钦、陈铭枢分别从南丰、吉安出发，采取“长驱直入，分路围剿”战术，展开钳形攻势，四处寻找红军主力决战。

    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快速撤退，实行千里大迂回，绕开敌军进攻的锋芒，沿着闽赣边界的武夷山脉南下，悄然插入敌军背后，隐蔽待机。国民党军进入根据地后，东奔西走，寻找红军主力决战，却到处扑空。折腾了半个多月，何应钦才发现红军突然出现在自己的背后，立即集中九个师的兵力回头猛扑过来。毛泽东、朱德适时改变计划，以一支小部队伪装成主力，向赣江方向佯动，牵着敌军大部队的鼻子，在山间小路上捉迷藏。红军主力翻越崇山峻岭，悄悄东进，从敌人左、右翼之间约二十公里的缝隙中穿过，秘密到达莲塘，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红军一到莲塘，发现敌军上官云相的一个旅毫无戒备，正大摇大摆地向莲塘开进。8月7日拂晓，朱毛红军突然发起猛攻，经过两个小时激战，全歼该旅，击毙其旅长谭子钧。战斗刚一结束，毛泽东、朱德立即挥师北进，经过三个小时的长途奔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良村，向敌五十四师发起猛攻。战到天黑，歼灭该师大部，击毙敌副师长魏崴、参谋长刘家琪。残敌狼狈逃跑，红军占领了良村。一天之内，连打两个大胜仗，第三次反围剿初战告捷。

    入夜，毛泽东、朱德会商军情。毛泽东道：“我军在莲塘、良村获胜，估计敌人必将调兵东进，找我主力决战。我们应利用这一机会，乘敌军东调时，继续向东，到敌人最薄弱的地方，打掉毛炳文师。”朱德道：“对头。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者不能，用而示之者不用；近而示之者远，远而示之者近”毛泽东道：“善战者重在指挥敌人，调动敌人。声东击西，避实击虚，造成敌人的错觉。”

    次日，红一方面军紧急出动，向东奔驰三昼夜，到达宁都黄陂附近。此时，敌军以十个师的兵力四面包围了莲塘、良村，却发现红军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国民党军被拖得筋疲力尽、士气低落，纷纷抱怨道：“肥的被脱瘦，瘦的被拖死。处处扑空，又处处挨打。”

    正当敌军一片茫然，手足无措之际，红军冒着大雨发起进攻，一举突入黄陂，歼灭毛炳文师两个团，俘虏敌军六千余人，缴枪八千余支、无线电机一架、军用物资无数。

    黄陂战后，红军立即撤出战场，隐入深山。次日，敌军四个师赶到黄陂，又一次扑空。此时，毛泽东、朱德令红十二军装作红军主力，大张旗鼓地向乐安佯动，使国民党军产生错觉，以为红军主力要北攻临川，吸引敌军主力向东北方向调动。毛泽东、朱德却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迎着正向东开来的国民党精锐部队，寻找空隙，悄悄地向西疾进。

    率领三万兵力从敌人眼皮子底下穿插过去，甚至可以说是与敌人擦肩而过；不仅要有高超的指挥艺术和超凡胆略，更要有部队的严明纪律和高度素养。然而，红军不仅做到了，而且做的精妙绝伦、无声无息。毛泽东、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经过一整夜的急行军，从敌军两部间只有十公里的狭窄缝隙中穿过，毫发无损的到达兴国县境内，隐蔽于密林中休整。

    与此同时，红十二军则牵着敌军主力的鼻子，攀山越岭，忽东忽西，望东北方向奔走；直拖得敌人疲惫不堪，狼狈至极。

    半月以后，何应钦才猛然发现红军主力早已西去，急忙命令“进剿”军主力掉头向西，赶往兴国，寻找红军主力决战。敌人像瞎子一样，在崇山峻岭、荒野密林中东奔西跑了近三个月，未能找到红军主力；每日汗流浃背，气喘嘘嘘，消极厌战，毫无斗志，完全丧失了进攻的能力。

    恰在此时，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桂系军阀进攻湖南，挑起了与蒋介石集团间新的大战。蒋介石急令何应钦、陈铭枢退出江西，移师两广边界，阻止桂系军队的进攻。

    国民党军队的撤退，正是红军反击的大好时机。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红军一部在老营盘歼灭敌人一个旅。在高兴圩与蔡廷锴部打成平局，随即撤出战斗，开到方石岭抢先控制有利地形，截击蒋鼎文部一个旅，予以全歼。其他各路敌军闻风丧胆，争先恐后地撤出根据地。至此，第三次围剿被打破。

    三次反围剿锻炼了红军，积累了经验，创造出了一整套极具特色的战略战术：诱敌深入，避强击弱；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迂回穿插，分割包围；制造假象，声东击西。

    战后，长期被分割的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辖区范围扩展到二十八个县，拥有了瑞金、兴国、于都、长汀、上杭等十五座县城，总面积五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达二百五十多万。红一方面军在根据地内，放手发动群众，建立党团组织，成立苏维埃政权，分配土地，扩大红军，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才是：战火锤炼，红军斗志更坚；政权巩固，苏区壮大发展。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八回 九一八东北沦陷 一二八淞沪抗战（

    第六八回九一八东北沦陷一二八淞沪抗战（上）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干预下，违背民主集中制原则，把王明强行塞进中央政治局，补选为政治局常委。六月，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米夫以共产国际名义指定由王明为代理总书记，执掌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开始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在党内的统治。王明，原名陈绍禹，安徽六安人。在苏联留学、工作数年，擅长生吞活剥，背诵书本，是个典型的教条主义者。既没有实际斗争经验，又不愿对中国国情和革命规律进行研究，只知照抄共产国际的决议，照搬苏联的某些经验，盲目痴迷“中心城市暴动”，拼命鼓吹冒险进攻，蛮横地要求红军配合中心城市起义。为了推行其极左政策，王明等人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对持有不同意见者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使党内生活出现了极不正常的局面。王明在白区顽固地推行“进攻路线”，拒绝实行必要的退却和防御，使刚刚恢复的共产党组织遭到又一次惨重失败。九月，党中央机关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王明随米夫去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临行时，又指定由博古为代理总书记。博古，原名秦邦宪，字则民；江苏无锡人。曾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归国后即任共青团中央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担任代理总书记后，继续执行王明的“左”倾政策，在各根据地大搞宗派斗争，撤职、关押、杀害了一大批优秀干部，给党的事业和根据地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暂且不表。

    且说正当中国连绵内战、政局纷争之时，一场空前规模的经济危机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在危机浪潮的冲击下，日本的经济也被推到了崩溃的边缘。企业纷纷倒闭，工人大量失业，物价不断飞涨，市场一片萧条，农业遭遇重创，民生困苦不堪。为了摆脱危机，日本军国主义者决心趁欧美各国焦头烂额、无暇东顾，以及中国政府忙于内战、民生凋敝、国防空虚之际，实施其既定的侵华政策。日本政府授意关东军总部组成阴谋集团，以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花谷正等人为核心，极力策划发动“满蒙事变”，妄图侵占中国东三省。日本参谋本部和关东军司令部先后四次秘密派遣特务，侦察中国东北地区，收集政治、经济、军事情报。日本政府依据所收集的情报，连续召开内阁会议，制定武力进攻方案，急于发动一场侵华战争，借以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缓和阶级矛盾，并依靠掠夺中国的财富，来医治经济危机造成的创伤。

    1931年6月，日本军部制定《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确定了采取军事行动占领“满蒙”的方针。日本政府和军部竭力为侵华战争制造舆论，大肆叫嚣：“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要保卫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父兄先辈流血换来的满蒙权益”；到处煽动侵占“满蒙”的狂热情绪。日本朝野上下，对发动新的侵华战争已经迫不及待，接连制造挑衅事件，为增兵东北、挑起战火制造口实。

    七月，日本关东军特务在长春北郊万宝山挑拨中朝农民关系，唆使朝鲜浪人抢占农田，造成流血冲突。日本政府乘机在它统治下的朝鲜煽动反华风潮，并在日本国内大造反华舆论。八月，日本陆军大尉中村潜入黑龙江境内，从事军事侦察的间谍活动，被东北军抓获，处以死刑。日本关东军总部借机散布舆论，叫嚣“必须以武力解决”；并命令驻军进入临战态势，侵华战争一触即发。

    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恶意挑衅和狂妄叫嚣，国民党政府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方针。“万宝山事件”后，蒋介石致电张学良“要隐忍自重，协力抑制排日运动”。“中村事件”后，蒋介石又电示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在东北如何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望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张学良忠实地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指示东北军遵照蒋介石的命令，避免军事冲突。致使东北军处处忍让，毫无戒备。

    东北军的消极忍让，助长了日寇的嚣张气焰。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派遣独立守备队一部，在河本中尉的带领下，炸毁了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的一段铁路，反诬“中国军队有意破坏，袭击日本守备队”。蓄谋已久的日本关东军立即炮轰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并出动军队向北大营发起进攻。北大营官兵忍无可忍，被迫奋起自卫还击。当是时，北大营守军一万多人，来犯的日军仅五百人；如果认真抵抗，日军绝对占不了便宜。然而，当北大营官兵奋起抵抗时，蒋介石却密电张学良：“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张学良立即打电话给北大营守军：“全部撤出阵地，即使日军勒令缴械，占领营房，均可听其自便。”正在浴血激战的士兵闻令，无比愤慨，团团围住传达命令的参谋长，怒眦欲裂，吼声若雷，群情鼎沸，泣血请战；有人嚎啕痛哭，挥拳击壁；有人持枪暴跳，狂躁不已；更有人破口大骂：“是哪个王八蛋下了这个命令。”参谋长泪流满面，劝诫弟兄们：“执行命令，撤出阵地。”北大营全体官兵挥泪集合，放弃抵抗，不战而退。

    是夜，驻扎在南满铁路沿线的日本军队大举出动，向沈阳、长春、四平、公主岭等地发起进攻。各地的守军忠实的执行了不抵抗的命令，不战自退，沈阳等城市在一夜之间全部陷于日军之手。随后，日军肆无忌惮、疯狂进攻，一周之内，又占领了本溪、丹东、辽阳、海城、营口、抚顺等三十余座城市，控制了十二条铁路线，辽宁、吉林全部沦陷。日军每到一处，便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与此同时，二十万东北军抛戈弃甲，沿着铁路、公路向关内撤退。山海关外，一群一群逃难的灾民，簇拥在道路两旁，眼看着东北军仓皇后撤；没有人当面质问，也没有人胆敢阻拦。可是，东北军弟兄们，请手扪胸口问问良心：老百姓交粮纳税，养活了你们，实指望你们守土保国。而今，日寇打进家园，肆意烧杀抢掠，你们却不放一枪，撤向关内。你们扔下了美丽的白山黑水，扔下了遍地的大豆高粱，扔下了祖宗坟墓，扔下了父老乡亲。扔——于心何忍？

    扔下的还有东北银行、政府的十八亿元官方财产。扔下了二百六十二架飞机，三千多门火炮，五千八百余挺机枪，十一万支步枪、手枪，不计其数的炮弹、子弹。扔——良心安在？

    东北军走了，日本人得逞了。日军继续北犯，占领了齐齐哈尔、哈尔滨；又南下辽西半岛，占领了锦州。四月之内，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北全境，一口气吞下了三倍于它本土的中国领土。近百万平方公里的富饶山河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三千万同胞成为亡国奴。

    东北军走了。以马占山为首的一部分爱国将领，半路上违背张学良的命令，又返回东北境内，组建了抗日救国义勇军，与日寇展开了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

    东北军走了，共产党人来了。9月20日，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抢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指出这次事件是“日本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产物”，“是帝国主义反苏战争的序幕”，强调要“武装保卫苏联”，号召各级党组织加紧领导群众的反帝斗争。特别要求满洲省委加紧发动群众，组织兵变和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中共满洲省委根据中央指示，一面号召东北军民奋起救国，组织民众政府，自觉抵抗日军进攻；一面要求各地党组织积极开展各种兵运工作，团结各种抗日力量，独立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中共中央先后选派了罗登贤、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赵一曼等优秀同志到东北，加强满洲省委的领导力量，努力开展和扩大东北抗日斗争。中共满洲省委积极领导工人、农民、学生的反日活动，先后组建了一百多支义勇军和三支抗日联军，展开了艰苦卓绝、气壮山河的敌后游击战争。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国际联盟的“裁决”上。9月21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公开宣称：“日本公然侵略，固然深可痛心。然此时世界之舆论，皆认为日本是无理挑衅。我国民众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国家存亡，关系重大，此时务须劝告民众：严守秩序，服从政府，尊重纪律，勿作轨外之妄动。”然而，蒋介石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操纵国际联盟的英、法、美等国与日本沆瀣一气，不但默许而且公开袒护日本的侵略行径。国民党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的抗议、向国际联盟提出的控诉，均是石沉大海无消息，纸钱送鬼无回音。

    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慨。毛泽东、朱德、贺龙、彭德怀、林彪等人联名发表文告：“日寇侵我满洲，屠杀劳苦大众。务望全国同胞，坚决奋起抗日。”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掀起了汹涌澎湃的抗日爱国救亡运动，纷纷要求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北平、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各大城市，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学生罢课、工人罢工，游行请愿，抵制日货的运动。

    十月，学生救亡运动由请愿转为示威。北平学生成立抗日救国联合会，组建南下示威团，奔赴南京，向国民政府示威。蒋介石命令军警大肆出动，打伤三十三人，抓捕一百八十五人。上海各校学生随即举行示威游行，予以声援；遭到上海当局的驱赶、绑架、关押。国民政府的倒行逆施，进一步激起了学生的愤怒，北平、天津、广州、济南、武汉、上海、西安等地学生代表汇集南京，在南京大学举行三万多人参加的抗日救亡大会，会后举行示威游行。愤怒的学生冲进外交部，痛打了外交部长王正廷。蒋介石再次命令军警突然袭击，大打出手，打死打伤五十余人，逮捕、关押六百余人，残酷镇压了学生运动。蒋介石丧心病狂，走上了与中国人民为敌的道路。后人有诗议之曰：

    勿忘国耻九一八，学生爱国政府杀。外敌入侵不抵抗，枪口对内是专家。

    日寇入侵，使国民党内部也出现了重大变化。从国外归来的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利用其组织成立的“第三党”，不断发表通电、宣言，怒斥蒋介石为“蒋皇帝”、“蒋独裁”，是“奴颜婢膝的卖国贼”，号召人们起来“推翻蒋家王朝”。邓演达的活动，引起了蒋介石的刻骨仇恨；他指使亲信王柏龄派出大批特务，跟踪盯梢，秘密抓捕了邓演达，随即予以枪毙。

    邓演达死后，“第三党”旋即解散。此时，国民党元老、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又兴风作浪，公开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蒋介石邪念顿生，思得一计，在官邸设下盛宴，诡称有要事相商，请胡汉民前来赴宴。酒过三巡，蒋介石突然变脸，命令侍卫扣押了胡汉民，连夜威逼其辞职。胡汉民身陷囹圄，左思右想，惟有辞职，才能换取人身自由。数日后，胡汉民递上辞呈，蒋介石大喜，立即对外宣布自己兼任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出狱后，匆忙逃到广州，成立了以他为首的国民党中央。躲在上海的汪精卫闻信，也急忙跟着凑热闹，又成立了一个国民党中央。于是，国民党内又出现了分别以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为首的三个党中央。

    人因自贱而他人辱之，国因内乱而敌国侵之。呜呼！国民党里能人太多，本事都太大；外敌当前全不顾，各逞其能窝里斗。悲哉！窝里斗。我们中国人最大的毛病是善于窝里斗，精于窝里斗。这个毛病不改掉，中国永远也强大不了。

 第六八回 九一八东北沦陷 一二八淞沪抗战（

    第六八回九一八东北沦陷一二八淞沪抗战（下）

    蒋介石暗杀邓演达、威逼胡汉民的暴行，导致了反蒋力量的重新组合。11月14日，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胡汉民、汪精卫拒绝出席，但却在幕后操纵反蒋势力，伺机发难。蒋介石在会上致开幕词，他一字不提日本的侵略行为，却竭力指责国民党内部“自己捣乱自己，破坏政府威信，增加党国困难”。不料，会议期间，中央委员邓泽如、林森、肖佛成、古应芬等人突然发难，联名发表《弹劾蒋中正提案》，列举其横征暴敛、排除异己、毁法乱纪、奴役人民等罪状，要求蒋介石立即下野。接着，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林森、孙科、唐生智等联名通电，要求蒋介石即行隐退。众口一词，齐声喊打，让蒋介石猝不及防，顿时乱了手脚。上海的汪精卫、广州的胡汉民也遥相呼应，接连通电逼蒋下野。蒋介石深知众怒难犯，自为韬晦，向大会递交了辞呈。12月15日，于右任主持国民党中央常委会，批准蒋介石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职务。数日后，蒋介石携夫人宋美龄飞往奉化，返乡归田。

    蒋介石走后，国民党中央会议选举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院长。新一届内阁走马上任，立即遇到了财政危机和外交危机两大难题。原来，国民政府长期穷兵黩武，军费开支浩大，国库入不敷出。孙科上台时，经济早已破产；各省地方长官心存芥蒂，有意截留税款，拒绝上缴中央国库。江浙财阀不但不予支持，反而上门逼债，多方掣肘。江浙两省的军事长官们又连连电催，要求增加军费。闹得孙科政府捉襟见肘，一筹莫展。外交方面，孙科任命“铁腕外交家”陈友仁为外交部长，实行“强硬外交政策”，提出“收复东北失地”的口号，宣布与日本绝交。孙科电令张学良“出兵锦州，收复失地”。然而，孙科政府空有电令，却没有军权。中央嫡系军队仍被蒋介石控制，地方军队又派系林立，拥兵自重，不听指挥。孙科政府的积极抗日，仅限于空喊口号，毫无实际作用。

    相反，日本政府利用孙科的强硬外交口号，积极增兵上海，致使沪宁上空，战云密布，阴霾重重。结果，日军的猖狂挑衅和孙科政府的高度无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震怒，纷纷指责孙科政府“空言抗日，欺骗民众”。各地爱国学生再次汇集南京，举行抗日救国大示威。孙科政府遂效法前任，站到爱国学生的对立面，动用大批军警，实行镇压，并把爱国学生押解出境。于是，孙科政府重蹈蒋介石之覆辙，也走上了与人民为敌的道路。

    孙科政府上台才二十余天，便陷入了内外交困、难以支撑的政治危机之中。万般无奈之下，国民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林森、孙科出面，邀请蒋介石重返中枢，共商大计。一时间，风向大变，中央委员、各省军政要员纷纷致电奉化，邀请蒋介石“驾回南京，主持党国大局”。蒋介石喜上眉梢，精神大振，立即发表通电，宣称：“国事危殆，唯余复出，尚有挽救希望。余决计立即赴京，效命国难。”随即电邀汪精卫一同赴京，重组南京政府。于是，蒋、汪二人如同妙手善变的魔术师，又化戾气为祥和，再次实现新合作。

    1月23日，蒋介石、汪精卫同时到达南京，立即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委会议，改组政府。蒋介石指责孙科政府“妄逞一时血气，毫无通盘计划，贸然与日本绝交，孤注一掷，国必灭亡”。骂得孙科狗血喷头，唯唯称是，急忙表态：“一月以来，奔走呼号，心力交瘁，未能挽救国难，实属我等无能。幸蒙蒋、汪二公入京，主持中枢大计，我等惟有集体辞职，以谢国人。”于是，短命的孙科政府，诞生不足一月，就此夭折。

    孙科走后，蒋介石和汪精卫一唱一和，互相推荐，瓜分权力。蒋介石举荐汪精卫担任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举荐蒋介石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央常委会惟有批准，任由汪精卫、蒋介石重新组阁。蒋介石重掌军权，昼夜忙碌，在各部门安插亲信，抢夺权力；正忙得不亦乐乎之际，忽闻日军在上海挑起战端。

    1932年1月28日，日军悍然出动，在上海挑起战争。日军第一舰队司令官盐泽狂妄叫嚣：“四小时之内即可占领上海。”指挥海军陆战队六千人分数路向闸北区发起猛烈进攻。刚调防上海的十九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的率领下奋起抵抗，打响了气壮山河的淞沪抗战。十九路军英勇奋战三昼夜，将日军阻止在上海郊外。日军撤换了盐泽，改派直田谦吉为总司令，增兵至三万人，配以三百两装甲车，一百多架飞机，向上海市区大举进攻。十九路军不足二万兵力，在市区东郊顽强抵抗，浴血奋战。敌军狂轰滥炸，战场一片火海；阵地化为灰烬，军心坚如铁石。蒋光鼐、蔡廷锴亲临战阵，沉着指挥，全体将士冒着枪林弹雨，勇猛还击，又顽强坚守两天，给敌人造成重大杀伤，以血肉之躯挡住了日军的疯狂进攻。第六日，日本陆军部再次增派一个师团，从吴淞附近登陆，从侧背向十九路军发起新的进攻，战火漫延至江湾一带，战况空前激烈。蒋光鼐泣血致电南京政府，请求速派援兵。

    2月1日，蒋介石在徐州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参加者有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等高级将领，商讨应对之策。蒋介石情绪低落，满脸丧气地道：“中国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冯玉祥大为不满，击桌怒道：“岂可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十九路军浴血抗战，以寡敌众。战事危急，政府岂能坐视不理？”蒋介石无言以对。冯玉祥继续讲道：“十九路军勇赴国难，全国民众情绪激昂，军心民心不容忽视。政府应火速增兵上海，抵御外侮，以顺应民意。”会议经过争论，确定了“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策略。会后，张治中将军自报奋勇，请缨杀敌。蒋介石为各方压力所迫，同意张治中率领第五军投入上海战场。但却告诫张治中道：“军情隐秘，第五军只能以十九路军的名义参战。”张治中带领第五军赶赴上海，与十九路军并肩喋血，激烈拼杀，在庙行、蕴藻浜一带重创日军。

    中国军队的英勇抗战，得到了全国特别是上海各界民众的有力支援。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定》，号召人们组织义勇军和游击队，积极参战；上海工人、学生组成五十多支义勇军，直接奔赴战场。海外侨胞纷纷慷慨解囊，捐钱捐物，支援十九路军。国民党左派人士宋庆龄、何香凝、杨杏佛等人，在交通大学内组建了伤病医院，全体医务人员不领薪水，义务救护伤员，为淞沪抗战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军民齐心协力，共赴国难，阻止了日寇的野蛮进攻。

    二月中旬，日军在进攻受挫后，撤换了直田谦吉的职务，改派陆军大臣白川为总司令，再次增兵两个师团，飞机三百架，战舰三十艘，航空母舰三艘，使侵沪日军总兵力达十万人，超过中国守军二倍以上。日军调整部署，发动了第二轮更为疯狂的攻势。

    3月1日，新任日军总司令白川率领先遣兵团，利用烟幕掩护，从浏河、杨林口作登陆攻击。日本出动数倍于中国守军之兵力，气焰凶残，攻势凶猛。上百架敌机低空盘旋，俯冲扫射，炸弹如雨，加之重炮连珠；吴淞要塞和狮子林炮位被弹火覆盖，炸成一片瓦砾。中国健儿爬在瓦砾堆中，依托着战友的尸体奋勇还击，接连打退敌人数次进攻。

    午后，日军大批登陆，从左右包抄，在八字桥、天通庵一线与中国守军展开拉锯战，短兵相接，白刃拼杀，血肉横飞，陈尸遍地。头上敌机轰炸，身旁弹雨倾盆，阵地化作废墟，勇士血染黄沙。视死如归的中国守军冒烟突火，在枪林弹雨中殊死拼杀，与敌人激战到天黑，终因众寡悬殊，死伤惨重，主战场逐渐暴露于腹背受敌之态，战局危如累卵。为避免被日军包围，遭到全军覆没；是夜十时，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一面电请国民政府速派援兵，一面下达全线撤退命令。

    其时，国民政府在江浙两省境内驻有大军六十多万，战机六百多架；但蒋介石却不发一兵一卒，而是热心于停战和谈。国民政府照会英、法、美、德、意五国公使，乞求其从中调停，与日本媾和。英、美等国转告日本政府，日方一面答应和谈，一面继续增兵上海，向宝山路一线发起进攻，迫使十九路军于血海中再次苦战，艰难支撑。

    7日，国民政府军政部长、江浙战区最高军事长官何应钦致电蒋光鼐，称：“政府已在谋求和谈，你部应停止敌对行动，避免再战。”蒋光鼐复电称：“我部将贯彻全军牺牲之决心，以完成民族命运所寄托之使命，誓将抗日进行到底。”何应钦再电蒋光鼐，公然威逼道：“各军事长官未得军政部之命令，擅自行动者，虽激于爱国热忱，亦须受抗命之处分。”蒋光鼐接电，万般无奈，命令十九路军撤至第二道防线。日军随即猖狂进攻，迅速推进到嘉定、南翔、真茹一线。此时，日本政府认为，挫败十九路军之目的已经达到，而由日军独占上海的军事行动，必然会引起西方列强的反对。于是，日军总司令白川发表声明：“只要中国军队不采取军事行动，日军将暂停进攻。”至此，十九路军顽强抵抗了四十一天，在国民政府“避免再战”的严令下停止抵抗，双方战事呈胶着状态。

    20日，在英国公使兰普森、美国公使詹森、法国公使韦礼德的调停下，交战双方在英国领事馆举行谈判。日方代表是师团长直田谦吉、参谋长岛田繁、驻华公使重光葵；中方代表是外交次长郭泰祺、十九路军参谋长黄强、淞沪警备司令戴戟。由于日方横生枝节，喋喋不休，设置障碍，胡搅蛮缠，致使谈判多次中断，一直谈了六天，最终签署了《中日上海停战协定》。规定：自即日起，中日双方军队在上海周围停止一切军事行动；日军撤至公共租界暨虹口区驻防；非交战地区设立共同委员会管理；中国军队不得在上海、昆山、苏州河等地区驻兵；十九路军调防；中国政府取缔一切抗日行动。这是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然而，国民政府却坦然接受了。何以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日寇侵犯淞沪，十九路军守土。将士浴血沙场，彰显铮铮铁骨。堪笑国民政府，甘为城下之辱。民族大义不朽，抗日英雄千古。

    早在淞沪抗战之前，日本政府就策动汉奸赵欣伯、张景惠等人拼凑东北伪政府。日军驻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窜到天津，指挥日本特务将清废帝溥仪秘密挟持到长春，策划成立了伪满洲国。溥仪沐猴而冠，充任伪满洲国“执政”，在日军的卵翼下当起了傀儡皇帝。淞沪抗战刚一结束，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正式承认伪满洲国，并与其签署了《日满议定书》，确立了关东军对东三省的殖民统治。

    当日本政府扶持伪满洲国之时，国民政府则严厉惩罚十九路军。蒋介石以“违抗命令，擅自开战”的罪名，把蒋光鼐撤职查办，对十九路军加以整肃；随后，又命令十九路军开赴福建，去围剿红军。

    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上海局势趋于稳定。蒋介石立即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大放厥词：“中共苏区已遍及七省，燎原之火，有不可收拾之势。淞沪停战之后，剿匪即为当务之急。”“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所以，攘外必先安内，剿共重于抗日；宁可亡于日本，不能亡于共匪。”这才是：

    天生一副奴才相，甘愿亡国丧家帮。惧怕外敌骨头软，热心内战剿共忙。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九回 蒋介石部署剿共 毛泽东当选主席（

    第六九回蒋介石部署剿共毛泽东当选主席（上）

    闲话：北宋年间，大学士苏东坡与和尚佛印是好朋友，常在一起谈论诗文，悟道参禅。苏东坡恃才傲物，时时语含讥讽；佛印天性纯正，每每宽厚包容。一日，苏东坡在书房闲坐，佛印来访。相见礼毕，二人对坐饮茶。苏东坡见佛印身披袈裟，正襟危坐，忽有所思，道：“敢问大师，何者为禅？”佛印道：“禅者悟也，悟须静也。只有静心定神，方能涤除垢思，参省佛法之精微，感悟菩提之妙理。”苏东坡道：“若有一美妇人落水，和尚能否出手相救？”佛印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佛家慈悲为怀，自当出手相救。”苏东坡又道：“妇人双足受伤，不能行走。和尚能否背起妇人，送其回家。”佛印道：“可。”苏东坡笑道：“和尚背负美女，岂不是贪色？”佛印答道：“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在佛家眼中，美妇人亦是生命耳，不存在贪色之说。”苏东坡大笑道：“我不相信。”佛印解释道：“菩提了悟本非树，明镜空悬岂是台。在佛家眼中，大千世界，空无一物。”苏东坡表示怀疑，伸手要过佛印的袈裟，披在自己身上，问佛印道：“和尚，你看我像什么？”佛印看着苏东坡，一本正经地道：“你像一尊佛。”苏东坡哈哈大笑道：“我像一尊佛。你像什么？”佛印道：“不知。”苏东坡脱下袈裟，还给佛印，奚落道：“我看你像一堆牛粪。”佛印重新披好袈裟，双手合十，恭恭敬敬地道：“善哉，善哉。大学士看我像牛粪，阿弥陀佛，我就是一堆牛粪。”苏东坡喜得手舞足蹈，佛印亦开怀大笑。笑毕，佛印起身告辞，苏东坡送出门外。

    苏东坡回到家中，自以为占了大便宜，急忙向苏小妹讲了与佛印的对话。不料，苏小妹听后长叹一声，道：“哥，你又输给和尚了。”苏东坡道：“我输了？我是佛，他是牛粪。怎么能说我输了？”苏小妹道：“依我之见，心中有佛者，看天下人人皆佛；心中有牛粪者，看世间万物全是牛粪。哥呀，你的心里特别肮脏，全是牛粪。”苏东坡闻言，心头为之一震；转念一想，大悔不迭。

    以苏东坡之博学多识，尚且心存不良，可见人心如果不正，便会满目污浊。放眼社会，世人有此毛病者，比比皆是：乳臭小儿，才会说话，就想谩骂他人；轻薄恶少，初学拈笔，便思污蔑世界；花心文人，专写淫秽，诱骗童蒙堕落；政客党阀，争权夺势，手段残暴毒辣。凡此种种，皆是其内心污浊使然耳。

    闲话带过。且说蒋介石心术不良，违背上海军民意志，出卖国家利益，签署淞沪停战协定后，又迫不及待地抛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一心一意打内战，竭尽全力剿红军。消息公布，举国哗然；唾骂之声震动朝野，响彻九州；就连大资产阶级的上层人士也公开表示反对。罗隆基、马相伯、章太炎、沈钧儒、黄炎培、王造时、史量才等纷纷在《申报》、《大公报》上发表时评，呼吁全体国民“自赎自救，共赴国难”，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收复失地”。爱国将领冯玉祥发表通电，警告国民政府：“要想着收复失地，别忘了还我河山。”

    面对社会名流、高级将领的爱国行动，蒋介石采取了极为阴险毒辣的应对策略。1932年3月，蒋介石授意贺衷寒、戴笠、康泽等人，组建了秘密暗杀组织“中华民族复兴社”；以黄埔军人为核心，吸收大批地痞、流氓、黑帮分子，专门制造流血、恐怖活动。蒋介石自任复兴社社长，要求其成员绝对效忠。复兴社分子狂热崇拜希特勒、墨索里尼，叫嚣要“借法西斯之魂，还国民党之尸”；多次派遣骨干分子去德国接受“盖世太保”的训练。复兴社下设特务处和别动队，专门从事侦缉、绑架、暗杀等法西斯活动，制造了一桩桩骇人听闻的恐怖事件。社会名流杨杏佛、史量才、应修人、柔石、殷夫、李伟森、胡也频、冯铿等先后惨死在复兴社特务的枪下。后来，复兴社改组为“军统局”，由戴笠任局长。戴笠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在全国各地遍布爪牙，杀人如麻，成为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杀人魔王”。

    为了进一步强化其法西斯统治，蒋介石亲手炮制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规定凡从事反对国民党政权活动者，“一律处以死刑”。进行革命宣传、组织自由文化团体、宣传反法西斯主义思想者，处以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蒋介石还把法西斯主义和封建伦理道德捏合在一起，形成其反动思想体系，在各级各类学校中灌输法西斯教育，从思想上禁锢青年学生，扼杀民主自由，钳制进步运动。在蒋介石法西斯残暴统治下，中国社会陷入一片黑暗、阴森、恐怖之中。

    更有甚者：蒋介石长期穷兵黩武，军费开支浩大，早已债台高筑。为了扭转财政危机，国民政府横征暴敛，敲骨吸髓，不顾百姓死活，肆意盘剥民脂民膏。强行将农业税预征三十年，除正税外再开征附加税，而附加税又是正税的二十六倍。还有多如牛毛的各种苛捐杂税、摊派，无休无止的拉夫、抓壮丁，一齐加到饥寒交迫的劳苦大众身上。加之严重的自然灾害，农村劳动力骤减，荒地不断扩大，生产日益萎缩。直闹得天怒人怨，民不聊生；饿殍遍野，满目凄凉。国民政府在自绝于人民，自取灭亡的道路上一意孤行。

    6月15日，蒋介石在庐山牯岭召开鄂、豫、皖、赣、湘五省“清剿”会议，公开宣称：“目前正值国家多事之秋，内忧外患相逼之时。然内匪乃心腹大患，外敌是皮肤小疾。攘外必先安内，剿匪重于抗日。剿匪戡乱是抗日的初步，如果剿匪不能成功，抗日就没有基础。”他要求各省军政长官，对红军要“穷追硬堵”，“硬干、快干、实干”，“早日将匪类肃清”。22日，蒋介石抵达汉口，成立“剿共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旋即召开湖北省各县县长会议，指令各县“严格清查户口，注重守土责任，兴办保甲团练；实行保甲连坐法，达到全民军事化”。明确规定：凡十五岁至四十五岁的男丁，均应编入各县保安大队，就地接受军事训练。同时，蒋介石严令各地实施封锁政策，“以断绝匪区交通与经济”。“在封锁地带要广建堡垒，密布侦探，断绝一切交通，使粮秣、食盐等资源丝毫不能进入匪区。务要做到使共匪无粒米、勺水之接济，无蚍蜉、蚊蚁之通报。”“我军将利用繁密的公路网和数千座碉堡，把共区逐渐向内压迫、收缩，最后以坚硬之铁钳，围住共军，而予以摧毁。”蒋介石咬牙切齿，凶相毕露，其反共心肠之歹毒，由此可见一斑。

    鉴于各苏区根据地处于彼此分散隔离，难以相互配合的弱点，蒋介石决定采取“分区围剿，各个击破”的策略。其军事计划是：第一步，集中主要兵力，消灭鄂豫皖、湘西两地的红军，以解除其对武汉的威胁。第二步，集中全部兵力，围剿江西中央苏区。

    6月28日，蒋介石在汉口部署第一期剿共计划，拟定剿共要诀为：“以众击少，以实击虚，以整击零，以正击奇。”战术为：“纵深配置，并列推进，步步为营，边进边剿。”战役配置：二十六个师又五个旅，再加四个航空中队，共计三十三万兵力。各路指挥为：右路军司令官李济深，副司令官王均；中路军司令官蒋介石兼，副司令官刘峙；左路军司令官何成浚，副司令官徐源泉。会后，三路大军倾巢出动，向鄂豫皖根据地发起进攻。

    敌人重兵压境，鄂豫皖根据地面临空前危机。然而，中共鄂豫皖分局书记、军委主席张国焘积极贯彻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指挥红四方面军与敌人死打硬拼。红四方面军英勇奋战两月有余，损失极为惨重，却难以打破敌人的围剿；根据地面积不断缩小，无法摆脱艰难困境。张国焘由盲目轻敌转而丧失信心，遂于10月10日在黄柴岅召开会议，不经中共中央同意，擅自决定放弃鄂豫皖根据地，率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经河南、陕西，转入川北一带活动。

    与此同时，国民党左路军向湘西、洪湖苏区发起围剿。红二方面军在贺龙的率领下，艰苦鏖战一月有余，终因寡不敌众，逐步退却，进入洪湖内部游击作战。蒋介石电令各部缩小包围，加强封锁。敌人逐步将洪湖西、北地区分割占领，并派出兵力进入湖湾内，合围搜剿。红二方面军在湖内艰难支撑半月之久，弹尽粮绝，被迫突围，撤出洪湖地区，转入桑植、鹤峰一带，开展山地游击战争。

    鄂豫皖、洪湖根据地丧失后，蒋介石欣喜若狂，召集文武大员，登上庐山牯岭，举行庆功会。蒋介石举杯祝酒，宣称：“第一步剿匪计划胜利实现，第二步剿匪计划即将实行。要求各部抱定‘有匪无我，有我无匪’之决心，奋勇剿灭江西共匪。”随即商讨对江西中央根据地发起第四次围剿。会议决定调集五十万大军，采取钳形攻势，从北、东、南三面实施围剿。蒋介石自任江西剿共总司令，下设三路纵队。第一纵队总指挥罗卓英，第二纵队总指挥赵观涛，第三纵队总指挥吴奇伟。蒋介石命令各级将领要“抱除恶务尽之心，为一劳永逸之计。各部必须密切合作，同进同退，否则杀无赦”。后人有诗议之曰：

    穷凶极恶专反共，心肠歹毒杀气腾。战争本是无情物，自古仁慈不掌兵。

    暂且不表蒋介石发动新的围剿，且说江西苏区根据地的剧烈变化。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统治了全党。他们错误的估计了中国革命的形势，顽固地推行冒险进攻的政策。九一八事变后，王明、博古等人秉承共产国际的旨意，把日本侵占东北看成是“反苏战争的导火线”，脱离实际的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他们也看不到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抗日要求，把中间力量视为“最危险的敌人”，把反对冒险进攻的人一概斥之为“保守”、“退却”，加以莫须有的罪名予以打击，排斥。

    1931年11月，项英、任弼时、王稼祥等人组成的中共中央代表团抵达江西瑞金，主持召开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周恩来为苏区中央局书记，因周恩来还在上海，便由毛泽东为代理书记。会议对根据地问题、军事问题、土地革命问题展开了激烈地争论。毛泽东坚持认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从实践中形成的一整套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几个中心县的县委书记也列举大量事实，支持毛泽东的观点。但是，项英等人却认为，江西苏区的错误是严重的，违背了“党的国际路线”，批评和指责毛泽东的主张是“狭隘经验，短小眼光”，“农民意识，落后思想”，“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会议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职务。这样，就把朱德、毛泽东完全排除在红军领导人之外，剥夺了他们的军事指挥权。

    尽管如此，中共中央仍然认为会议对毛泽东的批判很不够，发电报批评中央代表团：“在大会期间没有充分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只反对经验主义，不反对机会主义，是此次大会的主要错误。”

    在遭受严厉批判的情况下，毛泽东不计个人得失，继续坚持工作。道路虽然曲折，但他在根据地和红军中的威望，却是谁也代替不了的。

    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项英致开幕词，毛泽东向大会作《政治问题报告》。毛泽东认为：中央苏区是全国最大的苏区，是苏维埃中央政府所在地，是全国红军主力所在地，它的巩固和发展，在全国苏维埃运动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毛泽东指出：在中央苏区，建立了强有力的工农红军，依靠人民的力量，打破了蒋介石的三次围剿，战胜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开辟了红军战争史上的新纪元。同时，毛泽东也承认中央苏区存在着诸多缺点和错误，有待于积极纠正。

    大会经过讨论，制定并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政策》等法令。大会选举毛泽东、朱德、项英、张国焘等六十三人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

 第六九回 蒋介石部署剿共 毛泽东当选主席（

    第六九回蒋介石部署剿共毛泽东当选主席（下）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苏维埃政权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苏维埃政权的目的是消灭一切封建残余，赶走帝国主义列强的在华势力，统一中国，有系统的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国家经济建设，提高无产阶级的团结力和觉悟力，团结广大贫农群众在它的周围，以转变到无产阶级的专政。”宪法规定了劳动人民在各方面享有广泛的权利，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由工农大众当家作主，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地位。

    根据宪法大纲，中央执行委员会是最高权力机关，人民委员会在中央执委会领导下处理日常事务。25日，中央执委会任命项英、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等十五人为军委委员，项英为军委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中革军委统一领导和指挥红军。27日，中央执委会选举毛泽东为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会议决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设在江西瑞金。

    毛泽东担任中央政府主席后，立即接到一个重大机密消息：驻守宁都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即将起义。第二十六路军原属冯玉祥的西北军，大革命时期，刘伯坚、邓小平等一批共产党员曾在西北军工作过，对这支部队有着重大的影响。中原大战后，西北军一部被蒋介石收编，组成二十六路军。共产党员赵博生在该军担任参谋长，秘密成立了中共特别支部，团结了一批军官和士兵。后来，蒋介石把二十六路军调到江西，参加对红军的第二次围剿。广大官兵厌恶内战，许多穷苦出身的士兵对根据地的红军和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九一八事变，引起了二十六路军官兵极大地民族义愤，纷纷要求抗日，屡次请战北上，均遭蒋介石严词拒绝。而蒋介石对二十六路军的歧视和压制，又激起了他们的无比愤慨；部队中的反蒋仇日情绪普遍高涨。赵博生与军中的共产党员乘机动员大家起义，参加红军；得到了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团长黄中岳的赞同，也得到了许多下级官兵的积极响应。

 第六九回 蒋介石部署剿共 毛泽东当选主席（

    第六九回蒋介石部署剿共毛泽东当选主席（下）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苏维埃政权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苏维埃政权的目的是消灭一切封建残余，赶走帝国主义列强的在华势力，统一中国，有系统的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国家经济建设，提高无产阶级的团结力和觉悟力，团结广大贫农群众在它的周围，以转变到无产阶级的专政。”宪法规定了劳动人民在各方面享有广泛的权利，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由工农大众当家作主，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地位。

    根据宪法大纲，中央执行委员会是最高权力机关，人民委员会在中央执委会领导下处理日常事务。25日，中央执委会任命项英、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等十五人为军委委员，项英为军委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中革军委统一领导和指挥红军。27日，中央执委会选举毛泽东为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会议决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设在江西瑞金。

    毛泽东担任中央政府主席后，立即接到一个重大机密消息：驻守宁都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即将起义。第二十六路军原属冯玉祥的西北军，大革命时期，刘伯坚、邓小平等一批共产党员曾在西北军工作过，对这支部队有着重大的影响。中原大战后，西北军一部被蒋介石收编，组成二十六路军。共产党员赵博生在该军担任参谋长，秘密成立了中共特别支部，团结了一批军官和士兵。后来，蒋介石把二十六路军调到江西，参加对红军的第二次围剿。广大官兵厌恶内战，许多穷苦出身的士兵对根据地的红军和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九一八事变，引起了二十六路军官兵极大地民族义愤，纷纷要求抗日，屡次请战北上，均遭蒋介石严词拒绝。而蒋介石对二十六路军的歧视和压制，又激起了他们的无比愤慨；部队中的反蒋仇日情绪普遍高涨。赵博生与军中的共产党员乘机动员大家起义，参加红军；得到了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团长黄中岳的赞同，也得到了许多下级官兵的积极响应。

    起义条件基本成熟后，赵博生派共产党员袁汉澄，秘密进入瑞金，找到刘伯坚；介绍了二十六路军准备起义的情况。刘伯坚大喜道：“好，我带你立即去见毛主席。”路上，袁汉澄问：“毛主席是什么主席？”刘伯坚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袁汉澄又问：“毛主席在哪里学的军事？”刘伯坚道：“毛主席真是了不起。他没进过军事学校，但他精通马列主义，熟读兵书，军事上料敌如神。苏区几次反围剿的胜利，就是在他的指挥下取得的。在政治上，他更是高瞻远瞩，每到关键时刻，都有卓越的见解。”

    二人边走边谈，很快来到毛泽东的住处。进入屋内，袁汉澄举目观看：房间的陈设极其简陋，一张木床，一张木桌，桌上除了笔砚外，全是一摞摞的报刊书籍。桌后站着身材高大、举止斯文的毛泽东。刘伯坚简单的汇报情况后，毛泽东开口就问：“汉澄同志是地下党员吧？”袁汉澄答道：“是。”毛泽东道：“说说二十六路军内地下党的情况吧。”刘伯坚回答道：“我在西北军时，赵博生、董振堂和我们关系很好，他们具有高度的爱国思想。”毛泽东道：“有爱国思想的人，是容易和共产党合作的。”袁汉澄道：“我们在二十六路军里建立了党支部，赵博生同志是我们的支部书记。我们多次召集进步官兵会议，弟兄们厌恶内战，渴望与红军合作，开赴抗日前线，共同为国效力。”毛泽东道：“是啊，国难当头，蒋介石不去抗日，却要打内战。这很不得人心。现在的问题是，你们搞起义，有把握吗？”袁汉澄道：“有。”毛泽东道：“有多大把握？”袁汉澄道：“即使七十四旅不干，七十三旅和总部是有绝对把握的。”毛泽东慢条斯理地说道：“全部暴动的条件是存在的，要力争实现。这全靠我们党作细致的思想、组织工作。万一不能全部暴动，局部暴动也是好的，在蒋介石的胸膛捅上一刀，是一件天大的好事。请转告赵博生同志，能把二十六路军争取过来，在中国革命史上将有重大意义。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袁汉澄、刘伯坚立即返回宁都，向赵博生等人转告了毛泽东的关怀和期待。

    12月24日，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人宣布了宁都起义，率领一万七千多名官兵，携带两万多件武器，开进中央苏区。毛泽东非常关心，以中央局代理书记和中华苏维埃主席的身份，接见了起义部队的全体官兵。随后，毛泽东亲自主持，将起义部队改编为红五军团，任命季振同为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为军团参谋长兼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为十五军军长。红五军团的建立极大地增强了红军的力量，使红一方面军扩大到六万多人。

    毛泽东十分重视红五军团的政治思想建设，特批董振堂、季振同、苏进、卢寿春等进步军官入党。同时，选派刘伯坚、肖劲光、何长工、左权、宋任穷、朱良才、程子华、朱瑞、唐天际、赖传珠等优秀党员到红五军团担任政治部主任和政治委员。毛泽东要求政治干部：“对红五军团要按照古田会议决议办事，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把它改造成一支人民的军队。”“红五军团的普通士兵，都是穷苦人家出身，要注重激发他们的阶级觉悟。他们过去是白军，替军阀打仗，为军阀送命。现在是红军，是为劳苦大众打天下，是为了让穷人翻身而战。对他们的改造，关键是思想教育，要解决好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问题。”经过各级党、团和政治干部的努力工作，红五军团官兵的阶级觉悟、政治素质大为提高。后人有诗议之曰：

    新旧军队两重天，突出政治最明显。要为人民打天下，敢下火海上刀山。

    宁都起义不久，周恩来到达瑞金，出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毛泽东便成了专职的苏维埃政府主席。

    半月以后，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条件，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周恩来接到中央的指示后，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落实中共中央的决策。大多数与会代表发言拥护中央指示，主张立即攻打赣州。毛泽东坚决反对，在发言中强调指出：“赣州是赣南的政治、经济中心，是闽粤两省的咽喉，也是敌人重兵防守的坚城。赣州三面环水，城墙高固，易守难攻。国民党在赣州南、北都屯有重兵，以红军现有的力量和技术装备，很可能久攻不克，还是以不打为好。”然而，毛泽东的意见遭到了与会代表的猛烈批评。中央代表团成员指责道：“日本占领东北主要是为了进攻苏联，不作此估计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我们必须武装保卫苏联，否则，就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等我们打下赣州后，再和毛泽东算账。”毛泽东沉默不语，无言辩解，只能眼看着别人夸夸其谈，横加指责。会议决定立即攻打赣州，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挂帅出征。彭德怀，湖南湘潭人，生的虎背熊腰，豹头环眼，性格刚正，脾气火爆。受命以后，急如星火，连夜率领红三军团向赣州进军。

    会后，毛泽东心情郁闷，浑身不适，便向中央局请病假休养。中央局同意了他的请求，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工作暂由项英负责。次日，毛泽东带着警卫班到瑞金郊外的东华山古庙中休养。半月后，他从报上看到了日军侵袭上海，淞沪军民奋起抗战的消息，立即起草了《对日战争宣言》，宣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国内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然而，由于他在宣言中没有提及“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所以被拖了数月才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

    毛泽东身居古庙，心忧天下。数次向中央局提出书面建议，均遭到否决，只好割断牵挂，专心读书。任凭窗外时光飞逝，每日忘情于黄卷青灯。

    忽一日，中央局军委主席项英飞马上山，抢进古庙，高叫：“大事不好。”毛泽东放下书卷，气定神闲地道：“何事慌张？”项英道：“前线急电，攻打赣州的红三军团腹背受敌，处境万分危急。”毛泽东亦吃一惊，道：“打了多久？”项英道：“城下鏖战已三十三天，赣州久攻不克，我军伤亡已达三千余人。敌人援兵已赶到城外，对红三军团形成夹击之势。该如何应对，特来请你定夺。”毛泽东摊开地图，沉思良久，道：“急电红五军团，火速出动，袭击敌援军后背。红三军团乘机撤退。”项英急忙下山，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理，将红三军团撤回。攻打赣州之役，以失败告终。

    项英走后，毛泽东极不放心，带上警卫班战士，抱病下山。数日后，毛泽东赶到长汀红一军团驻地，立即派出侦察部队，多方收集敌情。随后，又与红一军团负责人林彪、聂荣臻一道踏勘地形，分析研究。毛泽东道：“赣州之败，我军士气低落。必须打一个大胜仗，才能鼓舞士气。根据各种情报判断，直下漳州，有绝对取胜的把握。”林彪、聂荣臻齐道：“愿闻其详。”毛泽东指着地图，分析道：“漳州虽是闽南重镇，地处九龙江之入海口，交通便利，贸易发达。但是漳州地势平坦，没有城墙，易攻难守。敌军只有张贞一个师，约一万人，孤立无援，主要靠漳州西北之丘陵地区防御。”林彪道：“我军秘密出动，隐蔽接近敌防御地区，突然发起袭击，漳州唾手可得。”毛泽东大喜，赞道：“孺子可教也。”议定，毛泽东、林彪、聂荣臻三人联名致电中央局，建议攻打漳州，以便重振军威。很快接到周恩来的批准：“同意毛泽东同志随军行动，指挥攻打漳州。”

    1932年4月18日夜，林彪、聂荣臻率领红一军团潜入漳州西北之丘陵地区。拂晓，毛泽东一声令下，全体将士发起突然袭击，枪声骤起，弹雨纷飞，军号凄厉，杀声震天。敌军两个团尚在睡梦之中，便被包围聚歼。只用了一个小时，即结束战斗，俘虏了敌团长及其以下一千四百多人。红一军团迅速突破敌军阵地，向漳州城区猛扑。敌酋张贞见屏障已失，大势已去，急忙下令烧毁军械库，率领残部弃城而逃。红一军团几乎兵不血刃，一路呼啸向前，仅用了半天时间，即占领了漳州城。

    漳州之役，打得干脆利落、漂亮潇洒。而其缴获之丰，更是出乎意料之外。俘敌一千七百多人，缴枪二千四百余支，大炮十门，弹药无数；还有四十余辆汽车和数以吨计的金条、银元；还缴获了两架飞机，其中一架能飞。毛泽东命令将飞机改名为“马克思号”，飞回瑞金，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一架飞机而妥善保管。四十余辆汽车装载战利品和大批粮食、布匹等军需物资，浩浩荡荡的开回根据地。

    红一军团在漳州停留了一月有余，又筹集到了一百多万银元。此时，敌情发生新的变化；国民党军队从海上、陆上分数路向漳州杀来。毛泽东当机立断，决定放弃漳州，率领红一军团返回根据地。

    红三军团攻打赣州，大败而返；红一军团攻打漳州，大胜而归。两次战役的结局都在毛泽东的预料之中，毛泽东也因此而赢得了广大指战员的无比钦佩。在返回根据地的途中，聂荣臻向毛泽东道：“主席，你真是料事如神。赣州大败，漳州大胜；全被你言中了。”毛泽东笑道：“此易知耳。赣州是敌强我弱，漳州是敌弱我强。古人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避实击虚，以强胜弱，乃最起码的军事常识，也是我们必须遵循的军事原则。”这正是：知己知彼筹划定，胜败全在预料中。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回 毛泽东遭受排挤 杨开慧为党牺牲（

    第七十回毛泽东遭受排挤杨开慧为党牺牲（上）

    话说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宣称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自愿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然而，过分的迷信共产国际，甚至将其奉为“太上皇”，则使中国共产党丧失了应有的独立性。应该承认，在中国共产党成长的历程中，共产国际确实做出过许多有益的指示，但也做出过不少脱离中国实际的错误指示；盲目执行的结果，使中国共产党蒙受了不必要的牺牲和巨大的损失。九一八事变后，共产国际认为，德国和日本将向苏联发起进攻，进而号召各国共产党积极行动起来，武装保卫苏联。王明为首的“左”倾冒险主义者，机械、教条的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盲目地鼓吹“为了保卫苏联，要进攻、进攻、再进攻”，竭力推行“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错误方针，无视民族资产阶级和中间势力的抗日要求，否认国民党营垒的分化，拒绝联合其他抗日反蒋力量，使中国共产党丧失了广泛的抗日反蒋同盟者，陷入了孤立无援、孤军奋战的境地。

    1932年4月11日，项英代表苏区中央局赶到上海，向临时中央常委会汇报工作。博古明确批评道：“苏区中央局对毛泽东的批判是很不够的。毛泽东的错误不仅是狭隘的经验论，而且是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者不敢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所谓诱敌深入，实际上是守株待兔式的胆小鬼行为。”“你们必须大胆进攻，消灭国民党的军队，给帝国主义以直接打击，用实际行动来保卫苏联。”项英带着中共中央的指示返回瑞金，立即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决定要彻底纠正毛泽东的错误，彻底改变苏区对敌斗争的方针。

    然而，怎样处理毛泽东，却让他们左右为难。项英电报请示博古，博古又致电请示共产国际。不久，接到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回电，称：“鉴于毛泽东同志在红军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在国际上享有重大的影响，不宜公开点名批判。必须尽量采取忍让态度和同志式的批评教育，使其能继续为党工作。”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苏区中央局做出决定，撤销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一切职务，保留其苏维埃主席职务；将其调离军队，以便专心地方政府工作。

    半月后，毛泽东率领红一军团从漳州返回长汀，看到了苏区中央局的决定。毛泽东心中五味杂陈，沉思良久，一字一板地道：“这是缺席审判，且不予通知。我服从组织决定，专心做好地方政府工作。”

    不久，博古代表中共中央发来电报，称：“毛泽东一贯坚持保守、退却观点，对其错误应开展党内积极的斗争。但估计到毛泽东在苏区红军中的威信，不一定公开点出毛泽东的名字。”“同意你们做出的决定：毛泽东不能再主持军事，只可调回后方做苏维埃政府的工作。”

    从上到下，口径完全一致，毛泽东没有分辩的机会，没有申诉的余地，被迫离开红军，准备动身赶回瑞金，主持中央政府工作。

    此时，蒋介石发起了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他调集大军，从北、东、南三面实施包抄；同时，进一步加强了对苏区的经济封锁。蒋介石宣称：“军事围剿是杀死政策，经济封锁是饿死政策。两手并用，把共匪斩尽杀绝。”因此，中央苏区面临着空前严重的形势。打破敌人的军事围剿，主要由周恩来、朱德指挥红军作战；而打破经济封锁的重担便落到了毛泽东的肩上。

    情况紧急，毛泽东带着警卫班，乘坐一辆缴获来的汽车，风驰电掣般赶到瑞金，住进中央政府所在地叶坪村。不料，等待他的却是一个让人悲痛欲绝的噩耗。他的弟弟、时任永吉泰中心县委书记的毛泽覃赶来，泪流满面地报告道：“大哥，嫂子牺牲了。”毛泽东闻言大惊失色，急道：“你是怎么知道的？”毛泽覃道：“上个月，湖南老家地下党组织派人来找你，因你在漳州作战，我接待了他，才知道大嫂被敌人杀害了。”毛泽东道：“何时遇害的？”毛泽覃道：“前年秋天的事了。”毛泽东道：“前年么？国民党的报纸曾登过开慧遇害的消息，我还以为是敌人造谣。快告诉我详细情况。”毛泽覃强忍悲痛，讲述了杨开慧遇难的经过。

    原来，自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部奔上井冈山，便与妻子杨开慧失去了联系。杨开慧带着三个儿子和老母亲留在湖南板仓老家，继续担负着党的地下秘密联络工作。随着朱毛红军的不断壮大，国民党政府在加紧围剿的同时，也开始四处搜捕毛泽东的亲属。湖南省政府主席何健派出军警、特务，到处侦缉，捉拿杨开慧。环境一天比一天险恶，杨开慧被迫带领孩子和老母东躲西藏，在亲戚、朋友家辗转挪移，躲避敌人的追捕。

    杨开慧出身书香门第，丽质聪慧，举止温婉，然意志坚强，颇具青松风骨，红梅品质。在异常艰难的环境下，她依然坚持为党工作，随时关注天下大势。每当她从国民党的报纸上读到井冈山、苏区事业兴旺，朱毛红军屡次挫败敌人围剿的消息，便欢欣鼓舞，不断通过地下联络站，设法与毛泽东联系。但却因关山远隔，敌人封锁严密而未能如愿。

    如是三年，杨开慧心向苏区，情系亲人，含辛茹苦，孝亲育子；以柔弱的身躯应对各种艰难挑战，在险恶的环境中顽强生存，无私无畏的坚持地下工作。不料，中共湖南省委书记任卓宣被捕、叛变，向敌人供出了杨开慧的住处。何健派出大批军警在板仓搜捕，将杨开慧和八岁的儿子毛岸英抓捕入狱。

    杨开慧和毛岸英被关进国民党长沙警备队司令部，由“铲共队”特务头子负责监押、审讯。匪兵把杨开慧押进刑讯室，特务头子满脸横肉，杀气腾腾地喝问道：“现已查明，你是毛泽东的妻子，是长沙共产党的联络员。”杨开慧冷笑道：“是又怎么样？共产党人顶天立地，我作为毛泽东的妻子，甘愿为党工作，担任联络员责无旁贷。”特务头子威胁道：“毛泽东是政府通缉的要犯。上司有令，抓住的共匪，一律砍头。”杨开慧大义凛然，侃侃而谈：“砍头只像风吹过，献身真理笑九泉。死，只能吓唬胆小鬼，吓不住共产党人。”特务头子引诱道：“只要你招出长沙的共匪名单，可以饶你不死。”杨开慧斩钉截铁地道：“你们要打就打，要杀就杀，若想从我口里得到你们想要的东西，妄想！”特务头子恼羞成怒，吼道：“你死到临头，还敢嘴硬。我倒要看看，是你的嘴硬，还是我的皮鞭硬。给我打。”数名匪兵一拥而上，抡起皮鞭、棍棒疯狂毒打。顷刻之间，杨开慧被打得遍体鳞伤，血流满地，昏死过去。匪兵用冷水泼到她的头上，杨开慧被冷水刺激，苏醒过来。特务头子上前一步，喝问道：“你招不招？”杨开慧怒目圆睁，断然喝叱道：“妄想！”特务头子穷凶极恶，大叫道：“打，打，打。”匪兵再次施暴，皮鞭、棍棒如同雨点般落下。杨开慧咬紧牙关，一声不吭，挺身承受，坚贞不屈，再次昏死过去。特务头子黔驴技穷，命令匪兵将杨开慧拖回牢房，扔到地上。

    是夜，毛岸英抱着遍体鳞伤的妈妈，痛哭不已。杨开慧慢慢苏醒过来，摸着孩子的小脸蛋，细声言道：“岸英，莫哭。妈妈是被坏人打的，坏人很坏，专门打好人。妈妈是好人，你爸爸也是好人。”毛岸英道：“我也是好人，我要去打坏人。”杨开慧道：“你还小。等你长大了，再去打坏人。”毛岸英懂事的点点头。杨开慧叹息道：“我想给你爸爸写封信，可惜没有笔和纸。”毛岸英道“妈妈，我有个小铅笔。”说着，从身上掏出一截寸许长短的铅笔头，递到杨开慧手中。杨开慧道：“太好了。岸英，去窗子那边，把窗子上糊的纸撕下来。”毛岸英跑到窗前，撕下一片纸，转身交给妈妈。杨开慧爬在地上，借着窗外微弱的灯光，艰难的写下一封信；又精心折叠成小方块，藏进孩子贴身的小衣兜内，附耳低言道：“岸英，这封信要藏好。以后把它交给你爸爸，让他回来为妈妈报仇。”毛岸英紧捂着小衣兜，向妈妈保证：“记住了。我一定交给爸爸。”杨开慧道：“好孩子。来，妈妈搂着你，睡吧。”母子二人互相依偎，逐渐进入梦乡。

    与此同时，在湖南省政府官署内，叛徒任卓宣厚颜无耻地向何健献策道：“杨开慧如能自首，胜过千万人自首。”次日，敌人再次提审杨开慧，特务头子假惺惺地道：“上司有令，只要你写份悔过书，宣布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即可无罪释放。”杨开慧横眉怒目，一口回绝道：“要我与毛泽东脱离关系，除非海枯石烂。”特务头子道：“你上有老母，下有三个儿子。你就不替他们想想？”杨开慧冷笑道：“你不用再虚伪了。我死之后，母亲和儿子，自有千千万万的革命同志会替我照顾。用不着你瞎操心。还是想想你们的下场吧，共产党人是杀不绝的，他们会给我报仇的。毛泽东是个顶天立地的伟丈夫，他所领导的革命事业成功之日，就是你们的灭亡之时。”特务头子张口结舌：“你……，你……。”杨开慧坚定地道：“我死不足惜，惟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特务头子气急败坏地叫道：“打，给我打。”杨开慧嘲弄道：“一群白痴、屠夫，你们除了打人、杀人，还有什么能耐？”匪兵再次抡起皮鞭、棍棒，将杨开慧打得皮开肉绽，昏死过去。

    刽子手折腾了二十多天，毒刑拷打，威逼利诱，均无任何效果。特务头子实在无计可施，只好将审讯结果层层上报。何健得知后，哀叹道：“共产党人太可怕了。一个柔弱的女流之辈，竟然能割舍老母、幼子，心甘情愿去死。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其时，叛徒任卓宣正在身旁侍立，谄媚道：“那是她不知好歹。我就不会这么傻，脱离共产党，忠心投靠政府，愿为何主席效劳。”何健鄙夷地道：“共产党里面，像你这样的狗太少了。”话音刚落，秘书忽报：“蔡元培先生联络了一批社会名流，致电何主席，称：大丈夫争夺天下，不应绝人之后，灭人之妻。要求释放杨开慧。”何健闻报，向秘书吩咐道：“给蔡先生回电，就说来电迟了一步，杨开慧已经被处以死刑。”转身命令副官：“将杨开慧立即枪毙。”

    1930年11月14日，秋风萧瑟，冷气袭人。在毛岸英撕心裂肺的哭喊声中，刽子手把杨开慧提出牢房，押赴刑场。浏阳门外，识字岭上。杨开慧白衫黑裙，浑身血迹斑斑，满头黑发被寒风吹得略显凌乱；一双明眸放射出坚定的信念，神态自若更显得大义凛然。面对数名刽子手，杨开慧大声高呼：“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为党的事业献身，死而无憾。”刽子手匆忙开枪，杨开慧壮烈牺牲。

    是夜，杨开慧娘家的远方舅舅潜往刑场，将烈士的遗体偷运回家，揩净脸上的血迹，装棺成殓；七岁的毛岸青哭得死去活来，三岁的毛岸龙声声哭叫着，要和妈妈“睡”在一起。

    数日后，在杨家亲属的多方营救下，毛岸英被释放出狱。杨家出资出力，将杨开慧草草安葬。

    站在妈妈的坟前，毛岸英动员两个弟弟：“走，我们找爸爸去，一块打坏人，为妈妈报仇。”毛岸龙哇哇大哭道：“我不去。我要和妈妈睡一块，我要和妈妈睡一块。”在场的亲人无不痛彻心肝，嚎啕大哭。……

 第七十回 毛泽东遭受排挤 杨开慧为党牺牲（

    第七十回毛泽东遭受排挤杨开慧为党牺牲（下）

    听完毛泽覃的讲述，毛泽东心如刀绞，痛哭失声：“开慧之死，百身莫赎。”毛泽覃掏出杨开慧的遗书，递给毛泽东，道：“大哥，看看嫂子的信吧。”毛泽东接过妻子的遗书，展开细看；一片发黄的草纸上，血迹斑斑，字迹虽然模糊，但却依稀可辨。其信略曰：

    润之如晤：别离三载，每日思念如渴。无奈关山远隔，音信不通。近因叛徒出卖，妻已深陷囹圄，自忖难免一死。死不足惜，惟愿君革命早日成功。最痛心者，老母年迈，三子年幼，君又天涯孤旅，无人照料。亲情难舍，肝肠寸断。然敌人凶残，必会将妻杀害。吾辈立志，坚信真理；能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妻当含笑九泉。永别了，润之；今生能与君结为夫妻，我感到无比自豪。润之，妻去矣；今生且以颈血报党，来世再将柔情还汝。

    毛泽东读着遗信，忍不住热泪滚滚，嚎啕痛哭。直哭得身边的警卫员、秘书个个泪流满面，悲痛欲绝。后人有诗赞杨开慧曰：

    坚信马列不怕杀，真理催开智慧花。青松风骨傲寒霜，红梅品质映朝霞。血染党旗添异彩，情系润之爱无涯。巾帼英豪胜须眉，香飘万代一奇葩。

    哭了半晌，毛泽东抬起头来，擦干眼泪，问道：“三个孩子现在何处？”毛泽覃道：“地下党组织已将他们秘密送往上海，寄养在可靠的同志家中。”毛泽东道：“这样也好。”说着，收好遗信，从抽屉中取出一个纸包，递给毛泽覃，道：“开慧牺牲已经两年了。她是为党牺牲的，也是为我牺牲的。我要为她树碑立传。我这里有二十几块钱，你带上，找两个忠诚可靠的同志回一趟长沙，通过地下组织与杨家的亲人联系，以岸英、岸青、岸龙的名义，为他妈妈立一块碑，以表达我们的敬仰和思念。”毛泽覃应道：“我立即去办。”

    是夜，毛泽东七情郁结，五内如焚，辗转反侧，难以入寐。半夜时分，忽觉寒冷无比，冻得浑身打颤；一会儿又觉得暴热难耐，如同烈火焚烧；昏昏沉沉，梦魇呓语。吓得警卫人员围在床边，一筹莫展。秘书贺子珍上前，用手摸着毛泽东的额头，惊叫道：“主席发高烧，快叫医生来。”警卫如飞而去，医生应声而来；急忙为毛泽东打针治疗，半晌，高烧依然不退。医生急道：“快送医院。”众人七手八脚，将毛泽东抬上汽车，连夜送往长汀，住进福音医院。经院长傅连暲确诊为疟疾，紧急抢救后始得脱离危险。

    十多天后，毛泽东的病情稍有好转，但却极度虚弱，两腿无力，每日躺在床上，静心疗养。秘书贺子珍精心照料，昼夜不离左右。日久生情，终成眷属。

    一日，同在医院养病的罗明、陈正人、周以粟等人前来看望毛泽东。数人均因受到“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排挤、打击，每次聚首，在安慰的同时，常为毛泽东被解除党和军队职务之事鸣不平。毛泽东亦毫不隐讳自己的观点，公开表示：“教条主义真是害死人！他们不做实际工作，不搞调查研究，却要指手划脚，到处发号施令。照此折腾下去，革命前途堪忧。”是日，中共福建省委代书记罗明脚伤痊愈，即将出院，特来向毛泽东辞行：“主席，我要出院了。很想听听你对工作上的意见。”毛泽东道：“目前，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已经开始，形势非常严峻。你回到工作岗位后，要团结、带领省委干部，积极开展地方游击战争，以配合主力红军作战。福建的永定、上杭、龙岩地区是老根据地，群众基础很好；你要深入到群众中去，组织好地方赤卫队、游击队，以牵制国民党军队，使红军主力能够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实行各个击破，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罗明道：“我一定按你的意见去做。”毛泽东又道：“现在驻守漳州的是蔡廷锴的十九路军和广东陈济棠的部队，蔡廷锴和陈济棠均与蒋介石有矛盾，主张抗日，同情红军。你要设法与他们取得联系，争取他们不打红军。这对于分化敌人、粉碎围剿、保卫中央苏区是十分重要的。”罗明道：“你说的对，我将努力去做他们的工作，以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言讫，起身握别道：“主席，我走了。你要多保重身体。”

    罗明出院后，在长汀主持召开中共福建省委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了与会同志的一致赞同。会后，罗明深入到上杭、永定、龙岩一带，积极组织开展游击战争。他根据实际情况，全面调查分析，写出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上报省委和苏区中央局，提出红军应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发展，以巩固和扩大闽西根据地；对扩大红军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不能一味削弱地方武装，只顾“猛烈扩大红军”等正确主张。然而，罗明的主张却受到了中央局的质疑，指责他暗中与毛泽东沟通，后来被认定为是所谓“罗明路线”的“反党铁证”。

    毛泽东住在医院，每天除了打针、吃药、散步之外，抓紧一切时间刻苦读书。他托人借来《资本论》、《两种策略》、《“左”派幼稚病》、《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如饥似渴的深入学习，努力提高理论水平。院长傅连暲多次劝他注意休息，不可过分劳累。毛泽东回答道：“不行啊，院长同志。有人说我不懂马克思主义，我得好好学习。以前忙于行军、打仗，没时间认真读书。现在生病住院，机会难得啊。我必须抓紧时间努力读书，弄懂马克思主义。”

    一日，毛泽东坐在窗前，专心读书。贺子珍手拿一张报纸，风风火火地跑进病房，气呼呼地道：“主席，你看，国民党的报纸上又在悬赏捉拿你。”毛泽东接过报纸，低头观看。贺子珍继续嚷嚷道：“蒋介石真坏，前年悬赏五万大洋捉拿你，现在又悬赏十万大洋。他这是白日做梦。”毛泽东看完消息，幽默地笑道：“好嘛，好嘛。毛泽东行情看涨，我这颗人头挺值钱的。”贺子珍道：“我都快气死了，你还笑。”毛泽东道：“哎呀，这个蒋委员长，让我们的小贺同志生气了。小贺啊，你莫生气。我倒有个办法，帮你出这口气。”贺子珍道：“什么办法？”毛泽东笑道：“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贺子珍不解，毛泽东解释道：“我们以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名义，也印发一份通缉令，悬赏一文钱捉拿蒋介石。”贺子珍道：“才一文钱？”毛泽东道：“对。我毛泽东的头值十万大洋，他蒋介石的头只值一文钱。因为，蒋介石反共反人民，其人格卑劣，不值一文。他不去抗日，专打红军，围剿苏区，其心肠之歹毒，亦不值一文。两笔账加起来，蒋介石的人头充其量只值一文钱。”贺子珍拍手笑道：“好，好。就这么办。我们也发通缉令，印上一万份，派人送到白区去，到处张贴。最好给蒋介石也寄上一份，让他看看，气死他。”毛泽东笑道：“大秘书，此事就交给你办理。”贺子珍大喜道：“保证完成任务。”言讫，转身出门，一路小跑，去专心操办。

    旬日后，南昌、长沙、武汉、广州、南京、上海、北平等城市的大街小巷，到处张贴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捉拿蒋介石的通缉令”。国民党各大要员的官署、私宅也纷纷收到信函；蒋介石“人格低下，不值一文”，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头号笑料。就连蒋介石的办公桌上，也摆上了一份通缉令；直气得蒋介石七窍生烟，暴跳如雷。何以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即以其道治其身，老蒋人头值一文。来而不往非礼也，智高一筹笑煞人。

    1933年1月，由于“左”倾错误路线的瞎指挥，中国共产党在各大城市的组织机构、工会盲目发起暴动，被国民党军警残酷镇压，革命力量几乎损失殆尽。中共中央在上海难以立足，被迫从上海迁到江西苏区。

    博古等人进入苏区，途径上杭时，罗明前去迎接。博古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居，带着可以四处炫耀的苏联留学经历，用高傲的眼神打量着苏区的军队和地方政府；下车伊始，便不断地指责、挑刺。他一见到罗明，立即当众质问道：“你是福建省委代理书记，不去领导全省工作，跑到上杭来干什么？”罗明回答道：“我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并经省委研究决定，来这里开展游击战争的。”博古道：“你对当前的斗争形势有什么看法？”罗明道：“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分析，国内各阶级、各党派正在发生分化，我们要和各党派、各军队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博古不耐烦地道：“你张口毛泽东，闭口毛泽东，就没有自己的观点？”罗明道：“有。我的观点是：红军是毛泽东亲手缔造的，中央根据地是毛泽东率领我们开辟的，我们的战略战术是毛泽东制定的。他深得红军和根据地人民的爱戴，我坚决服从他的领导。”博古大怒道：“你就知道毛泽东，不知道党中央。你这是个人宗派主义，是反对党中央，是非常危险的。”罗明平静地道：“毛泽东同志正在长汀养病，中央领导应该去医院看望、慰问他。”博古道：“毛泽东有什么可看的？他有什么了不起？不去。”

    博古等人到达瑞金后，立即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行通过了“反对罗明路线”的决定，宣称：“在福建省委的部分同志中，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必须“在党内立刻开展反对以罗明同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并撤消了罗明的省委代理书记职务。与此同时，福建省军区司令员谭震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等也被撤职。

    当博古等人忙于抢夺权力，接管苏区领导职务之时，周恩来、朱德领导红军与国民党军队浴血奋战，殊死搏斗。

    蒋介石发动的第四次围剿，以五十万大军分成左、中、右三路，分头向黎川、泰宁、建宁扑来。其左路军在陈诚的指挥下，首先向南丰大举进攻。红军在南丰激战数日后，主动退却。博古闻讯，电令周恩来：“组织反攻，务要夺回南丰。”周恩来接电后，与前线指挥朱德、刘伯承等研究决定，“改强攻为佯攻，诱敌深入，为大兵团伏击战创造条件”。在周恩来等人的指挥下，佯攻部队引诱敌军节节进逼。红军主力在黄陂一线狭长山谷中设伏，将敌五十二师包围，一举歼敌六千余人，缴枪五千余支，迫击炮十门，无线电机七架。敌师长李明重伤被俘，不久毙命。数日后，敌五十九师又在霍源一带的峡谷中陷入红军重围，伤亡逾半。师长陈时骥率百余残兵落荒逃窜，在半路被红军抓获。

    红军两战连捷，蒋军大败。蒋介石接到噩耗，急令陈诚重新调整部署，将原来的三个纵队改编为两个纵队，战术上改分进合击为“中间突破”。陈诚调整部署，命令两个纵队一前一后交相掩护，以梯队形式轮番推进。此时，蒋介石错误的判断军情，以为红军主力于黄陂战役后已转移到广昌地区，决定取道黄陂、东坡、新丰、甘竹，直奔广昌；同时电令东面的蔡廷锴部、南面的余汉谋部紧急出动，企图将红军主力围歼于广昌。

    红军领导人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将计就计，乘机大造声势，以一部兵力诱牵蒋军主力加速扑向广昌，再次造成伏击歼敌的有利战机。2月21日凌晨，蒋军精锐第十一师突遭红军大队包围，激战竟日，歼敌八千余人，师长肖乾负伤潜逃。次日，红军突然反击，向敌第九师发起猛攻，歼敌五千余人，毙、伤敌团长三人，余众溃不成军，落荒而逃。

    一月之内，接连四战，蒋介石的嫡系精锐全部被歼；其余杂牌军不战自退。至此，蒋介石亲自指挥的第四次围剿，以彻底失败告终。蒋介石闻讯，伤心落泪，在给陈诚的手谕中哀叹道：“惟此次挫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这才是：处心积虑剿红军，接二连三遭失败。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一回 冯玉祥长城抗战 吉鸿昌北平遇害（

    第七一回冯玉祥长城抗战吉鸿昌北平遇害（上）

    话说蒋介石在第四次围剿失败后，立即进行第五次围剿的准备。1933年3月7日，蒋介石在南昌召开高级军事将领会议，先后作了《最近剿匪战术之研究》、《今日军人救国与自救之路》、《国家兴亡在军人》、《我们要做现代军人》等演讲。他不厌其烦地强调：“国家的大患不在倭寇，而是江西的土匪。”“抗日必先剿匪，征诸历代兴亡，安内始能攘外。在匪患未清之前，绝对不能轻言抗日；违者即予以最严厉之处罚。”“若再以北上抗日请命，而无决心剿匪者，当视为贪生怕死之辈，立斩无赦。”

    一周后，蒋介石又召集赣、鄂、豫、陕、苏、浙、皖七省治安会议，邀请各省政府主席和剿共部队长官出席。蒋介石作了《对各省保安处的希望》、《检点团队的意义和责任》等讲话，对整理部队、训练民团、办理保甲、实施清乡等都提出了具体要求，责令各地严格执行。同时，他加紧调兵遣将，从各地抽调大批军队开赴江西。

    5月21日，蒋介石亲自主持，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全权处理剿匪事宜，直接指挥对江西苏区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接着，蒋介石召集各军军长、师长、参谋长云集南昌行营，研究围剿方略。蒋介石在会上再次重申“攘外必先安内”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剿共方针。鉴于“围剿数年，损失惨重，士气为馁，将领疑惧”的教训，蒋介石要求与会将领着重总结屡战屡败的原因，研究围剿战争的规律和方法，制定第五次围剿的方略。会上，蒋介石采纳了柳维垣等人提出的普遍推行“堡垒政策”的建议，并交会议拟定其具体实施细则。会议结束时，蒋介石赠送各与会将领人手一册《作战手本》和《剿匪手本》，目的在为其“堡垒政策”奠定认识基础。

    在此期间，蒋介石电告汪精卫增拨军费。汪精卫立即主持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增拨军费的方案，并责成国民政府饬财政部筹款。财政部一面增加赋税、增发国债，一面举借外债；旬日之间，筹集到一千八百万元巨款。蒋介石则以此巨额军费，向美、英、德、日、法、意等国，不断购买大批飞机、坦克、大炮，化学毒品等军火武器，源源不断的运往南昌、九江、武汉、广东等地，装备围剿各军。

    自七月始，蒋介石在庐山开办军官训练团，对各部的中、下级军官进行分期分批轮训。他聘请了德、美、意等国军事顾问七十余名，讲授军事技术，参与剿共计划。蒋介石在牯岭饭店召集全体教官和顾问，指示训练要旨，强调作战方略。声称：“此次训练唯一之目的，就是要消灭赤匪。一切训练的方式、设施、动作、技术，统统要适合剿匪战术的需要，统统要针对匪区的实际地形进行训练。”接着，他向接受训练的军官讲演，反复重申训练的目的。训练团以《剿匪手本》、《剿匪要诀》、《剿匪部队训练要旨》、《战时政治工作》等为主要教材。其内容是：对行军、宿营、侦察、搜索、警戒、战斗、通信联络等方面，做出了详细的规定，把各级军官和士兵所必须遵守的事项，都编成歌诀，要求官兵背诵，熟记不忘。

    军官训练团举办期间，蒋介石坐镇庐山，每日亲自讲课。先后讲授了《剿匪要实干》、《革命军人的责任是安内攘外》、《庐山训练的意义与革命前途》、《剿匪军官须知》、《军官自勉之道》、《革命军人首当崇尚气节》、《军人精神教育》、《革命的心理：诚》等内容。他的讲授重在灌输反共思想，鼓舞制胜信心。蒋介石喋喋不休地大讲特讲：“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是革命军人必备之八德；八德不可缺一，方能完成革命大业。”他要求军官们“做一个现代的革命军人，要服从命令，服从领袖”。为此，训练团规定，每逢提到“委员长”或“领袖”、“校长”等称呼时，必须起立立正。

    为了笼络人心，鼓励效忠，蒋介石专门命人定制了“中正剑”作为“殊荣”，颁发给学习优秀、表现突出的军官和“天子门生”佩戴。“中正剑”因其剑柄上刻有“蒋中正赠”而得名，剑身上还刻有“成功成仁”四字。蒋介石在给军官们授剑时，直言不讳地说：“凡与共军作战，必须勇敢杀敌；如杀不尽敌人，打到最后只剩自己一人时，就要用此剑自杀，决不当俘虏。即不成功便成仁，誓死为党国效忠。”每个接受此剑的军官心理都明白，这是蒋介石控制属下的精神枷锁；所谓的“中正剑”，实际上是“自杀剑”。

    军官训练团举办期间，蒋介石格外强调：“要根据江西南部多山的特点，以及共军作战的特点来进行战斗演练。尤其要格外注意研究山地战、堡垒战、搜索战，要专门进行爬山训练。”“战术上要取守势，即以守为攻；战略上要取攻势，即以攻为守。”“行军所至，务要建立起碉堡群，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要三里五里一推，十里八里一进；构筑碉堡群与军队应齐头并进。务期星罗棋布、攻守相助，不为防线而为铁板式之平面，逐渐前进，缩小匪区。”

    军官训练团共举办了二十三期，先后轮训军官七千五百余人。在此期间，蒋介石迭次电令各剿共部队，务要虚实结合，在编制、装备、运输、行军等方面因地制宜，加以调整，以利轻装、机动。他责成沿线地方政府“务要竭泽而渔，实施堡垒计划”，筑成梅花式火网，使共军无法通过，藉以达到逐步缩小苏区，彻底摧毁、消灭红军及其根据地之目的。在蒋介石的严令下，半年之间，国民党军队与各地政府配合，共在苏区根据地外围修建碉堡一万四千二百余座，达到了碉楼林立、堡垒森严、火网相连、密不透风的程度。

    蒋介石煞费苦心的准备了半年，正要向江西苏区发起第五次围剿之际；不料，风云突变，却被如火如荼的长城抗战打乱了其计划。

    原来，日本侵略者自霸占了东北后，通过伪满洲国操纵了东北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一切大权，在东北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和疯狂的经济掠夺。在政治上，溥仪名为“执政”、“皇帝”，实为傀儡。日本关东军作为溥仪的“太上皇”，严密控制着溥仪的一言一行，操控着各级行政权力。在经济上，日本侵略者执行“工业日本、原料满洲”的殖民经济政策，贪婪地掠夺东北的资源和财物。《日满议定书》规定，日本有权开发东北的一切资源。关东军据此组织经济调查，炮制掠夺计划，以煤炭、钢铁等战略物资为掠夺重点。日本南满株式会社、三井、三菱等财阀势力陆续进入东北，经营各种企业，操纵了东北的经济命脉。日本还疯狂推行武装移民政策，先后向东北移民一百多万人，霸占大片良田，抢掠大量农产品。在文化上，日伪当局推行法西斯奴化教育，狂暴摧残中国的民族文化，在各级学校一律采用日语教学，宣扬“中日亲善”、“共存共荣”、“王道乐土”等奴化思想，不准学生使用“中华”、“中国”字样，禁止在任何地方悬挂中国地图。

    日本通过经济掠夺和大量移民，迅速摆脱了国内的经济危机。尝到了侵略战争的甜头后，日本便以东北为基地，对华北实行蚕食政策，其第一个目标就是热河省。日满政府开动舆论机器，大肆造谣，称：“热河为满洲国土”，“长城为满洲国界”。同时，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派出特使，游说热河省主席汤玉麟，要其尽快“归顺”，出任伪满洲国参议府副议长；威逼驻扎在临榆的第九旅旅长何柱国就范，实行“独立自治”；但却遭到汤、何二人的拒绝。

    日军在诱降不成后，便图谋动用武力。1933年元旦之夜，日军故意在山海关制造事端，随即炮轰临榆城，何柱国部奋起还击，拉开了长城抗战的序幕。其时，国民党政府忙于在江西围剿红军，对何柱国部不予支持，致使山海关在三日内失陷。随后，日军开始向热河省进犯。驻守热河的国民党汤玉麟、万福麟两部大军望风而逃。汤玉麟截留二百五十辆军用汽车，装载珠宝财物、妻妾卫队，惶惶然逃出承德。日军仅以一百二十八个骑兵，不费一枪一弹即占领承德。

    承德丢失，全国舆论大哗，一致要求惩办汤玉麟。蒋介石却有意包庇，为汤玉麟开脱责任，逼迫北平军分会委员长张学良引咎辞职，由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接替，并调中央军三个师北上，以应付全国舆论。

    日军占领承德后，中国军队退守喜峰口、冷口、古北口等长城一线。三月上旬，日军分兵进犯长城各口，中国军队忍无可忍，进行顽强抵抗。在喜峰口，原属西北军的宋哲元部——第二十九军全体将士奋起御敌，誓以“宁可前进一步死，决不后退半步生”。白天，他们凭垒阻击，浴血奋战；夜间组成大刀队偷袭敌阵地，砍死大量日军，大刀队勇士亦多壮烈牺牲。日军多次进攻，终未得逞，不得不暂时后撤。在古北口，中央军关麟征的第二十五师和东北军王以哲部并肩作战，共同御敌。冷口驻军黄广华师也顽强抵抗，英勇杀敌。日军的嚣张气焰被遏制，不得不停止对长城各口的进攻。双方战事呈胶着状态。

    长城抗战显示了中国军队抵御外侮的英雄气概和作战能力。中国官兵利用夜战、近战、白刃战的方式，使日军的优势武器难以发挥效力，受到沉重打击。

    长城抗战的消息，通过电波迅速传播。平津各大报纸纷纷发表报道、评论，全国各界民众热烈响应，大力声援，要求国民党当局乘势而动，实行全民抗战，收复失地。但是，蒋介石却违逆民意，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谋求对日妥协。不仅拒绝派兵支持，反而任命亲日派黄郛为北平政务委员长，专门负责对日交涉。

    四月初，日军大量增兵长城各口，再次发起疯狂进攻。中国守军顽强奋战七昼夜，却被汉奸率领日军从滦东打开缺口，迂回包抄；中国军队腹背受敌，军情万分危急。

    正当中国守军艰苦鏖战之际，何应钦、黄郛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在北平与日本代表频繁接触，完全接受了日方提出的各项条件，并屡次电令前方部队按日军指定的路线撤退。长城各口守军孤立无援，弹尽粮绝，泣血挥泪，奉命后撤。

    中国守军撤退后，何应钦派北平总参议熊斌赶到塘沽，与日方代表冈村宁次正式会谈。熊斌在谈判中俯首帖耳，对日方早已拟好的协定一字不改，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议》。规定：中国军队撤至延庆、通州、宝坻、芦台一线之西南地区；将冀东、察北、绥东划为“非武装区”，中国军队不得在此驻扎，而日军却可以在此自由行动。至此，整个华北门户洞开，日军可以随时进占冀察和平津。何以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长城抗战起雄风，中国健儿多奋勇。政府屈膝签协议，丧权辱国留骂名。

 第七一回 冯玉祥长城抗战 吉鸿昌北平遇害（

    第七一回冯玉祥长城抗战吉鸿昌北平遇害（下）

    长城抗战烽火燃烧之时，北平、天津、南京、上海等地工人分别举行集会，要求政府誓死抗日，收复国土。各地学生纷纷发出通电、宣言，要求国民政府速定国防计划，宣布对日绝交，调集军队抵抗侵略。驻扎在闽西的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积极行动，从各师抽调义勇官兵，组成抗日先遣队北上。蒋介石闻讯后暴跳如雷，电令先遣队“速回闽西，专心剿共”；先遣队将士被迫忍痛返回。

    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激怒了民族英雄冯玉祥。在各界民众的拥戴下，冯玉祥怒发冲冠，毅然举起了抗日大旗。5月26日，冯玉祥在张家口发表通电，成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会，自任总司令。中共河北省委立即响应，成立了前敌委员会，特派共产党员、原西北军将领吉鸿昌帮助冯玉祥作抗日准备。

    吉鸿昌，字世五，河南扶沟人。生的身材雄壮，相貌威武，性格刚正，有胆有识。他出身贫苦农家，自由饱受饥寒。青年时期投身行伍，因能吃苦耐劳、作战勇敢，倍受冯玉祥之赏识，逐步提拔，历任西北军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军长，成为冯玉祥之爱将。中原大战期间，他与共产党人宣侠父结识，旋即加入共产党，无比欣慰地宣称：“我能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为人类解放而奋斗，乃毕生最大之光荣。”九一八事变后，他对蒋介石的卖国行为深恶痛绝，在部队中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积极鼓动官兵群起反蒋。事泄，被蒋介石撤销职务，威逼其出洋考察。在国外，吉鸿昌为抗议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的歧视，维护民族尊严，在胸前挂上一块木牌，上书：“我是中国人”。他曾数次申请去苏联进行访问，却遭到国民党政府的百般刁难，不予办理签证。悲愤之下，吉鸿昌奋笔疾书：“渴饮美龄血，饥餐介石头。归来报命日，恢复我神州。”归国后，恰逢冯玉祥成立抗日同盟会，吉鸿昌受中共河北省委派遣，赶往张家口，积极协助冯玉祥组建同盟军。

    次日，驻守宣化的方振武发表通电，称：“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誓与暴日血战到底，拼死收复祖国河山。”随后，他率领抗日救国军加入同盟会。接着，原东北、热河的抗日义勇军余部和流亡关内的东北青年也纷纷投奔冯玉祥，加入抗日洪流。抗日同盟军迅速发展到五万人。

    六月中旬，冯玉祥主持召开第一次同盟会代表大会，通过了同盟军纲领、决议等，规定同盟会为革命军民的联合战线，以外抗暴日、内除国贼为宗旨，誓以武力收复失地。大会选举产生了军事委员会，推举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孙良诚、冬麟阁、宣侠父等为常委。大会发表通电称：“中国的土地可以被侵略，但中华民族决不会亡。中国的人民可以被杀戮，但永远不会被征服。”

    消息公布，全国各地抗日团体和社会名流、爱国将领纷纷致电冯玉祥，表示大力支持。相反，正在庐山举办军官训练团的蒋介石闻讯怒火中烧，授意中央通讯社播发文告，大肆造谣，称：“冯玉祥勾结日本，联俄投共；宣传赤化，并非真心抗日；而是企图割地自雄，妨碍国家军令统一。”继而密电何应钦，速派庞秉钧、冯钦哉率两个军包围、进攻同盟军。又密电宋哲元等人出面，劝冯玉祥取消抗日同盟会名义，解散同盟军。

    冯玉祥不顾蒋介石的威逼和利诱，任命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总指挥，方振武为前敌总司令，率部出征，收复察东失地。吉鸿昌、方振武等二十六名将领联名通电全国，称：“吾辈应民众要求而奋起，愿为民族生存而血战。敢对国人一掬肺腑：凡与吾人同一战线者，皆为吾友；凡与敌人同一战线者，皆为吾仇。吾辈今重整义师，克日北指，誓死收复失地，再图还我河山。”

    七月初，抗日同盟军同仇敌忾，所向披靡，连续克复康宝、宝昌、沽源三城。捷报传出，举国振奋。社会各界纷纷电贺：“捷报传来，欢声雷动，凡属爱国之人，莫不同深佩仰。”“政府之不敢为者，而公等为之；政府之不能克者，而公等克之。”许多爱国人士、团体纷纷慷慨解囊，捐钱捐物，支持同盟军奋勇抗敌。然而，蒋介石却再次与全国人民的意愿背道而驰，命令何应钦调动大军，围剿同盟军。同时致电冯玉祥，提出：“立即结束军事行动，交卸兵权。取消同盟军名义，离开察哈尔省。”随后，蒋介石又竭力阻挠、破坏，以断绝给养，劫截民众捐款等手段，企图迫使同盟军在饥饿、流血中溃亡。

    抗日同盟军将士不为所动，在极度艰难的环境中顽强抗争。冯玉祥通电全国，揭露当局不予接济，反以重兵压迫，造谣栽诬，欲置同盟军于死地之险恶用心；并表示同盟军要“于血泊之中求挣扎，为民族生存而奋斗”。在吉鸿昌、方振武的指挥下，同盟军兵分左、中、右三路，向日军盘踞的多伦发起猛攻。吉鸿昌身先士卒，袒臂冲锋，率领数万饥疲之师，与日军血战五昼夜，收复多伦城；又乘势追击，把日伪军全部赶出察哈尔省境。

    捷报飞传，举国欣喜若狂。国民党中的爱国人士宋庆龄、何香凝等联名致电蒋介石：“为国家惜人才，为社会留元气。速停同室操戈，枪口一致对外。立即拨付军饷，接济抗日部队。”蒋介石接电，恼羞成怒，在庐山召集军事会议，研究围剿抗日同盟军之策。决定从江西抽调八个师，约十二万兵力北上，由何应钦亲自指挥，会同庞秉钧、冯钦哉两个军，共计十五万人马，四面合围抗日同盟军，务要将其斩尽杀绝。同时，蒋介石委派马伯援赶赴张家口，强迫冯玉祥接受四项原则：“一、勿擅立各种军政名义，致使察省脱离中央，妨害政令统一。二、勿妨害中央边防计划。三、勿滥收散军土匪，为地方秩序之患。四、勿引用共匪头目，煽扬赤化，贻华北以无穷之患。”冯玉祥仰天长叹，被迫发表通电，表示：“国难严重，不忍自相残杀，自即日起，忍痛收束军事。”随后，冯玉祥挥泪宣布，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带领数名亲随离开张家口，返回山东泰安隐居。

    与此同时，何应钦率领十五万国民党精锐部队，与一万日军、二万伪军互相配合，向仅剩一万余人的抗日同盟军重重围逼，大开杀戒。

    冯玉祥离开后，吉鸿昌和方振武坚持斗争，誓死反蒋抗日。然外援完全断绝，粮弹极度匮乏，强敌四面紧逼，处境极其艰险。吉鸿昌、方振武不愧为中华好儿男，联名通电全国，表示：“我们反蒋，是因为他卖国。我们抗日，是要保住祖宗留下的江山！一息尚存，奋斗到底；杀灭倭寇，视死如归；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并将“抗日同盟军”改名为“抗日讨贼联军”。方振武就任代理总司令，吉鸿昌任左路军总指挥，率部誓师，称：“有贼无我，有我无贼。非贼杀我，即我杀贼。半壁河山，已经改色。是好男儿，舍身报国。”随后，方、吉指挥近万人的抗日队伍顽强拼杀，冲破敌军重围，艰苦转战两个多月。

    在最艰难的时刻，吉鸿昌始终不忘自己是共产党员，他多次派人与河南的抗日同盟会高树勋部联系，计划把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在豫东一带建立苏区；但却因敌军四面围追、堵截而未能如愿。

    十月中旬，抗日讨贼军行至小汤山一带，再次陷入商震、庞秉钧、关征麟等部与日、伪军的包围之中。方振武、吉鸿昌率部与敌血战竟日，终因弹尽粮绝，部队死伤惨重。方振武、吉鸿昌力竭被俘，部队被消灭。方、吉在被押解途中侥幸逃脱，潜往天津。蒋介石立即悬赏缉拿。方振武隐姓埋名，逃往湘江。吉鸿昌被国民党军统特务追踪、绑架，押往北平陆军监狱监禁。

    抓住了吉鸿昌，蒋介石闻之，不由得暗自窃喜。蒋介石的逻辑是：“抗日有罪，爱国该杀。”他授意北平军政委员会，专门组建军事法庭，以“莫须有”的罪名，对吉鸿昌开庭审判。

    在法庭上，吉鸿昌一身正气、大义凛然地宣称：“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由于党的教育，我摆脱了旧军阀的生活，而转到工农劳苦大众的阵营里来。为我们党的主义，为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而奋斗，感到无尚光荣。”法官秉承蒋介石的旨意，无需多问，便匆忙宣布：“吉鸿昌犯有违抗军令、擅自抗日罪；加入共党，煽动赤化罪；判处死刑，立即枪决。”

    1934年11月24日，雪后初晴，寒风刺骨。吉鸿昌一身戎装，外披大红斗篷，在一群特务的押解下，从容不迫地走向刑场。刑场设在北平陆军监狱后院，院内积雪满地，冰挂树梢。吉鸿昌走到院子中央，伸手折下一截树枝，俯身弯腰，在雪地上写诗一首。诗曰：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写讫，吉鸿昌挺直身躯，环目四顾，神情威严。面对身旁的特务，吉鸿昌声色俱厉地喝斥道：“抗日是民族大义，是光明正大的革命事业。我为抗日而死，为革命而死，不能跪下挨枪。我死后不能倒下，给我拿把椅子来。”特务被其威严所震慑，匆忙搬来一把椅子。吉鸿昌慨然就座，昂首挺胸，又大声命令道：“到前面开枪。共产党员要死的光明正大，决不能在背后挨黑枪。蒋介石是大卖国贼，我要亲眼看着他的子弹是怎样打死我的。”其凛凛神威、雄雄气概，令身旁的特务们瑟瑟发抖。特务们在他面前哆嗦着举起枪时，吉鸿昌怒斥道：“草包，手不要发抖。”随即厉声高呼：“抗日万岁！”“中华民族万岁！”“共产党万岁！”在这气壮山河的呼喊声中，共产党员、抗日英雄吉鸿昌壮烈牺牲。何以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民族英雄吉鸿昌，光明正大共产党。遗恨未能抗日死，大义凛然赴刑场。从容就座不倒地，要看子弹穿胸膛。转赴阴曹招旧部，化作天兵斗老蒋。

    这才是：英雄未能死沙场，却被残害在刑场。四万万人齐下泪，中华民族哭国殇。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二回 灵活应变克时艰 教条主义招失败（

    第七二回灵活应变克时艰教条主义招失败（上）

    话说蒋介石与日伪军连手，绞杀了抗日同盟军后，又急不可耐的筹划对闽西根据地的围剿。不料，按下葫芦起了瓢，福建又出新事变。原来，自淞沪抗战协定签字后，蒋介石把第十九路军调往福建，任命蒋光鼐为福建省主席，蔡廷锴为驻闽绥靖主任，指挥全省军政。蒋介石对十九路军一面收买、利用，一面压迫、监视，威逼其向苏区进攻。在蒋介石的严令逼迫下，蔡廷锴督率十九路军进攻赣闽边界，与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激战三天，损失了两个团。蒋介石不仅拒发援兵，反而在回电中对蔡廷锴严加申斥。蔡廷锴进退维谷，彻夜苦思：积极反共，难免损兵折将；消极反共，又为蒋介石难以见容。

    旬日后，突然传来长城抗战的消息，蔡廷锴闻讯精神大振，立即召开各师长、团长会议，决定组织先遣军北上抗日，并与蒋光鼐联名请示蒋介石。谁料蒋介石回电大加训斥：“我们的敌人不是倭寇，而是江西土匪，剿匪为当前第一要务。在匪患未靖之前，绝对不能轻言抗日。违者即予以最严厉之处罚。”随后，蒋介石电令粤、桂、闽三省政府，将北上抗日部队就地改编，强行调入长汀参加剿共。蔡廷锴被迫取消计划，电令已经出发北上的抗日先遣队返回福建。

    数月后，蒋介石扑灭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烈火，立即掉过头来威逼蔡廷锴攻打苏区。正在蔡廷锴走投无路之际，恰逢陈铭枢自欧洲归来。陈铭枢原是福建省省长，因不满蒋介石反共卖国，而被蒋介石撤职，威逼其出洋考察。陈铭枢重回福州后，向蔡廷锴、蒋光鼐进言道：“二位将军乃抗日名将，深受国人敬佩。若进攻红军，实为自相残杀，必使亲者痛而仇者快。有辱于二位将军一世英名。”蔡廷锴道：“我等亦不愿骨肉相残。无奈，数次请缨杀敌，均被委员长百般阻挠。可谓有心抗日，却报国无门。”陈铭枢道：“何不反戈一击？”蒋光鼐道：“岂非犯上作乱乎？”陈铭枢道：“非也。国难当头，抗日乃人心所向，反蒋已成时代潮流。”蔡廷锴道：“先生所云，诚为金石之言。要抗日就必须反蒋，只有反蒋才能实现抗日。”陈铭枢道：“我思之久矣，要达此目的，还需与共产党人联合。”蒋光鼐道：“我们与共产党血战数次，人家能与我们合作吗？”陈铭枢道：“共产党人深明民族大义，积极主张抗日，又与蒋介石是冤家对头。”一句话提醒梦中人；蒋光鼐击掌道：“枪口一致对外，不打自己人，正是共产党的主张，也是我们与其合作的基础。然寄人篱下，终非良策。我们何不效仿共产党，也组建起自己的政府？”蔡廷锴赞道：“如此甚好，大丈夫处世，当审时度势，不做历史的罪人。我意已决，为了民族大义和国家利益，联共、反蒋、抗日，建立我们的政府。”这才是英雄所见略同，三人推心置腹，立即详细计划，决定联共反蒋；邀请志士仁人，筹建福建政府。

    次日，蔡廷锴派遣徐铭鸿为十九路军全权代表，赶往瑞金接洽，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全权代表潘汉年谈判，签订了《抗日反蒋协议》。双方达成立即停火，枪口一致对外，建立抗日反蒋军事同盟。

    11月18日，国民党左派爱国人士李济深、陈友仁、徐谦等应邀由湘江抵达福州，与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在鼓山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成立福建政府的时间、宣言、政纲、军事、财政等问题。三日后，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等在福州发动反蒋事变，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宣读《人民权利宣言》，发表《告民众书》，决定建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简称福建政府，由李济深任政府主席兼军委主席。福建人民政府在政治上主张“实现国内各民族之平等权利，保障一切生产人民之绝对自由平等，建立生产人民的彻底民主政权”；在经济上提出“发展民族资本，奖励工业建设”；在外交上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撤销领事裁判权，实现关税自主”。接着，李、陈、蔡等联名通电全国，宣告脱离国民党，组建生产人民党，并推选陈铭枢为总书记。同时，十九路军改称人民革命军。此即震惊中外的“福建事变”。

    “福建事变”犹如一声惊雷炸长空，万道霹雳震苍穹。正在南昌督军的蒋介石闻讯，直惊得目瞪口呆。旋即致电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一切手段“平息叛乱”。汪精卫接电，立即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名义，通电各省、市政府，称：“陈铭枢等在福州纠合党羽，自立名目，实行叛乱。同时勾结共匪，助其肆虐。着各军政机关迅速予以处置，克日平叛；并授以蒋委员长主持讨伐、临机处置之全权。”又以国民政府名义发布命令，虢夺陈铭枢、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等本兼各职，并悬赏缉拿。

    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召集军事会议，制定了《讨伐闽逆作战计划》，除令东、西两路大军仍按原定计划继续进攻苏区外，从北路军中抽调十一个师，约十五万精锐部队编成入闽军，由蒋鼎文率领，向福建政府所在地发起全面进攻。

    蒋军出动的兵力超过十九路军的四倍，且配有一百多架飞机，上千门新式山炮，杀气腾腾地迫近福州地区，在南平与十九路军展开血战。蒋军以山炮持续猛轰，飞机凌空投弹；十九路军的阵地被炸成火海，死伤极其惨重。双方激战十余日，十九路军第五师全军覆没，南平落入蒋军之手。

    正当双方大战之际，蒋介石飞临建瓯坐镇指挥，命令飞机轰炸福州、泉州、漳州；调动大军向古田、水口推进。十九路军苦战一周，终因寡不敌众，仓皇后撤，古田、水口被蒋军占领。北线防御接连失利，福州屏障尽失，陷入绝境。此时，日本、英国、美国等国军舰，又以保护侨民为借口开抵福州，对福建政府实施威逼。

    在中外反动势力的夹击下，福建政府停止办公，其领导人分海、陆两路离开福州。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乘飞机逃亡湘江。十九路军余部停止抵抗，被蒋介石下令就地收编。随后，蒋介石发布命令，将十九路军的番号正式取消，原十九路军的四个师分别被调往归德、开封、蚌埠、武昌，由所在地军政长官督导整训。至此，存在了三月之久的福建政府被消灭，闻名中外的十九路军被肢解、消亡。何以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十九路军盖世雄，淞沪抗战留美名。血战闽南保新政，终被摧残泣东风。

    再说毛泽东住进长汀医院后，经过四个多月的治疗、休养，病体日渐康复。忽闻敌人重兵压境，即将发起第五次围剿。随即带着警卫员，一同赶回瑞金，投身于政府管理工作。

    毛泽东主持中央政府工作，首先抓的是解决散乱，促进各机构正常运转，以实现打破国民党经济封锁的任务。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推行，全党上下重军事，没人愿意抓经济，致使苏区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工商业凋零，日用品极度缺乏。为扭转困境，毛泽东召集会议，责成政府各部门迅速行动起来，检阅过去的工作，讨论今后的方针、政策，并健全各部组织机构。会后，毛泽东、项英联名发布《苏维埃中央政府告苏区民众书》，号召苏区人民积极行动起来，用一切力量帮助红军粉碎敌人的围剿；同时，加紧春耕，增加生产；设法输出本地土特产，从敌占区换取食油、盐、布匹，并集股组织消费合作社，有组织的开展商品贸易，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

    毛泽东以极大的精力抓经济建设，直接领导成立了经济委员部，下设调查统计局、设计局、粮食调剂局、合作社指导委员会、国营企业局和对外贸易处。经过两个多月的辛勤努力，各机构运转有力，收效明显，困难局面得以迅速扭转。为了进一步广泛动员群众，更好地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运动，全面部署中央苏区的经济工作，毛泽东在瑞金主持召开了南部十七个县的经济建设大会；随后，又在宁都召开了北部十一个县的经济建设大会，掀起了“生产自救，支持红军，粉碎围剿，打破封锁”的热潮。各县、乡、村的群众积极响应，各项工作蓬蓬勃勃的全面展开。

    毛泽东深入到农村调研，发现劳动力严重不足，不少红军家属难以解决耕种问题。并且是地方工作越先进，参军的人越多，壮劳力就越少，生产就越困难。为此，毛泽东走村串巷乡，总结试点，引导农民创办劳动互助社、犁牛合作社，并常常深入村寨演讲、介绍，予以提倡推广。江西自古就有“男人耕田，妇女治家”的习俗，当此男子大量从军的年代，更显得农村劳动力奇缺。毛泽东集思广益，顿生机智，指示各县、乡干部，动员妇女移风易俗，走出家门。大力宣传“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新风尚。鼓励广大妇女产加农业生产劳动，对表现积极者予以奖励。通过典型示范、奖励推广，广大妇女的生产积极性被调动起来，成了农业生产的一支生力军；基本解决了农村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苏区的粮食获得大丰收，烟草、樟脑、钨砂、药材、茶叶等项均大幅度增产，但出口贸易却成了难题。同时，苏区的食盐、布匹、西药极为稀缺。毛泽东高度重视与白区的经济贸易，和刘少奇、陈云、朱琪等齐抓共管，采取了符合实际、灵活多变的政策：对进入苏区的食盐、西药、布匹不仅免税，且奖励私人商业大量输入；鼓励公私合营，扩大贸易，将苏区的农副产品销往敌占区；鼓励国民党统治区的商人到苏区来做生意；从苏区秘密派人到国民党统治区开设商店和采购站等。由于措施得当，渠道隐秘，在国民党大军封锁之下，想方设法沟通了苏区的进出口贸易，搞活了商品流通，使蒋介石的封锁政策形同虚设。而苏区的财政、金融、手工业、军工业、邮电、交通、医药、卫生等事业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为支持红军的反围剿战争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主持的经济建设，是在极端困难的战争环境中进行的，是一项艰难的开创性的事业。然而，让毛泽东最感痛苦的不是工作上的困难，而是来自党内的宗派斗争。原来，博古等人来到苏区后，为了树立其领导权威，竭力排斥毛泽东的同时，又造谣污蔑、捕风捉影，借题发挥，打击陷害，掀起了一场批判福建“罗明路线”的斗争。在罢免了罗明、谭震林、张鼎丞的职务后，又展开了反对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先后罢免了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等七个县委书记的职务，罪名是“暗中与毛泽东沟通，对中央领导极端不信任”。

    在长达一年多的岁月里，教条主义到处横行，极“左”之风愈刮愈烈。凡是拥护毛泽东正确主张者一律受到批判，凡是毛泽东的亲属全部受到株连；致使许多人不敢接近毛泽东。为了不牵连别的同志，毛泽东也开始保持沉默，尽量减少与别人谈话。他谨言慎行，尽量避免授人以柄，使博古等人乘机整垮自己。他无法改变一系列的冤假错案，只能劝勉、安慰自己的亲属和部下服从组织，维护大局。他的弟弟毛泽覃被撤职后一直遭受批判，反复追查其“反党活动”，并以开除党籍相威胁。贺子珍的哥哥何学敏被免去红二十四师师长职务，下放到红军大学学习。贺子珍的妹妹贺怡被撤掉瑞金县委组织部长职务，下放到中央党校接受批判。贺怡想不通，有时到贺子珍家里来诉苦，说到伤心之处，不禁泪流满面。毛泽东静静地听着她的哭诉，无限伤感地道：“他们整你们，是因为我的缘故。你们是受了我的牵累。”贺怡气愤地道：“可你没有错呀！”毛泽东道：“他们迷信国际路线，迷信打大城市，迷信外国的那一套政策。我们反对那一套极‘左’的政策，他们就孤立我们。我没吃过洋面包，没喝过洋墨水，只是个浑身土气的木头菩萨。我这个木菩萨，过去还灵，现在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的很臭。”贺怡道：“他们这是有意打击、陷害，我实在受不了这种污蔑和批判。”毛泽东劝慰道：“要有坚定的信念，宽阔的胸怀，要能经受住考验。要相信真理在我们这一边，尽量为党做些工作。”

 第七二回 灵活应变克时艰 教条主义招失败（

    第七二回灵活应变克时艰教条主义招失败（下）

    在身处逆境的日子里，毛泽东从容不迫，既坚持原则，决不放弃符合实际的主张，又顾全大局，遵守纪律，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一次，毛泽覃、邓小平相约来看望毛泽东，谈起所受的不公正待遇，情绪十分激动。毛泽东劝慰道：“个人委屈小，党的事业大。我的党籍还没有被开除，苏维埃主席还没有被撤职；你们的党籍也没有被开除，这就有希望。”邓小平道：“可是，他们整人整的很厉害。”毛泽东道：“这也是一种锻炼嘛。在逆境中，我们都要坚持三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力争为党多做些工作。”毛泽覃道：“可他们免除了我们的职务，不让我们工作。”毛泽东道：“那也不要紧。可以抓紧时间多读书，多学习，弄懂马克思主义。把坏事变成好事，努力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何乐而不为呢？”邓小平、毛泽覃二人大为叹服。何以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身处逆境勿沉沦，挫折面前见人品。若有闲暇居斗室，何妨读书做学问。

    1933年6月，蒋介石发动了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以“堡垒政策”和“保甲连坐”的新战术，逐步向苏区推进。他自任总司令，以五十万兵力，分成北路、南路、西路，从三面进行围攻。

    与此同时，临时中共中央在博古的主持下，召开军事会议，增补博古、项英为中央军委委员，选举朱德为中央军委主席，刘伯承为总参谋长。博古不懂军事，但却装成一个内行，反对小打小闹的游击战术，主张大兵团作战，向往狂潮式的革命运动，幻想着在一夜之间打垮国民党反动派，建成红色的苏维埃国家。在他的主持下，临时中央提出将红军主力分成南北两路，分离作战，实行“堡垒对堡垒，两个拳头打人”，主张与敌人进行死打硬拼的“正规战”。

    九月初，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来到苏区，立即以“太上皇”的身份指手画脚、发号施令。博古盲目迷信李德，坚持成立了红军最高指挥机关——“三人团”，由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组成，彻底剥夺了朱德、刘伯承等人的军事指挥权。从此，红军作战的决定权、指挥权完全掌握在李德手里。李德是德国人，连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讲，下命令要靠翻译，听取战斗汇报也要靠翻译，对中国的国情、军情、民情一无所知，仅靠一张既不详细又错误百出的地图指挥作战，随心所欲的发号施令，甚至连一门迫击炮，一挺重机枪摆放在地图的某一曲线上，都要给前线部队严格规定，强令战场指挥员必须无条件执行。不服从李德的命令，就是不服从博古——博古自命代表党中央，担任着苏区党内的最高职务——而不服从博古，就是不服从党的领导，就要受到极为严厉的处罚，轻则撤职查办，重则就地枪决。

    在李德的瞎指挥下，北线的红军和蒋介石的精锐部队血战十余日，损失惨重，被迫放弃黎川。黎川失守后，博古、李德不是从战略决策上进行检查，反而归罪于战场上的指挥员，在军队中寻找“罗明路线的代表”，将前线指挥员萧劲光污蔑为“临战退却逃跑”，主张处以极刑。由于军委委员毛泽东、王稼祥的坚决反对，萧劲光才免于死刑，但却被开除了党籍和军籍，并判处五年徒刑而关进监狱。

    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时，毛泽东就向博古表示，反对“两个拳头打人”的方针，主张红军应该主动放弃黎川，“诱敌深入”到建宁、泰宁地区，集中红军主力，在运动中加以歼灭；但却被博古予以否定。黎川失守后，博古、李德又提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不让敌人蹂躏一寸苏区土地”的方针，强令红军主力收复黎川，与数倍于己的国民党精锐部队在硝石、资溪桥、浒湾等地硬拼，结果全部陷入被动挨打，节节败退的地步。

    毛泽东没有军事指挥权，只能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发展生产，搞活经济，动员群众，支持战争的工作之中。他召集各县干部会议，发表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讲演，强调指出：“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苏维埃政权必须注意的重要问题。满足了群众的要求，群众才会热烈地拥护苏维埃。”“从战争的发展来看，决不能忽视各地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生活问题。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会上，他布置各县、区全面开展“查田”运动。

    由于敌我双方不断进行拉锯式战争，苏区各地的土地改革工作经常受到破坏，发展很不平衡。毛泽东亲自带领工作人员，深入农村调查，全面检查土地分配，巩固土地改革成果，保障翻身农民和红军家属的切身利益，为反围剿战争奠定群众基础。

    十一月底，传来了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等人发动“福建事变”的消息。毛泽东闻讯大喜，极力主张与福建政府联合，打破敌人的封锁。他向中共中央建议，“以红军主力冲破敌人的围攻线，跳到堡垒群之外，纵横驰骋于浙江、江苏、湖北地区，迫使敌人撤兵回救，即可粉碎其向苏区根据地之进攻”。然而，博古、李德却把国民党内的中间力量看成是“最危险的敌人”，反对与福建人民政府联合，又害怕红军主力突围后会丢失苏区根据地，坚决拒绝了毛泽东的建议。结果，错失了一次打破围剿的良机。

    1934年2月，蒋介石平息了“福建事变”，又集中优势兵力围攻苏区。北线的广昌保卫战严重失败，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已被敌人打破，整个局势日益危急。博古、李德亲赴广昌前线去督战，周恩来留在后方的瑞金，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到四月下旬，经周恩来同意，毛泽东带领数名警卫离开瑞金，前往南部的会昌视察并指导工作。毛泽东赶到会昌的文武坝，会见省委书记刘晓、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明确地向他们指出：“我们要吸取福建事件的教训，善于利用粤军陈济棠和蒋介石的矛盾，粉碎敌人的围剿，壮大自己的力量。同时，也要提高警惕，军阀毕竟是军阀，要听其言而观其行。”随后，他与何长工一起视察前沿阵地，向红二十二师政委方强指出：“你们打得很好，坚持了半年之久，阻挡了敌人的进攻。现在应该把主力撤下来，进行整训。用小股部队配合地方武装打游击，袭扰、牵制敌人。”

    经过十多天的调查研究，毛泽东与刘晓、何长工等制订了南线作战计划和工作部署。针对陈济棠的粤军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强调道：“要摆正‘打’与‘和’的关系，和平局面是巧妙地打出来的。我们不能按教条主义者的洋办法作战，什么以堡垒对堡垒，以集中对集中，这是以卵击石。为了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消灭敌人，就要从实际出发，不能硬拼消耗。”接着，毛泽东又召集红二十二师干部开会，进一步指出：“不能盲目执行‘御敌于国门之外’，与敌人死打硬拼；而要利用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一方面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另一方面可派化装的小分队，潜入陈济棠管区，宣传抗日救国、枪口一致对外的道理，促使粤军反蒋抗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红军主力从前线适当后撤，缓和了紧张局势，为开展谈判创造了良机。

    毛泽东在会昌工作了两个多月，取得了显著成绩。中央苏区南线的相对稳定局势，同北线接连遭受严重挫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毛泽东及时致电周恩来，报告南线实际状况，并建议派人与陈济棠谈判。周恩来接受了建议，指派何长工、潘汉年潜入敌占区，与陈济棠进行了三天谈判，达成了“就地停战”、“必要时可以互相借路”等五项协议；为后来大转移时顺利突破敌军防线开辟了一条通道。

    六月下旬，毛泽东接到紧急通知，返回瑞金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博古主持，着重讨论红军在作战不利形势下的对策。毛泽东发言时提出：“内线不利，应主动转移到外线作战。”会议没有接受毛泽东的主张，只是决定派遣红七军团六千人作为抗日先遣队北上，派遣红六军团去湖南中部开展游击战争，试图用这两支部队转移敌人的视线。然而，实施的结果很不理想，由于转到外线的兵力过于单薄，并未起到调动敌人，减轻苏区压力之作用。

    此时，蒋介石指挥的国民党精锐部队步步为营，向中央根据地腹部节节推进。敌人的飞机频繁地对瑞金实施轰炸，局势越来越紧张。尽管博古、李德逼着红军指战员用血肉之躯和敌人的飞机、坦克、大炮硬拼，但却无法改变失败的大局。

    到了九月，除南线无战事外，北线、东线均被敌人突破，西线也岌岌可危。打破敌人的围剿已不可能，只剩下战略转移这一条路可走。毛泽东无权指挥红军，但却密切关注着苏区的战局。形势日渐险恶，使他心急如焚，加之劳累过度，又一次病倒，疟疾复发，高烧不退，眼眶深陷，面容消瘦。当此生死攸关之际，毛泽东顾不上休息，强拖病体，多次与周恩来会谈，密商红军的出路。谈话间，毛泽东自报奋勇，要求到赣南去视察，为红军转移选择突破口。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后，毛泽东带上秘书、医生和警卫班迅速赶到于都，进行调查研究、收集敌情，为中央红军实施大转移确定了路线；并立即电告周恩来。

    其时，博古、李德等人秘密决定了红军转移的日期，并想把毛泽东留在苏区。周恩来坚决反对道：“毛泽东同志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红军大转移，岂能连自己的国家主席都不要？”博古、李德无言以对，才勉强答应让毛泽东一道随部队转移。

    1934年10月10日夜，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人员，共八万六千多人，从瑞金、长汀、于都等地分头出发，被迫进行长征。

    数日后，毛泽东在于都县城召开省、县、区三级干部会议，安排善后工作。他一边吃药，一边分析道：“敌人此次进攻苏区，采用的是堡垒政策，一直打到我们中央苏区门口，企图断水捉鱼，全部消灭红军。我们红军主力部队要冲破敌人的封锁线，到敌人后方去，打击和消灭敌人。”他叮咛留在苏区坚持斗争的同志道：“你们留在苏区，要团结人民，开展游击战争。你们不要怕，不要认为红军主力部队走了，革命就失败了。不能只看到暂时的困难，要看到革命是大有希望的，红军一定会回来的。”

    10月18日下午，秋雨淅淅，阴霾重重。最后一批转移的红军队伍撤出于都，在风雨中匆匆穿行。毛泽东安排好各项工作后，带上警卫员离开于都县政府，怀着沉重的心情踏上征程。一大群留守干部簇拥在毛泽东周围，依依不舍，含泪相送。街道边、大路旁、于都河畔，无数的乡亲们，扶老携幼，顶风冒雨，向自己爱戴的领袖、向远行的红军战士频频挥手，脉脉含情。何以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风萧萧，雨蒙蒙，敌军围困万千重，红军突围要远征。山蓝蓝，水清清，难割难舍根据地，生死相依九年整。情切切，意浓浓，父母妻子牵衣送，千言万语细叮咛。心雄雄，志耿耿，艰难险阻踩脚下，惟盼革命早成功。

    毛泽东站在河畔，眼望着情真意切的苏区乡亲，不由得热泪盈眶，挥手告别道：“乡亲们，不要再送了。你们要相信我，我毛泽东一定会打回来的。”这才是：为念乡亲情意重，革命一定要成功。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三回 遵义会议换舵手 四渡赤水出奇兵（

    第七三回遵义会议换舵手四渡赤水出奇兵（上）

    中央红军战略大转移是严格保密的，何时转移、向何处转移均未向各级指战员做出传达和解释。事实上，博古、李德曾数次请示共产国际，但得到的答复却是模棱两可、优柔寡断。直到国民党军队逼近瑞金时，红军无线电队破译了敌人的电报密码，得悉蒋介石将发起战役总攻击。博古、李德闻讯，才匆忙决定放弃苏区，实行转移。但要转移到何处去却心里茫然，毫无主见，致使撤离苏区的行动缺乏准备，极为仓促。幸亏毛泽东、周恩来早有远见，与粤军统帅陈济棠秘密谈判，达成了停战协议，在敌人的“铁桶”防线上打开了一个缺口。

    根据毛泽东的实地调查，在苏区西南方向的封锁线上，敌人部署的兵力并不强，最适合作为战略转移的突破口。中革军委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命令红一军团迅速出击，在敌人的封锁线上撕开一个缺口。红一军团在林彪、聂荣臻的率领下昼夜兼程，飞兵奇袭，在赣县的王母渡到新丰县的新田之间，经过激战，打开了一个五十多里宽的缺口。中央机关和红军大队人马陆续跟进，用了一周的时间，安全通过了国民党军队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

    红军主力继续西行，旬日后进入湘南。由于敌人并不知道红军的突围方向，且地方杂牌军防守不力。红军出其不意，一路冲杀血战，一路大踏步前进，顺利越过了敌人的第二、三道封锁线，进入潇水、湘水流域。

    此时，蒋介石判明了红军西进的意图后，立即部署追剿和堵截。他任命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薛岳、周浑元部，计十七个师尾随追剿；令粤军陈济棠部进至粤、湘、桂边界截击；令桂军白崇禧部五个师于灌阳、全州、兴安至黄沙河一线扼要堵截。蒋介石共调动四十万大军围追堵截，企图将红军消灭在湘江、潇水以东地区。

    长征开始时，毛泽东躺在担架上，与一同患病的张闻天、王稼祥一路同行；反复议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原因，分析日益严峻的局势。毛泽东认为湘南地区党和群众的基础比较好，有利于红军的机动作战，遂向中央提议：“乘国民党各路军队正在调动，追剿军主力薛岳、周浑元两部尚未靠近之时，组织力量反击，寻歼敌军一部，以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红三军团长彭德怀也向中央建议：“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军一部，迫使蒋介石改变部署。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界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

    可惜，博古、李德拒绝了这些建议，一味消极避战，只知盲目逃跑，丧失了一次良好的战机。

    11月25日，中革军委下令，红军从广西全州、兴安之间强渡湘江，突破国民党军队的第四道防线。红军先头部队第二、四师星夜奔袭，抢在敌军到来之前顺利渡过湘江，并控制了界首至脚山铺之间的地域。然而，由于山地崎岖，道路狭窄，后续部队携带辎重、伤病员过多，行动迟缓；中央机关和军委纵队尚未赶到渡口，就遭到刚刚赶来的优势敌军的夹击。敌军在飞机的配合下，向湘江两岸的红军部队发起全面进攻，企图夺取渡河点，围歼红军于湘江两岸。

    数十架敌机低空盘旋，俯冲扫射，频频投弹。湘江两岸弹雨纷呈，人喊马叫，一片鼎沸。大队红军拥在岸边，争先恐后的从几条狭窄的浮桥上强渡。三倍以上的敌军正从两面夹击而来。博古、李德从未经历过如此惨烈的战局，几乎吓傻了眼，不知如何是好。千钧一发之际，军委主席朱德挺身而出，命令林彪率领红一军团向江左、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向江右展开部队，迎头阻击来犯之敌，掩护中央机关和总部过江。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迅速出击，在新圩、古岭头、界首、脚山铺、咸水等战场与敌展开血战。敌机投弹，炮火猛轰，机枪扫射，弹雨倾盆；各战场飞沙走石，烟火弥漫。英勇的红军指战员不怕牺牲，浴血奋战，打退了敌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在死尸堆里、炮弹坑中与敌人反复争夺阵地。军号凄厉，白刃搏击，双方在十余里广阔的战线上搅成一团，硬冲硬拼，打得无比残酷、壮烈。红军虽给敌以重大杀伤，但自己也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湘江两岸，摆满了层层叠叠的尸体，江水奔腾，翻卷着滔滔殷红的血浪。

    空前激烈的阻击战坚持了五个昼夜，中央机关和红军大队拼死渡过了湘江。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奉命撤出阵地，向西延地区撤退。但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和红八军团却因浮桥被敌机炸断，而受阻于湘江东岸；虽经英勇奋战，予敌以重创，但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真个是：血染黄沙土成泥，尸壅湘江水不流。湘江战役，红军损失极其惨重，由八万六千人锐减到三万五千人。

    站在湘江西岸，面对江面上漂浮的密密麻麻的红军尸体，生性冷酷、铁石心肠的林彪忍不住泪如泉涌；性格刚毅、威武顽强的彭德怀忍不住失声痛哭。何以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湘江血战最伤悲，中央红军突重围。五万将士捐生命，纵使铁人也泪垂。

    中央红军主力突破湘江封锁线，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使蒋介石消灭红军于湘江东岸的计划彻底破产。但红军也遭受了空前的惨败，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此时，李德一面唉声叹气，一面诿过于人，粗暴地训斥各级指战员不会打仗。博古感到自己责任重大，一筹莫展，于惊慌失措中与李德商定，命令红军向北前进，企图与湘西境内的红二、六军团会合。

    湘江惨败刺痛了每个指战员的心，部队中怀疑、不满的情绪明显增长，很快达到了顶点，没有人再盲目执行博古和李德的命令，而是开始了公开的抵制。行军途中，几乎每个人都在反问：“第五次反围剿以来，为什么红军迭次失利？现在又为什么濒临绝境？”“谁是葬送苏区的败家子？”

    钟不敲不响，理不辩不明。在无数次的反思、总结、讨论、争辩中，广大指战员逐渐觉醒，认识到了教条主义者的危害；是他们葬送了苏维埃共和国，是他们造成了一连串的失败，是他们排挤了毛泽东的正确指挥。部队中逐渐出现了公开的议论：“毛泽东是正确的，在他的指挥下前三次反围剿每战必胜。”“只有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才是克敌制胜的法宝。”“只有请毛泽东重掌军权，红军才能转危为安。”李德纵有万只手，也难捂住众人口。

    此时，蒋介石已觉察到中央红军主力要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集结了近二十万军队，设置了四道防堵线，阻止红军主力从湘黔边境北上。他频频发出电令，调兵遣将，精心布防。然而，蒋介石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命令全被红军总部的无线电台截获、破译，成了公开的秘密。可笑的是，博古、李德在掌握了敌人的部署后，依然固执己见，强令红军北上，向蒋介石布置好的包围圈里钻。

    又是千钧一发之际，毛泽东不再沉默，他和张闻天、王稼祥商议后，向中央政治局提出建议：“放弃北上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向西挺进，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博古、李德接到建议后大发脾气，但却无人理睬；继而垂头丧气，撒手不管。于是，指挥红军、决定去向的责任全落到了周恩来的肩上。

    周恩来完全赞同毛泽东的建议，在通道县城召集中共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特邀毛泽东列席。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博古、朱德、张闻天、王稼祥、李德等人参加，着重讨论战略性的方向问题。博古、李德不顾敌情变化的客观实际，顽固地坚持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毛泽东据理反驳道：“两个月前，敌人在湘西兵力空虚，应该北上，但却坐失良机。现在敌情有了重大变化，若再北上湘西，将会陷入敌军重围，后果不堪设想。”“根据总部电台破译的敌军电报表明，蒋介石已调集了六倍于我军的兵力，在湘西构筑起四道防线，正张网以待，请君入瓮。敌变我变，此乃起码的军事常识，岂能冥顽不化，自蹈险境。”“我军只有快速西进，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才能有立足之地。”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在发言中坚决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博古见自己高度孤立，不再固执己见。李德因自己的意见被否决而提前退出会场。会议根据多数人的意见，通过了西进贵州的主张。

    然而，争论并没有结束。西进还是北上？红军主力一路前行，高层领导人一路争辩。12月25日，红军攻占了贵州黎平。为了统一思想，明确目标，周恩来召集并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红军的战略行动方向。李德因病未能出席，博古又提出了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老话题。毛泽东主张继续西进，在川、黔边界建立新的根据地。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进军川、黔边界，以遵义为中心，创建新的根据地。

    黎平会议明确了方向，中央红军赢得了战场上的主动权，迅速挥戈西指，不仅打乱了国民党军队的原有部署，而且连战连捷，五天之内又攻克了黄平、镇远两座城池。缴获了大批的枪支弹药、粮食军饷、布匹军装，红军的面貌为之一新，士气极其旺盛，之前的消极、低迷情绪一扫而空。

    1935年元旦，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重申红军在川、黔边地区，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的主张，再次否定博古、李德徐图北上，进军湘西的错误主张，决定红军立刻强渡乌江，攻占遵义，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明确指出：“红军主力渡过乌江后，主要是和蒋介石的主力部队作战，首先消灭其一部，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建立川、黔边新的苏区根据地。”并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和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就在实际上取消了李德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重新任命刘伯承为红军总参谋长，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秘书长。

    与此同时，坐镇南昌行营的蒋介石接到空军侦察报告：“共军进入黔北山区后，突然去向不明”；弄得蒋介石一头雾水，犹豫了半天，批准了追剿军总指挥薛岳的请求，命令第一纵队吴奇伟部集结于贵阳、清镇一带整训、待命；第二纵队周浑元部在乌江南岸集结，对遵义方向警戒、待命。

    敌人停止了追击，真乃天赐良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中央红军抓住时机，迅速渡过乌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扑遵义，经过半天激战，攻克了黔北重镇遵义城。

    在进城的路上，周恩来无限感慨地道：“湘江战役后，我军一路西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事实证明毛泽东同志的主张是正确的。”张闻天道：“毛泽东同志料敌如神。要说打仗，我们不行。要请毛泽东同志重掌军权，他打仗有办法。”朱德道：“红军需要毛泽东，我打心里佩服他。”王稼祥道：“我提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把太上皇轰下台，把教条主义者轰下台。”周恩来道：“我完全同意你们的看法。大家分头准备，闻天同志准备一份总结报告，重点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张闻天道：“好吧，该结束教条主义者的统治了。我们会上见。”

    是夜，周恩来分头通知各政治局委员和军委负责人，认真准备发言材料，开好政治局扩大会议。随后，他又陪同军委主席朱德检查各部队的住宿情况。途中，忽听得红一军团驻地传来阵阵歌声，唱得委婉悠扬，如泣如诉。二人侧耳细听，歌曰：

    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迷路时想你有方向，黑夜里想你照路程；黑夜里想你照路程。

    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困难时想你有力量，胜利时想你最英明；胜利时想你最英明。

 第七四回 重诚信彝海结盟 奋神勇飞夺泸定（

    第七四回重诚信彝海结盟奋神勇飞夺泸定（上）

    话说红军渡过金沙江后，赢得了数日休整的时间。中央政治局乘机在会理城郊召开扩大会议。此时，林彪致信中革军委，认为红军尽走弓背路，不走捷径，会把部队拖垮。他提议：“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总指挥；迅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总结了遵义会议以来的军事形势；在谈到军队问题时，话锋一转，点名批评林彪：“现在有个别指挥员打了几个胜仗，就自认为了不起，老子天下第一，尾巴翘到天上去了。我今天就要批评林彪，他最近提出了‘不走弓背走弓弦’的理论。我们中央和军委领导谁也不是白痴，如果能走弓弦，谁还愿意走弓背。问题是敌人重兵寸步不离、紧紧尾追，能允许我们走弓弦吗？”说着，口气陡然严厉起来，斥责林彪道：“你还在背后散布不利于团结的话，挑拨离间。你太狂妄了。你还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我们只有三万，敌人却有四十万，这个基本事实你不知道吗？兵家斗智不斗力，强敌面前忌蛮干。”

    毛泽东大发脾气，实为罕见；整个会场气氛一下子严肃起来。周恩来接着发言，坚决支持毛泽东，称赞道：“毛主席在危机时刻，采取兜大圈子机动作战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朱德发言道：“兵法云：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之变化而制胜者谓之神。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奇袭金沙江；招招出奇制胜，全是锦囊妙计，敌人乱作一团，我们才得以突出重围。”彭德怀等将领纷纷表示，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林彪也当众表态道：“毛主席批评的对。我还年轻，考虑不周。今后要多向毛主席学习，兵家斗智不斗力，强敌面前忌蛮干。”林彪诚恳接受批评，在后来的作战中勤于动脑、精于智谋，赢得了“常胜将军”的称号。

    会理会议后，中央红军的战略目标是继续北上，进入四川境内，谋求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然而，摆在面前的首要困难却是怎样越过天险大渡河。

    红军前进到泸沽，实则来到了三岔路口。从泸沽到大渡河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条是大路，从泸沽东面翻越小相岭，经越西县城到大树堡；由此渡河，便可直逼雅安，威胁成都。另一条是小路，从泸沽北面到冕宁县城，然后通过大凉山的彝族聚居区，到达大渡河畔；全是崎岖难走的羊肠小道。由于历史上反动统治阶级蓄意制造民族矛盾，长期实行屠杀、掠夺政策，使彝族同胞对汉族人积怨甚深；汉人要想通过彝族聚居区，实为“难于上青天”之畏途。

    蒋介石断定红军不敢走小路。他从贵阳飞抵昆明，亲自布置了大渡河决战方案。他命令薛岳带领的十万大军渡过金沙江，一路穷追不舍。命令四川军阀杨森、刘湘、刘文辉、邓锡侯四部，计二十万人马沿大路节节设防，将大渡河南岸的船只和渡河材料、粮食等物资，悉数收缴，运往北岸；又以重兵封锁雅安渡口，造成南北夹击之势，企图将红军消灭在大渡河以南、金沙江以北的深山峡谷之间。他电告各路将领：“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全军覆没之地，今朱毛红军已进入此崇山峻岭、一线中天、江河阻隔、给养困难之绝境，必步石达开之覆辙无疑。”他命令各部：要“努力作战，建立殊勋，南北夹击，予以聚歼”。蒋介石的算盘何其如意！

    怎样打破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毛泽东和军委领导共同研究，一致认为关键是必须抢在薛岳的追兵到来之前、四川军阀部队尚未布置就绪之时，渡过大渡河，跳出敌人的重兵合围。毛泽东分析道：“蒋介石在大路重兵云集、层层设防；在小路上的防备必然十分薄弱。我们必须避实就虚，出其不意，不走大路走小路，从大凉山的彝族地区穿插过去。为此，需要组建一支先遣队，前去探路，并抢占安顺场渡口。”军委会议决定任命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为先遣队司令员，担当起这一事关前途命运的重任。

    刘伯承，原名刘明昭，四川开县人。生的方脸隆额，剑眉细目，精于文韬武略，革命意志如钢。他出身贫苦农家，幼入私塾求学，饱尝生活艰辛，立志报国救民。辛亥革命时投笔从戎，慨然谓亲友曰：“大丈夫当仗剑拯民于水火，岂顾一己之富贵乎？”旋入蜀军开办之将校学堂，苦读兵法，勤研武略，操守严谨，待人友善。后在护国作战中右眼中弹，不施麻药而忍痛手术，被操刀军医赞为“军神”。北伐战争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因文韬武略超群，调兵遣将有方，被国民政府任命为第十五军军长。遂参加南昌起义，失败后赴苏联学习军事。归来后进入中央苏区，任红军总参谋长，成为毛泽东麾下的一员“儒将”。当此危急存亡之秋，毛泽东临阵点将，任命其为先遣队司令员。

    毛泽东紧急召见刘伯承，授以方略：“先遣队的任务不是打仗，而是借路；这就需要大力宣传我党的民族政策，用政策的感召力与彝族同胞结成友好关系。你们务要说服他们，用和平的办法借道彝民区。只要我们全军模范的执行纪律和党的民族政策，就能取得彝族人民的信任和同情。彝民不会打我们，还会帮助我们通过彝族区，抢先渡过大渡河。”刘伯承道：“事关全军安危，我将竭尽全力，争取彝族人民的支持，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毛泽东又调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担任先遣队政治委员，任命组织部长肖华为群众工作队队长，协助刘伯承率领先遣队火速出发。

    先遣队以红一团为主，另配置群众宣传工作连、工兵连等组成。刘伯承率领先遣队驰出冕宁县城，一路向北，进入群峰耸立、林密路狭的大凉山地区。途中，刘伯承严令部属：“若遇到彝民攻击，要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军令如山，违者必斩。”兵到大桥镇，经过调查研究，得知山上的彝民尚处在奴隶社会，生活极为穷困，但却朴实诚恳；历史偏见极深，但却豪爽仗义。

    工作队很快找好数名向导和担任翻译工作的“通司”。刘伯承向通司了解情况，通司介绍道：“大凉山的彝民分为果基、罗洪、倮伍三支，各有自己的地盘，彼此之间经常打冤家，械斗不休。我们要通过的拖乌地区属于果基家族部落的地盘。果基是该部落的姓氏，又叫沽鸡，其头人名叫果基小叶丹。此人头脑精明，善于交际，性格豪爽，极重义气。”刘伯承道：“我们要从彝区通过，争取小叶丹的支持是关键。”通司建议道：“彝族人最讲究歃血结盟，情同骨肉，刘司令如能和小叶丹结成异性兄弟，就一切都好办了。”刘伯承道：“此意甚好，务要做到。”接着，刘伯承召开连级以上干部会议，详细部署工作，强调道：“全体指战员必须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积极宣传民族平等政策，争取彝族同胞的支持，完成借路北上的任务。”会后，各部立即行动。一夜忙碌，到黎明时分，大桥镇的街道、路旁贴出了宣传布告，其文略曰：

    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日路过此地，尊重彝人风俗。军纪十分严明，不拿一丝一粟；东西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提倡彝汉平等，大家和睦相处；反对剥削压迫，解放弱小民族。愿意帮助彝民，建立自治政府；实现自我管理，翻身当家做主。

    5月22日，在向导和通司的带领下，肖华率领工作队进入茫茫林海，一路前进到额瓦垭山口时，发现树林中有成群结队的彝人出没，并不断发出阵阵呼啸，企图阻止工作队前进。通司一边向彝人喊话，一边带队继续前进。午后三时，工作队来到高原淡水湖——彝海子旁边。突然从身后的额瓦方向传来一阵枪声，附近的丛山密林中迅速涌出成百上千的彝人，个个手舞大刀、簪矛、棍棒，高声吼叫着向红军围拢而来。接着，后面传来消息说：“跟在后面的工兵连因没有武器，所带的工具、器材全被彝人抢光，衣服也被剥尽，被迫退回大桥镇。”肖华立即命令工作队停止前进，模范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准开枪。

    通司不断向彝人喊话、做解释，但却毫无实际效果。工作队处在彝人包围之中，既不能进，也不能退，更不能开枪自卫。突然，从山谷垭口处闪现出数骑人马，飞奔而来。通司认得为首者是小叶丹的叔父果基约达，立即上前联系，说明红军首长要同他谈话。果基约达欣然答应，当即发出一声呼啸，挥散了四面围聚的彝民。

    肖华与果基约达席地而坐，诚恳交谈。肖华道：“我们是红军，是为受压迫的穷人打天下的队伍。我们来到贵地，绝不打扰彝人同胞，只是从此路过。我们的刘司令员统领大队红军随后就到，只是借路北上。”通司翻译、解释后，果基约达道：“你们汉人说话不可信，专门欺压我们彝人。”肖华道：“你误会了。我们汉人分为红汉和白汉两支，就像你们彝人分为黑彝和白彝一样。过去欺压你们的是白汉，是国民党领导的军队。我们是红汉，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我们红军和彝族人民是好兄弟，不会欺压你们的。”果基约达依然半信半疑。肖华进一步解释道：“以前地方军阀、国民党军队来你们彝区，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今天，我们来到贵地，军纪十分严明。刚才，你们的兄弟抢了我们工兵连的工具、衣服；我们的战士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被你们抢夺东西时，一点都不反抗。对吗？”果基约达无言以对，环顾眼前的这支队伍，确实和以往国民党的军队大不一样，顿时消除了疑虑，脸上露出了笑容。肖华道：“我们的刘司令特别讲义气，愿意和你们的头人结为兄弟。”果基约达大喜道：“我立即转告头人。明天就在此地歃血结盟。”肖华道：“好，我们一言为定。”言讫，果基约达翻身上马，带领随从疾驰而去。肖华亦立即派人回报刘伯承、聂荣臻。

    次日，刘伯承快马加鞭，赶到彝海子边。举目四望，浩浩彝海，碧波粼粼；四面群山环抱，万木葱茏。山明水秀风光好，天蓝地绿蹊径幽。只因军情急如火，将军无暇赏美景。须臾，果基小叶丹带领数十名管家、随从飞马来到。小叶丹四十余岁，身材高大，两眼炯炯有神；是个性格耿直、豪爽仗义、见多识广的人。他滚鞍下马，抢到刘伯承面前，摘下裹头帕子，屈膝便拜，道：“果基小叶丹拜见刘司令。”刘伯承急忙上前扶起，道：“大哥，不要这样。”小叶丹道：“我们讲和了，不再打冤家。”刘伯承道：“我们是骨肉兄弟，不是冤家。”小叶丹道：“欢迎红军兄弟来我们彝家做客。”刘伯承道：“我们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为受苦人打天下的。共产党实行彝汉平等，同彝族人民是一家人，自己人不打自己人。我们要团结起来，共同去打国民党军阀。我们胜利以后，还会回来，和大家一同过好生活。”通过通司的翻译，二人顺利达成协议，欣然决定，在彝海子边歃血为盟，结为兄弟。

 第七四回 重诚信彝海结盟 奋神勇飞夺泸定（

    第七四回重诚信彝海结盟奋神勇飞夺泸定（下）

    小叶丹命人找来一只鸡，刘伯承命警卫员从彝海中舀来两碗水，二人杀鸡滴血，以水代酒。按照彝人风俗，先饮者为大哥，后饮者为兄弟，兄弟必须服从大哥。小叶丹敬请刘伯承先饮，刘伯承高高举起酒碗，大声起誓道：“上有天，下有地，顶天立地讲义气。今天，我同果基小叶丹在彝海子边结为兄弟，如有反复，天诛地灭。”誓毕，一饮而尽。果基小叶丹大喜，亦端起酒碗发誓道：“人在干，天在看，神山圣水作证见。我小叶丹同刘司令结为兄弟，愿同生死，如不守约，天谴雷击。”说罢，亦一口喝干。这正是：

    三寸之舌，胜过百万雄兵；肝胆相照，重于九鼎之宝。彝海结盟，架起友谊金桥；民族团结，开通胜利之道。

    接着，刘伯承解下随身佩戴的左轮手枪，当众赠送给小叶丹，又下令将随行工作队的一百多支枪和子弹全部送给彝族同胞。此举让四周围观的彝族同胞大为感动，个个欢呼雀跃，手舞足蹈。小叶丹满含热泪，将自己的坐骑送给刘伯承。情深意重的“彝海结盟”便告完成。何以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自古交友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长征路上精彩处，彝海结盟万年青。

    傍晚，红军先遣队仍然返回大桥镇宿营。刘伯承邀请小叶丹及其随从同赴大桥镇，设宴庆祝结盟成功。红军把街上所有的酒全部买来，又按价付款，收下群众送来的猪、羊肉，大设宴席，开怀畅饮。席间，刘伯承将一面写有“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的红旗授予果基小叶丹，并即席讲话，劝解彝人内部不要打冤家，汉保彝、彝保汉，团结起来打天下。是夜，整个大桥镇灯光通明，篝火旺盛，美酒飘香，欢声雷动；全镇彝汉同胞和红军战士载歌载舞，欢庆友谊之盟。

    次日，红军先遣队在果基小叶丹的带领下，迅速穿过额瓦、彝海子向北前进。沿途山上山下，到处是成群结队的彝族同胞，发出阵阵呼喊，笑逐颜开地欢送红军。走到北山口的喇嘛庙附近，刘伯承与小叶丹依依惜别。小叶丹派出亲信做向导，一路护送刘伯承、聂荣臻和先遣队，直到大渡河边的安顺场。随后，红军大队人马快速跟进，沿着“彝海结盟”的友谊之路，顺利通过了彝族区。尤为可喜的是，在小叶丹的号召下，数千名彝族青年自愿加入红军，愿跟着刘司令去为穷人打天下。

    是夜，刘伯承率领先遣队赶到安顺场渡口，急召老乡而问之，得知敌人已于三天前撤到北岸，烧毁了所有船只。安顺场渡口河面较宽、水流汹涌，对岸的敌军约一个营的兵力。红军必须迅速抢渡，但没有渡船，却成了头号难题。正焦虑间，一位老乡前来报告，他有一条小船，藏在上游数里处，未被敌军烧毁。刘伯承大喜，与聂荣臻、杨得志、肖华等人计议道：“兵贵神速，迟则生变。对岸敌军尚不知我军到来，我们应挑选一批勇士，从上游偷渡过河，打敌人一个冷不防。渡船快速返回，组织第二批战士抢渡，扩大战果，夺取渡口。”议毕，红一团团长杨得志亲自挑选了十八名勇士，飞速偷渡，夜袭敌营，一举夺下渡口。但仅靠一条小船，一次只能载渡十余人，红军大队人马三万有余，何年何月才能渡完？河面宽阔，器材缺乏，时间紧迫，架桥不易，又成了新的难题。

    5月26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抵达安顺场，听取了刘伯承、聂荣臻的汇报，断定乘船、架桥均非良策。会议决定兵分两路，夹河北上，抢占二百里之外的泸定桥。毛泽东命令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红四师渡河后，溯河东岸北上，奔袭泸定城；命令林彪指挥红一军团从安顺场出发，沿河西岸北上，夺取泸定桥，二百四十里路，限两天赶到。林彪受命后，将奔袭夺桥的任务交给红二师四团，向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下令道：“两天之内夺下泸定桥。要不惜一切代价，贻误战机者，军法从事。”

    人是逼出来的；如果没人逼，你就不知道自己有多优秀。身后强敌严相逼，身旁山水险恶逼，逼着红军战士发挥出了身上最优秀的潜能。王开湘、杨成武集合全团战士，经过简短的动员后，如同一支离弦之箭，飞速急进。战士们只带上枪、弹、干粮，扔掉行李和辎重，沿着河岸跑步向前。

    时间就是命令，时间就是胜利。脚下是羊肠小道，蜿蜒曲折，一边是乱石嶙峋的悬崖峭壁，一边是激流汹涌的大渡河水。战士们快步飞奔，不时有人失足跌下河中，被急流卷走。行约六十里，与敌军一个连遭遇，猛打猛冲，歼灭敌军，继续前进。前方是座大山，小路从隘口穿过，敌军约一个营驻守隘口。红四团连冲数次，未能攻克。遂正面佯攻，派出三营翻越峭壁，抄敌后路，两面夹击，全歼守敌，继续前进。午后，天不作美，突然电闪雷鸣，暴雨倾盆，战士们冒雨飞跑；山路崎岖，泥泞湿滑，战士们浑身湿透，依然快步如飞；甚至手脚并用，连滚带爬，复挺身跃起，继续前进。

    入夜，天地漆黑，四野如墨；点起火把，奔跑不息。渴饮凉水，饥餐生米；挥汗如雨，脚步更急。跑，不顾征途苦累；跑，创出人间奇迹。跑，锤炼钢铁意志；跑，时间就是胜利。

    风雨无阻，昼夜兼程；脚步铿锵，所向披靡。在坎坷不平的山路上，奔袭两天两夜，持续长跑二百四十里；英勇的红四团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

    5月29日凌晨，红四团按时赶到了泸定桥头。晨曦之中，桥头石碑上的两行大字依稀可见：“泸定桥边万重山，高峰入云一线天。”泸定桥凌空高悬于峡谷之上，宽约三米，长约百米，然而桥已不成其为桥。从东岸岩石上到西岸岩石上，十三根碗口粗细的铁索依然还在，每边两根做桥栏，底下九根做桥面；但桥面上铺设的木板已被敌人拆走，只剩下光溜溜的九根铁索。桥下是数十丈深的峡谷，乱石突兀，激流飞湍，惊涛搏击，吼声如雷。河东岩石后，便是泸定城，城墙高约两丈，依山而建，西城门洞与泸定桥紧密相连，是唯一的入城之路。守城敌军是川军刘文辉部的一个团，早已在河岸山坡上修筑了防御工事，在城门、桥头布置了机枪火力点。敌军骄横狂妄，依仗天险，有恃无恐，竟然隔河叫嚣：“你们飞过来吧，我们缴枪。”

    没有退路，只能向前。王开湘、杨成武稍一合计，把夺桥的任务交给二连和三连。王开湘下令道：“狭路相逢勇者胜，英雄敢闯鬼门关。二连组成突击队，攀援铁索，冲向桥东；三连随后跟进，铺设桥板。分秒必争，勇往直前。”

    二连长廖大珠一声怒吼，二十二名战士挺身而出，组成突击队。每个队员配置最好的武器：胸挂冲锋枪、背插大刀、腰围十二颗手榴弹。廖大珠带领突击队员俯身于桥头，做好冲锋夺桥姿势。

    全团的军号集中，十多把军号一齐吹响。军号声中，全团的轻重机枪一齐开火，弹雨飞洒东岸，压制敌人的火力。军号声中，全团的神枪手集中到岸边，只要敌军胆敢露头，就让其脑袋开花。军号声中，二十二名突击队员飞身跃起，扑上桥面，足踩铁索，手攀铁索，凌空悬挂，左摇右晃，冒着扑面而来的敌军机枪子弹，一步一步向对岸挪移。三连紧随其后，在桥上铺设木板。

    枪声、号声、喊杀声，响成一片，在峡谷中震荡，在天地间回旋。突击队员手脚并用，以最快的速度在铁索上步步挪移；其机智、威猛、勇敢，让鬼惊神怕，令敌人胆寒。

    ……，距对岸还有八十米，一名突击队员身中数弹，掉下河中，被巨浪吞没。其余队员无人退缩，更无人停步。敌人的子弹打得铁索链铮铮作响，火花四溅。

    ……，距对岸还有五十米，又一名队员中弹牺牲，掉下河中。其余队员神色冷峻，奋力攀援，步步向前。密集的弹雨迎面飞来，在耳畔啸叫，在身边乱穿。

    ……，距对岸剩下二十米，又一名战士负伤失足，掉入激流。弹雨飞洒，火星乱溅，铁索摇晃，步步艰险。死神在身旁徘徊，无常在暗中窥探。突击队员毫不畏惧，手脚并用，一心向前，向前，再向前！

    ……，距对岸仅剩下五米，第四名战士中弹牺牲，落下悬崖。冲在最前面的连长廖大珠咬紧钢牙、怒目圆睁，一手攀住铁索，一手投弹，接连甩出四颗手榴弹，敌人的机枪阵地被炸哑。突击队员乘机加快速度，奋力攀登，陆续跃上桥头，甩出一串串手榴弹，投向敌军阵地、投向城门。

    敌军慌了神，从城中冲出数人，手持铁锹乱挖桥头索基；企图将索基挖断，使红军掉下悬崖。然而，他们刚挖了数锹，即被红军神枪手全部击毙。敌人从城上倒下一桶汽油，引燃熊熊大火，企图将红军战士阻在城外。

    突击队员已全部冲上桥头，廖大珠大吼一声：“冲过去”；带领十八名勇士冲入火墙，冲进城门。一阵手榴弹狂甩，冲锋枪猛扫，击溃了守门敌军，杀向街口。敌人马上组织反扑，双方就在街口激烈厮杀。弹雨纷纷，爆炸声声，街口成了一片火海。敌军死伤一批，又冲上来一批，企图夺回城门，夺回桥头。突击队员依托城头工事，勇猛阻击；冲锋枪喷出条条火蛇，向敌军迎头狂扫；手榴弹频频甩出，落在敌群中开花。敌人的冲锋被打退了三次，街口死尸累累，血流成渠；敌人稍作调整，又玩命地发起了第四次冲锋。突击队员再次投入血战，不料，弹药很快耗尽，敌人成群涌来。红军勇士们抽出大刀，准备与敌人拼死一搏。

    当此千钧一发之际，三连连长王有才率领铺桥的战士冲进城门，用猛烈的火力把反扑的敌人压住。接着，团长王开湘率领后续部队赶到，迅速组织进攻，把敌军打退。红军战士源源不断地扑过桥来，投入战斗，各条街道枪声大作，全城一片喊杀混战。

    斯时也，泸定城如同一个剧烈爆炸的火药库，霹雳交加，电闪雷鸣；烈火熊熊，硝烟滚滚；弹雨纷纷，腥风阵阵。敌我双方舍生忘死，节节厮拼；激战近两个小时，依然胜负难分。

    忽听得一阵激越嘹亮的军号声，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的红一师从东岸及时赶到，如同秋风扫落叶，自城南席卷而来。城中守敌全线崩溃，弃阵逃命，被红军分头追歼，全部消灭。红军占领了泸定城，控制了泸定桥。

    次日，红军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从泸定桥上通过。毛泽东健步走上铁索桥，连声赞叹：“四团打得好，不愧是铁军。”城门前，王开湘、杨成武带领廖大珠和十八名突击队员列队接受检阅。毛泽东与大家一一握手，兴高采烈地道：“事实证明，我不是石达开第二。你们打得好，有勇有谋，中央军委给你们计功，并给予嘉奖。”随后，军团长林彪步行过桥，来到城下，向勇士们宣读了中央军委的嘉奖令，授予二连一面奖旗，给勇士们每人奖励一套军服、一个笔记本。这便是当时红军内部最高级别的奖励，也是长征路上唯一的一次重奖。后人有诗议之曰：

    泸定铁索凌空悬，红军勇闯鬼门关。弹雨扑面挺身上，火海焚骨更向前。热血铸造青春美，激情锤炼斗志坚。献身何曾为名利，英雄浩气冲云天。

    红军胜利渡过大渡河，蒋介石闻讯，如同泄了气的皮球，浑身软瘫，半日无语。回想起在雅安大路上的重重设防、精心部署全部失算，不由得满面羞愧，怒火中烧。继续坐在昆明已毫无意义，他沮丧地钻进飞机，飞到成都。一到成都，蒋介石的满腹怒气顿时发作，立即下令枪毙了两个旅长：一个是负责安顺场而失职的刘兀琮，一个是在泸定城败北的余松林。这才是：自己失算脸发烧，怒杀两个替死鬼。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回 旧王朝退居海岛 新中国宣告成立（

    第一百回 旧王朝退居海岛 新中国宣告成立（上）

    话说人民解放军在突破长江天险、一举攻占南京后，立即展开向江南的大进军；国民党军队几乎是一触即溃，尽力避免作战。原因在于：蒋介石计划收缩主力，准备在西南数省站住脚跟，进行顽抗，并在不利时将大批军队撤往国外。

    4月24日，蒋介石因通宵未眠，头痛欲裂，心烦意乱，遂携杖而出，步入花园中散闷。园中春光明媚，群芳吐艳，莺歌婉啭，燕语呢喃。蒋介石漫步穿行于花径之间，故作轻松之态；脑海里却波涛翻滚，重温红尘旧梦：“想当年黄埔建军，东征平叛，一战成名。挂帅北伐，叱咤风云，风光无限。中原大战，削平群雄，一统河山。攘外耶？安内耶？八年呕心沥血，才盼来抗战胜利。谁料想尔来东北失守，淮海惨败，平津倒戈，半个中国被共匪占有。而今，共匪已经打过长江，占领南京，横扫江南如卷席，金陵春梦转头空。败局已定，惨不忍睹。……，剿匪、剿匪，结果却剿得遍地是匪；戡乱、戡乱，为什么越戡越乱？……”正胡思乱想间，忽听得高墙之外传来一阵朗朗的读书声，却是附近小学在上国文课。蒋介石侧耳细听，又一阵稚气未脱的诵读声随风飘来，钻进耳膜。诵曰：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销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蒋介石听罢，脸色由黄变红，又由红变青，气得两眼冒火，双手握拳，却无处发泄愤怒，直憋得大声狂嗽，咳出一口鲜血。在心里骂道：“娘希匹，这个教书匠如此可恶。”在自己的家乡都有人在看笑话，其他地方就可想而知了，蒋介石倍感伤神：“这是天意，天意啊。窃念家园虽好，却难以久留。看来只有离开故乡，另谋栖身之地。”他匆忙返回屋内，嘱咐长子蒋经国道：“把船准备好，明天我们要走了。”

    次日，蒋介石带着蒋经国拜别先母墓，又登上飞凤山，面对皓皓蓝天，阵阵凉风，滔滔溪水，郁郁松柏；他倍感山河依旧，人事全非，不由得心如刀绞，潸然泪下。下午，蒋介石连父老乡亲都不敢告辞，便带着一行人马登舰起锚，悄然离开溪口，启程前往上海。

    此时，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在陈毅的指挥下，分别沿着京沪公路和京杭国道，向淞沪外围节节迫近。上海市内人心惶惶，军无斗志，党政要员混乱不堪，纷纷谋求退路。汤恩伯按照蒋介石的指示，一面利用大批轮船，不分昼夜的将金银、战略物资抢运东山，一面不遗余力的加强防御工事。

    4月26日，蒋介石抵达上海，立即召开汤恩伯、陈大庆、石觉等人参加的高层军事会议，听取上海的防御计划。汤恩伯报告道：“卑职按照总裁的训示，先后用了四个多月时间，构成外围、主阵、核心三道阵地，建成永久性的碉堡三千多座，半永久性碉堡一万多座。”蒋介石连连赞许，并向众人打气道：“很好，很好。上海是东亚国际大都市，美、英、法等国在上海有巨额投资，利害相关。一旦打起来，美、英、法就会出兵干涉，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上海守军务要坚守半年，等第三次世界大战打响，光复万里河山，易如反掌。”汤恩伯当即表示：“上海防御固若金汤，进攻不敢言胜，防守万无一失。”汤恩伯无德无能、性情暴戾、矫揉造作、军纪败坏，唯一可取之处是一片愚忠，对蒋介石俯首帖耳，惟命是从。蒋介石心知肚明，汤恩伯绝对守不住上海，但却不能当面说破，只能大加赞赏，当众勉励。

    次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文中信口雌黄，把他一手挑起的内战说成是“共产国际对中国的侵略”，号召全国民众积极行动起来，投身于“反侵略、反共产的战争”。他慷慨激昂地宣称：“当此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交，中正愿以在野之身，追随我爱国军民、同胞之后，拥护李代总统暨何院长领导作战，奋斗到底。”他声嘶力竭地呼吁：“一切反侵略、反共产的人们站在一起，精诚团结，集中力量，集中意志，百折不回，奋斗到底。我深信必能克服当前危机，达到最后的胜利。”为了稳定人心，鼓舞士气，他故意以平民的身份在街头亮相，与来往行人交谈，一再表白：“我将留在上海，与官兵同甘苦，与上海共存亡。”蒋经国进谏道：“时局危险，不宜公开露面。”蒋介石严厉斥责道：“危险！你知道，难道我不知道。”他依然故我，在街头召集了一群军校学生训话：“成败在此一举，我们必须用全力来应付危局。”……

    除公开在街头演戏之外，蒋介石在暗中导演了上海大清洗。他指示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凡属有嫌疑的人立即予以逮捕，对张澜、罗隆基等人予以秘密监视。”毛人凤将此罪恶勾当交给上海警察局局长毛森。毛森大开杀戒，紧急逮捕了嫌疑犯三千多人，杀了一千三百多人。

    5月12日，陈毅指挥的第三野战军从三面包围了上海，并向郊区的主阵地发起进攻。炮火连天，弹雨盖地；烽烟四起，战况激烈。蒋介石紧急召开各军长、师长会议，为部下打气道：“共匪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公然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我已让夫人去美国游说，据夫人来电称，美国朝野一致认为，上海战役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起点，美国国会已经通过议案，决定立即参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打响，各位都将成为光复国土的英雄。”“各位将领要抱定与上海共存亡之决心，死守阵地，坚持数日，即可与美军并肩作战，反败为胜，功在党国。”

    尽管蒋介石把牛皮吹的震天响，但其手下的各位将领都知道他的惯用伎俩；离开会场后不是奔赴战场，而是加紧将私财、妻妾、子女向湘江和东山转移。

    经过十多天的血战，解放军已经全面摧毁了外围阵地，逐渐控制了市区。蒋介石所许诺的美国军队不见踪影，上海市内的守军个个如同惊弓之鸟，各党政部门混乱不堪，达官显贵们争相逃命，为争夺飞机、轮船、汽车不惜大打出手，彼此枪战。蒋介石万般无奈，于5月23日下令上海守军总撤退。顷刻之间，二十多万人马，扔掉枪炮、坦克，沿着沪杭铁路、公路狼奔兔窜，疯狂逃命。

    25日，蒋介石垂头丧气地登上“江静号”轮船，匆忙起锚，开往舟山群岛。入夜，他心烦意乱、坐卧不安，又下令从舟山群岛起航，向东山逃跑。

    海风劲吹，巨浪翻滚；“江静号”在茫茫夜色中随浪颠簸。蒋介石站在甲板上，极目眺望大陆；眼前一片漆黑，腹内肝肠寸断，不由得思绪翻腾，唏嘘不已。

    半夜时分，蒋经国手拿斗篷来到甲板上，一边给蒋介石披上斗篷，一边劝慰道：“父亲，海上风大，您回舱休息吧。”蒋介石心不在焉地道：“中国有四亿五千万人口，别的不说，单是吃饭问题就是一个沉重的包袱。我把这个包袱扔给他毛泽东了，谅就他解决不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蒋经国忙道：“是，是，他毛泽东没有这个本事。父亲，夜深了，您回舱休息吧。”蒋介石一边转身回舱，一边告诉儿子：“我们没有失败。我们还有西南八省，胡宗南麾下还有雄兵百万，战将千员。我们先到东山去。努力经营东山，建立反共复兴基地，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准备光复大陆。”事已至此，蒋介石依然念念不忘，盼望着第三次世界大战早日打响。既是聊以自慰，也是自欺欺人；嘴上死不认输，内心无限凄凉。

    5月27日，人民解放军开进上海，东亚大都市宣告解放。捷报飞进北平，毛泽东立即致电祝贺，并任命陈毅为上海军管会主任，负责全面接管上海的政治、军事、经济等项工作。

    6月10日，为了工作方便，毛泽东再次搬家，住进了中南海丰泽园的菊香书屋。他立即主持召开军委会议，与朱德、周恩来、聂荣臻、叶剑英等研究新的作战方略，提出了“先占城市、后占乡村”；“实行大迂回、大包围”；“利用矛盾、各个歼灭敌人”的指导方针。毛泽东认为，南京、上海解放以后，国民党残余军事、政治、经济力量，主要集中在江南、西北和西南的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线上。人民解放军在兵力上现已占有绝对优势，只有把进攻的矛头集中指向各大中城市，才能最快、最有效地消灭敌人，加速胜利的到来。

    针对白崇禧退往广西，胡宗南逃向四川的新情况，毛泽东做出大胆而果断的决定：“对白崇禧及其西南各敌均应采取大迂回的动作，快速插到敌后，先完成大包围，防止敌人从海上逃往国外。然后再回过头来，分别吃掉。”朱德插话道：“胡宗南有四十万人马，是个大饺子，要包好，煮透，才好吃。”周恩来道：“蒋介石现在有两个中心，一个是东山，一个是重庆。他让胡宗南退往四川，完全是别有用心。”毛泽东道：“胡宗南部正向四川撤退，并有向昆明方向撤退的迹象。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胡宗南都在做建都重庆、割据西南的美梦。而欲消灭胡宗南以及川康之敌，必须从南面进军，切断其退路。”

    会议决定：一、命令贺龙率十八、十九兵团从西安、咸阳出发，取道宝鸡，翻越秦岭，拿下汉中，威逼四川。二、命令刘伯承、邓小平率第二、三野战军攻下杭州后，沿东海岸边向西推进，切断西南地区的退路，完成对敌人的大包围。三、命令林彪率第四野战军从南昌出发，向湖南、贵州方向包抄。四、命令彭德怀率第一野战军向兰州、新疆进军。

    在采取军事行动的同时，毛泽东特别重视运用政治手段，争取国民党地方军队的和平起义。他多次致电、致函给国民党地方高级党政负责人，勉励他们适时起义，站到人民方面来。毛泽东委托章士钊专程前往长沙，向程潜转达自己的殷殷期望，说明不咎既往，还将给予礼遇，使程潜坚定了起义的决心，把表示起义的“备忘录”通过关系送给毛泽东。毛泽东阅后，立即复电程潜：“颂云先生勋鉴：备忘录诵悉。先生决心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极为佩慰。先生所提各项意见，均属可行。化戈为犁，造福桑梓；黎民幸甚，湖南幸甚。如遇桂系压迫，先生可权宜处置一切。我已嘱咐林彪将军与贵处妥为联系。”

    程潜收到毛泽东的复电后，极为兴奋，立即召集湖南的军政官员开会，当众宣布：“湖南的问题去年就开始酝酿，由于没有得到毛主席的指示，不敢贸然行动。现在有了这封电报，真是湖南人民的喜讯，喜讯啊！”会上，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长官陈明仁表示担心：“我曾经在四平与林彪的部队血战过一月，共产党不会原谅我的。”程潜道：“放心吧，毛主席胸怀宽广，气度恢宏，能够不弃前嫌，不咎既往。”章士钊道：“陈将军，你的问题，毛主席曾经对我谈过，他说只要你站过来就行，还会受到重用。”陈明仁顾虑顿消，立即表态道：“那好，我愿追随程长官，尽快发动起义。”于是，经过一番准备，程潜、陈明仁等于8月4日在长沙宣布起义。湖南全境不战而克，对加速南方数省的解放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