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祖管仲曾经说过‘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四维所说得正是礼、义、廉、耻，与孔子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本质上其实也是一样的。其实，依孤王所看，法儒之争不在于刑，在于法求制，儒求仁，法家讲究以制束民而治天下，而儒家要求帝王以仁教化百姓，其实幼安心中应该清楚，完全以仁教化百姓有可能吗？孤王以为有些人可以教化，有些人却是教化不了的，所以这个时候就有求于法，法的存在使人畏，虽然不一定归于仁化，但至少不会危害其他追求仁义忠孝的百姓。”
复又道：“其实啊，孤王以为儒家所说的治国之道并不能实现天下大治，大汉虽然实施独尊儒家的策略，但结果呢，汉武皇帝还是穷兵黜武，也还用严法治理天下，故孤王不认为单靠儒家就可以治国，法家的思想对儒家而言是一个最好的补充。法家追求法、术、势三者结合，追求废私立公，讲礼仪反礼权，讲定分止争，追求兴功惧暴，讲好利恶害，追求不法古，不循今，这些都是治国之道，如果没有这些，试问天下会是什么样子，汉室历代皇帝，谁没有用这些呢？而幼安所看到的襄阳大治和孤王的《襄阳治略》本质上也都是法家的精髓。故楚地有今天，法家功不可没啊！”
“当然，法儒两家必须要平衡，即不能过于重法，也不能过于重儒，以法儒共定天下，复以法儒共制之，彼此制衡，使大汉的律法即不重刑，也不过于重礼权，使商人趋之以利，使军政官员趋之以功，然又以儒学劝之，使其知孝忠，再以道家规劝百姓守法重道，休生养息，安国定邦，这才是孤王所要的治国之学。”
管宁沉默良久，道：“既然殿下如此决议，臣苦谏无功，身为下臣，只能为殿下推广之，但愿殿下所说的治国之学确实能够治理天下！”
胡昭喜道：“若有管先生推广三家平衡共治的策略，那天下学士必信之！”
刘协道：“如果幼安自己不信服，说于他人，他人又岂能信服。”
管宁道：“我祖效力于齐桓公，虽广有功绩，实则忽视了两点，法制定之时不考虑民的想法，又过于强调法的威吓，故虽可立一时之功，难保千秋，以致齐国之败，而李斯又导致了秦朝之败啊！”
刘协微微颔首，道：“儒、法、道三家制衡共治，正是要取各家长处，相互弥补，新的法家将由刘巴主力推介，将法的威吓作用改为人之道，追求法是一种帝王和百姓都认同的规矩，而不是简单的法制，以道家的学说劝诫百姓不要犯法，新法、道两家的论点都认为法的恒变性，就是说法的存在是因时而变的，只有最适应当今人之道的法才是合理的。孤王希望幼安作好新儒家的改良，融入商道，对于利国仁忠的商士尊为儒商，将只顾私利的商人视为不仁不义之人；法家纳兵道，除重刑之苛，亦采纳天人合一，万物守道的法；而道家纳入医道，排除丹学，这样一来，三家就可以相互融合，互不冲突，虽略有制衡，亦对天下有利！”
管宁道：“愿从殿下之言，臣近日必定重订讲义，不再独尊儒术，求与法、道共融，望殿下谨记今日存善去弊之言，日后不可过于重法重法，亦不能弃儒学！”
刘协宽慰他道：“幼安权且放心，孤王必谨记之，三家制衡，各取长者，使天下大治！”
在管宁接受儒、法、道三家制衡共治的思想后，刘协对推广这种思想也更加富有信心，同时安排糜竺在商道中要首尊儒家，称自己为儒商，令张机将医道融于道家，而兵道则归于法家分支，讲究以儒约商，以法治军，以道释医。
刘协也清楚，最困难得还是将商融入新儒学中，这不仅是商人单方面愿意就可以的，实际上儒学大士有谁不藐视商人的，只是刘协折中制衡诠释，认为儒家的重农的本质不是如何鼓励农的发展，而是要实现农的薄税至无的境界，要令天下百姓务农者少纳税，就必须依靠商人进行补贴和维持。
也许，数百年内都不能完全实现百姓务农无需纳税的重农目标，但将其定位新儒家的核心梦想，就一定会有无数的学士为了这个目标而奋斗下去，甚至不惜大力发展商业。
刘协打算在这一次百家讲坛正式提出自己的治国学说——三家制衡说和强国本策——以儒约商，以法治军，以道释医。
这绝对会影响一起更大的风暴，究竟会遇到多少阻力，刘协自己就不清楚了，但一定比上次的内政风暴更加强大。
第八卷南北风云第六章襄阳盛会
初泰十一年秋，九月初九，万众期待的襄阳盛会终于拉开了帷幕，从七月底就有学士和商人前往襄阳准备参加开始，到了九月初，整个襄阳城猛然增加了近十万流动人口，为整个襄阳都带来了蓬勃的商机。
第一天的百家讲坛由水镜学府总祭司马徵首先开讲，司马徵主讲先秦百家，既是示意百家讲坛的寓意，也在讲坛中点评儒、法、道、兵、纵横、阴阳、墨、农等诸家之长处和短处，为刘协准备的三家制衡说做个铺垫。
诸葛亮坐在首排，听着司马徵的讲述和点评，心中涌生敬意，为自己不能从学水镜先生而遗憾。
在司马徵之后，庞德公和黄承彦所讲的也各有千秋，但无一不将重点放在论证先秦诸家各有优长之处上，南方楚地学术界早就在刮回归春秋百家共鸣的风，而诸葛亮和很多北方来的学士则罕听如此详论，心中都敏感的怀疑楚地是否又要大改风气，推行百家共鸣的学术环境。
在黄承彦主讲的时候，诸葛亮忽然发现身后不远处坐着一名女子，葛衣素袍，貌虽不扬，但眼中神色闪烁，听的很是入神。
待听到“民之治在于其好利恶害”时，女子柔眉微皱，仿佛在仔细思考黄承彦正在讲的《韩非子》。诸葛亮暗暗称奇，《韩非子》不流于世多年，楚地的女子竟然也能听下去，心中大为感叹，忍不住走到女子身边，小声将黄承彦正讲的《韩非子》这部分，只言片语般将核心意思点拨出来。
女子微微称谢，道：“小女子黄氏，名月英，家父正是开坛之师黄承彦，且谢先生点拨！”复道：“家父所论的‘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这段话我懂，然不知‘时宜而治不易治乱者’，望先生再点拨一二！”
诸葛亮更奇之，施礼道：“后进末学诸葛亮，表字孔明，汝南许子将之门生。方才黄小姐所问的，亮并非精通，然略知一二，秦有丞相商鞅，曾言法之策在于‘不法古，不循今’，后韩非子纳其言，故有‘时宜而治不易治乱者’一说，寓意法的制定不应该学古代，也不需要遵循现在实施的，要适合今天的坏境才算适宜，而只有通过适宜的法治理天下，才容易制住乱者。”
黄月英续问道：“何为乱者？”
诸葛亮道：“先秦诸家，互有交融，韩非子师于荀子，而荀子虽为儒宗，却取纳道家精髓，认为天人之道皆有礼法，故人当遵之，若遵即为守，不遵则为乱，此与老子的无为和有为之说相通，亦可视同乱即老子的有为说，韩非子亦从荀子之言，将有为者示为乱，即违背天人之道者为乱！”
黄月英对诸葛亮敬佩有交，道：“先生博学不逊我父，若出仕必扬名天下，为世人敬服，亦能造福苍生！”
诸葛亮道：“亮不才，今已为朝廷三公之司徒尔！”
黄月英面色不喜，乃道：“楚民素来不知北方之官，方才失礼了！”转身而去，不再理睬诸葛亮，令诸葛亮心中倍感遗憾，念念不忘，再寻之，已然不见踪影。
待百家讲坛举行过半，其后诸讲皆不是诸葛亮能够听得，而鉴文会也结束了，诸葛亮便决定辞行北归，临行前特意拜访黄承彦，黄承彦虽然知道他是朝廷三公，如今南北不和，不宜过于深交，然知其才华出众，故见之，与其交谈三日，颇为欣赏，复于诸葛亮道：“公之才，治不逊于文若，兵不输于元直，不效力楚地，此乃楚王之憾事，亦公之失。”
诸葛亮感谢黄承彦的称赞，道：“事已至此，虽心中甚憾，但无悔意。若日后兵戎相见，侥幸胜楚王，必留一路令楚王安然归荆楚。”
黄承彦甚谢之，诸葛亮亦不便久留，寻机与黄月英小谈片刻后，便在亲兵护卫下，离开襄阳回归北方，刘备惟恐刘协半路下手害之，在南阳城外亲率大军恭候，令诸葛亮感激不已。
在诸葛亮离开之后，百家讲坛终于由于管宁的开坛而进入高潮，代表整个南方儒家学说的顶峰人物突然转口宣扬楚王的三家制衡说，令大部分仍然在维护独尊儒术的学士们大感震惊，亦宣告楚地反对三家制衡说的主要力量——襄阳经学院开始倒戈迎向刘协的制衡派，实力相对较弱的江南经学院和西南经学院更没有办法形成反对势力。
三家制衡说在楚地隐约已经成为学士的主要流派，这种顺利让刘协感到奇怪，仔细想想在东汉末年之后，由于尊儒的汉室衰落，儒家的地位确实不断下降，中国历史上每逢乱世则特别重法家，一旦乱世平定之后又开始重视道家。
在历史上的三国时期，诸葛亮手抄申不害、韩非子和管仲的文章给刘禅弟兄学习，刘备自己也嘱咐刘禅学习诸子百家和《商君书》，而曹操的不拘一格用人和氏族发展策略也是对传统儒家的反叛，甚至连孔融写《汝颖优劣论》中更具有反对当今政权的精神在其中，是当时主流儒士逐渐摆脱传统儒家学说束缚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