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国子来到巴比伦前，国子监都会统一发放各种军备物资，大汉正规军的制式铠甲、战马、弓弩、刀剑，根据大汉子民身份，在二十八州之外，他们也享有向帝国军备台各地驻所购买防卫武器军备的权利。
具有严格自律精神的年轻帝国国子们，很自然的通过对话和赈济的方式，迅速在这里取得了生存的权利，他们乐善好施的从道性，使周围的小部落受益匪浅，在麦稻盈胜又没有地方销售的情况下，国子们将多余的粮食集中在一起，运到最穷困的小绿洲，去救济他们，并且拒绝接受回报，在他们看来，这是道教的乐善好施行为，如果收取了回报，这就是贸易，本来应该获得的功德也没有了，当然，赈济和免费提供医疗服务的时候，国子们也积极向小部落游说到市镇参与贸易的好处。
良好的阿拉伯马、动物毛皮、土特产都是当地居民和大汉子民们贸易的主要物品，而黄金白银自然可以从集市中购买到更多的东西，除了黄金白银，汉币也迅速成为整个巴比伦半岛的主要贸易道具，以色列、叙利亚、菲力士和各个周边小王国都放弃自我铸币的想法，一律采取以黄金、白银为抵押，向大汉帝国中央银行巴比伦分行申请汉币代铸印量的方法，由大汉帝国统一为他们代铸汉币，做为他们本国货币发行。
最令刘协感到满足的是大量罗马人把金币存放到大汉帝国在巴比伦省的东方银社苏格拉底分社，而以色列等国的建设贷款量也愈加增多。
在这种富国强民的示范作用下，除以色列之外的叙利亚等国都逐渐正式归附到道教之下，在国内大力推动道教的宣传，做为一个对百姓拥有强大约束力，使人民遵守法律、道德，善于自律，热衷崇尚自然的宗教，道教对于国家管理和建设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从巴比伦省的情况中，刘协也感受到了大汉帝国的希望，虽然在世族之间，还有很多黑暗的陋点，但国民已经壮大了，他们勇敢、自律、强壮、自信，有了这些新一代的年轻人，刘协总算对自己有了一个交待——几十年的圣人般的痛苦生涯总算没有白过，辛劳和汗水终于得到了自己需要的回报。
也因为这些年轻人，刘协开始反省，大汉帝国和中华文明是否一定要像欧洲开拓过程中的那种野蛮一样，或许大汉帝国和汉民已经理解了开拓的重要性，但他们的开拓还是那么的温和，或许这才是大汉的本质特征，在将儒家那些保守、内闭的恶瘤般的思想去除掉后，大汉人终于回归了春秋强秦时代的风范，回归了最初的进取、活跃、乐观、开放、强健。
在新道教思想的引导下，他们更学会了自律、守法、健康、乐善，讲究社会公德和社会基本责任感。
在重商主义思潮的引导下，他们喜爱用贸易去制造财富，通过一种和平稳定的发式积累自己的财富。
在学院培养的主旨下，他们理性、科学、相信医疗，相信教育。
在驻防军身涯的锻炼下，他们弓马娴熟，勇敢、果断，坚强。
刘协意识到，大汉帝国的开拓方式必须要这些人的特征相结合，商社在暴利的诱惑下确实走向了掠夺，但大汉帝国的子民却没有，他们仍然喜欢和他人和平相处，通过和平的方式获得利益，但也敢于保护自己的利益和财富。
最明显的区别，这些年轻人也拥有不少佣工，但和商社不一样，他们会给佣工雇金，为他们创作一些还算不错的生活条件，帮助这些佣工融入汉文化，信仰道教，甚至为他们购买下女佣工，帮助他们在自己拥有的永久租赁地内成家立业；而商社只会采纳大量的商军来维系自己对佣工的绝对统治权利，没有薪水、恶劣的生活环境，没有婚嫁。
根本的原因还是道教的精神，劝人从善，讲究和谐宁静，讲究积极上进又要顺其自然，不以非法手段获取利益。
做为忠诚的道教信徒，大汉帝国的子民们并没有和刘协想象的那般充满暴力并向往暴利润，而是自然的获取利润，并且将贸易和教育视为财富的根源，这一切都得益于他们自己的经历，没有道教和道教提供的医疗、教育的公益服务，他们都只是一些在田间放牛的普通人，有了道教，他们就有信仰，有了约束和方向。
确实，拥有这样的国民是一件非常值得自傲的事情，但帝国的征伐和开拓，也必须围绕着这些国民开展，因为这些子民的存在，帝国不可能完全走向掠夺，而是在一片土地上寻找最合适的空间，移民开拓，形成一个和谐的贸易空间，诱导周边产生自由贸易的习惯，而移民地也向外推广汉文化，为周边的发展提供动力，依靠周边的同时发展，进一步得到收益。
通过这种推广和开拓，或许大汉帝国可以减少太多动用武力的机会。
同样，有些事情也不能完全忽视，宗教和文化之间的冲突，譬如犹太教和道教之间的冲突也时而发生，虽然犹太人是依靠大汉帝国建立自己的独立政权，但也无法忍受自己周边和境内到处都是宣扬道教的教众，周边少数民族的发展过程中，也会意识到汉民抢占了最优良的土地。
第十卷四海征伐第三十六章罗马之鹰
摆脱纯粹的民族民粹主义心态，不得不承认，由于历史的发展，尤其是华夏漠北蛮族的荒蛮统治，希腊文明对后代世界的影响力远远超过同时代的华夏文明，而希腊文明的源头正是巴比伦文明。
我们惊叹于希腊文明的悠久和他的遗迹，我们惋惜无法寻找到华夏文明公元两千年前和巴比伦文明相提并论的城市，但这不是说我们的文明从商代开始，实际上仅依靠古迹和城邦来概括文明的高度，这是错误的理论。
首先我们去巡视巴比伦文明和华夏文明的不同之处，巴比伦文明的起源地是林木并不茂盛，而石材广阔的两河流域，河水泛滥，普通建筑容易摧垮，所以在巴比伦古文明中，我们经常可以发现很多雄伟的遗迹，而另一个方面，华夏文明的起源却是石材稀少，林木丰盛的平原之地和黄河中下游，这就是华夏文明建筑中大量采用木材的原因。
两个文明的发源地的不同，确定了两个文明在建筑风格上的不同，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途径不同，可以断定夏朝是一个以木式结构为主体，以夯土地基为基础的城邦，他和巴比伦、埃及这样缺乏树木的文明，大量采用石材为建筑主材的文明相比，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地理气候、军事等环境的变化，城邦的迁移非常频繁，因为木材为主要建筑材料的文明在城邦建设上更为容易。
另外一个方面，华夏文明和巴比伦文明的双起源不同，华夏文明的整片领域内，由于生存环境的优越性。他所呈现的是非常多的不同文明的融合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最终造成了华夏文明拥有两百一十七地都城的结果，仅仅是夏朝可以记录的都城迁移就有八次。实际都城有七处，这种大规模而频繁地迁都，最终导致了华夏文明在都城建设规模和遗迹的保留存在一个弱点。但这不表明华夏文明的高度和范围就低于巴比伦文明，实际上，即使没有这些城邦，华夏文明依靠远古文字还是保存了下来，到了商朝，我们已经拥有了成熟的文字，按照巴比伦文明发展出现成熟文字，向上推演，华夏文明的最早期出现城邦和文字的历史绝对远远早于夏朝，要知道。任何一种成熟文字的发展都至少需要数千年的城邦生活模式。
至于西方世界和少数民族败类认为华夏文明在四大古文明中，起源时间段最晚，这绝对是错误的。一个高度文明精髓和水平的商朝决不可能是从天而降，在他之前的历史没有三千年是无法积累到一种成熟的文字的，在所有已知古文明中，商朝地甲骨文是最成熟和完善，涉及到了各个方面。并且最终演化为汉字，在相同时代的古巴比伦国，仍然没有这样成熟的文字。
同样，华夏文明的起源祖先决不可能比古巴比伦人更聪明，最终形成这样的文字。其间地艰难和历史必然是用文字无法表达和记载的艰辛和漫长。
华夏文明的起源也绝不是从漠北南下黄河，恰恰相反，它是从长江流域到黄河流域，随着水稻文明败落给粟黍文明，最终在黄河流域形成了华夏民族，而随着气候逐渐变暖又冷，粟黍文明最终败给水稻文明，华夏民族的中心又从黄河流域走向南方的长江流域。
刘协有理由相信，正如希腊文明起源于巴比伦文明一样，在华夏这片土地上，华夏文明之前，在长江流域肯定还有一个更早更辉煌的文明，是她诱发引导了华夏文明。
也就是说，中国和西方的历史学观点，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甚至是无可原谅的错误，那就是华夏文明的起始绝对不是黄河流域，而是长江流域，只是最终在黄河流域形成华夏文明为主体的中华文明。
浙江河姆渡遗址，这里出土了七千年前的人工栽培水稻。湖南城头山遗址，这里出现了六千年前的古城、六千年前的祭坛和六千五百年前的水稻田。在洞庭湖区域，还发现了距今八千年至九千年前的人工水稻。这些都可以说明长江流域的一些文明因素比黄河流域要早。
在巴比伦城前，刘协忽然意识到自己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没有做，那就是华夏文明的追本溯源的考古工作。
这件事情一定要做，他决心在回到大汉之后，就开展这些论证和寻找工作，找到那些遗迹，合理地进行勘查，不追求将华夏文明的起源向前延伸，首先在今天史料充足的基础上，也要寻找到夏朝的都城，至于传说中的那些都城和遗迹，也要进行仔细的搜查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