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重大决策董事长可能还没有能力，但是我们有这个班子。一个企业如果搞个几百万，可能会争，上了亿以后，是为社会服务的问题。
“当时政府的意见是个敏感的问题，它不会明确表态。所以主要由我们的家庭和班子来决定。
“不管多有经验的人，不管你有多大的本事，不稳定也不行。现在看来效果很好。如果不是会会，不稳定的因素来自我的家族。
“李兆会的意见？他应该来接这个班，他也懂道理。”
人物之五：李文杰（李海仓六弟）
在海鑫，只有李文杰与李兆会一样，是“海归派”、新生代，更代表着海鑫的未来。
李海仓的意外离去，加速了这个家中老幺的成长速度，他被以五哥为首的公司管理层确定为“重点培养对象”。李海仓在时，曾有意考验他，他过了关，才开始让他管销售。但我们采访的前一个星期，他已被突击提拔为集团公司副总。
采访李兆会那个晚上，李文杰跟着一起来，我们想问李兆会接任董事长以后的一些感受，话刚出口，他仗着一点未了的酒劲，硬是拦着不让李兆会说话。
“我现在管海鑫所有进出的钱，我一天要喝几顿酒，你们可以知道。但我一定要干好这个企业，为了我哥，为了我这个侄子，为了我三嫂。我现在管原料，我已经保证要两个月内把这个搞好，管不好的话我辞职”。说出这一番话，他紧张的内心似乎得到了一点疏解，在李兆会和众人的“劝说”下，他才有点不情愿地离去。
一、海鑫集团：少帅铁腕新政(6)
一个热心、善良而又冲动的人。
正月十四，李天虎、辛存海、李兆会以及县委书记董鹏翔等人，踏上了离乡的路，正月十五到北京。此行两个目的：一，到北京召开股东会，通过选举，使兆会的接班完成必须的法律程序；二，由公司的核心决策层亲自带李兆会从北京到太原，拜访股东、客户以及各种关系人、关系部门，开始熟悉董事长的“业务”。
2月18日，在北京东三环的兆龙饭店（巧合，还是期盼吉利的选择？），承接了父亲全部资产的22岁的李兆会，经股东会、董事会的先后程序，被全票选举为董事长。
李海仓去世后28天，李兆会正式接班。
接班人
点上一根烟，李兆会面对着从年龄上远远超出他的我们，平静地讲那段对他来说最艰难的经历。陪他进来的辛书记已经悄悄离开了，一直不希望他讲、怕他讲错什么的六叔李文杰，也在他的一句“这件事由我自己来处理，我是成人”之后，带着些担心离去。烟呛得他间歇地咳。讲话时他的头一直微微上扬着，传递出一种让人唏嘘的坚忍，一个刚刚成人的孩子的坚忍。
22岁的李兆会是身在澳洲时接到了家里的电话。几年前他来到澳洲，在这里读完了高中，目前在上大学，已经读了两年。家里的来电说奶奶病了，让他回来一趟。“我很难过。我打电话给母亲，问我奶奶病怎么样。但不知怎么回事，忽然想到父亲，就脱口而出地问了一句：'妈，我爸在哪儿？'，我妈说他在办公室。”母亲的声音很沙哑，李兆会当时以为是为奶奶的病急的。
“我在澳洲这边有一个阿姨，父亲有一些生意给她做，她家跟我住在一个小区里。”接信的当天，她把李兆会从打工的网吧里叫到家，说：“其实你爸爸是很疼你的。最近回国我跟他说你喜欢车，他说你喜欢的话回来可以办一个汽车制造厂。”“我想我奶奶病了你不来安慰我，还不停地提起我爸。我就有一些不好的预感，问她是不是我爸出事了。我跟她讲如果我奶奶病了，我还能接受，如果父亲出事了，我是承受不了的。”阿姨当时很紧张。李兆会看着她的眼睛问是不是。她说没有没有，让李兆会收拾行李，自己则去给他买机票。李兆会提出上网去看看，她骗他说家里网坏了。“当时有个好朋友在身边，我说回我家去看。他说你不用看了，直接去机场吧。”李兆会急了，就打电话给母亲，问父亲在哪儿。母亲说还在公司。他又打给六叔，李文杰说你不要管，回来就行了。“我就想是我父亲出事了。当时想是车祸之类的，躺在医院里。尽量往好的地方想。我跟我朋友讲如果我父亲不在了的话，我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了。我朋友也很害怕。在飞机上想了很多事情，就是不敢往最坏的事情上想，在香港转机的时候，我坐在最后一排，前面两个女孩在看报纸，头版一个大标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李海仓被歹徒打死”一下跳进我眼里，当时脑子一片空白。觉得不可能。可那是香港《华商报》头版头条。空姐过来问我怎么了，我把报纸收起来，眼泪擦干，说“没事，给我一杯咖啡”。下了飞机，我问公司接我的人是不是我爸出事了？他们还说没有。我把报纸拿出来给他们看，当时车里没有一个人说话。我说既然已经出事了，我母亲怎么样？我妹妹（19岁，也在澳洲留学）还没回来，她知道没有？坐在车里时的那种感受，可能成人很难理解，突然父亲不在了，以后怎么办？没有一点主意了。车开回家，一大帮人围上来，把我衣服脱掉，给我换上孝服。我看到“悼念李海仓”的横幅，就真的傻了。我不知道怎么走到父亲灵前的。他们叫我哭我也哭不出来。我跪在那里只说了一句话：爸，我回来了。眼泪才流出来。我一直跪在那儿没起来。脑海里过电影一样想起父亲责骂我，还有一些快乐的事情。有一次我从国外回家，去父亲办公室玩，父亲出差了，服务员说给我看一样东西，我以为她在开玩笑，结果她拿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太累了。是父亲的字。我这一生跟我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太少太少。他太忙了……进家前我擦掉了最后一滴眼泪。我想家里现在就剩下我一个男人了，回家以后我应该安慰母亲，不能让母亲安慰我。我跟她说，你的孩子已经回来了，在你身边。看见她有了一点起色，我把话题转了转：我妹妹就要回来了，如果咱俩都禁不起这个打击，她怎么办？咱俩都不要哭，咱们去安慰她。”
面对记者，李兆会的言辞锋利会让人大吃一惊。他反问记者“你处在我这个位置该怎么想？”他或许讨厌媒体，但是孩子式的冲动和友好最终让他把记者当作了倾诉对象。你能感到这个22岁的年轻人身上的压力。
在澳大利亚上高中大学的经历使他具有了西方人的幽默。对摄影师的摆布无所适从时他向秘书招手：“你来替我。”
一、海鑫集团：少帅铁腕新政(7)
谈到父亲留下的财富他几乎喊出来：那对我是负担！
“很快就想到这些问题：父亲没了，我们这个家该怎么办？公司这么大，又怎么办？当时完全没有考虑作这个董事长，我觉得我没有这个能力。有太多的人比我适合这个角色。当时我很软弱，不想受这份苦，想逃避。我五叔，六叔，辛总，他们虽然跟我父亲有差距，但至少跟我不在同一个层次。
“那天晚上，我在父亲的灵前跪了一夜，想了好多好多的事情，想我今后该对这个家庭尽什么样的责任，该对这个公司尽什么样的责任。那时感觉自己真正从一个男孩转变成一个男人了。之后，很多人都来跟我谈。我听说过分家这样的事情。现在我父亲不在了，我们这个家族不应该出现这样的事。我说我不想做这个董事长，因为我觉得自己现在没有这个能力。不论是给我五叔、六叔还是辛书记，我都同意。而后我们开了三次家庭会议，最后我们当地政府，还有公司核心层，包括我的家里人，都说是不是还是你来扛这个事。我爷爷说，难道我们李家就只出了一个李海仓吗？就他一个人能办企业、能明白事理吗？难道我们就不能把这件事情看清楚吗？我爷爷是很明白事理的人，我跟我爷爷的思想不谋而合，开过几次家庭会议以后，我的几个叔叔他们都接受了，他们都跟我说一句话，我很感动，他们说：自家兄弟嘛，打断骨头还连着筋，我们目前的家产，谁都花不完，不必争这份家产，惟一的前提是怎么把海鑫公司做下去，我们一家人跟当地政府、跟公司的人以及和我父亲合作了半辈子的伙伴，一起把这个企业做下去，渡过这个难关。
“最后决定了由我出面来做。我在国外学习企业管理，但实践工作经验一点都没有，自己心里觉得没底。坦白说，我了解（最终决定让我来做）是为了稳定人心，无论对外界还是对公司员工啊，都有一股凝聚的力量，因为大家对你父亲都很敬佩的，你父亲以前是这个企业的精神领袖，大家都为企业考虑，如果你来做这个董事长，稳定人心是比较好一点，因为不管是谁，大家对你父亲的那份情义，转变到你身上，会跟转变到别人身上不同。李海仓以前是你生前好友，李海仓不在了，对李海仓的这份感情该怎么办？这也是我这两个月来跑北京、跑太原、跑运城，感觉外围环境很好的原因吧。这大概是我父亲的人格魅力吧。叔叔伯伯和阿姨们很帮我，教我怎么去思考问题。
“他们也不是逼我，非要我做这个董事长，他们也要我自己考虑来决定。（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燃起一根烟），我想我作为我父亲的长子，既然这样做对这个企业有利的话，我自己22岁以前无忧无虑地生活，可以啦，人生也就60年，22岁就这样过去已经可以啦，我父亲还有很多未尽的心愿，要我们下一代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