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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是南边的洋兵往北调,这可是万万不能大意的事!”

    “这……,”庆王答说:“得问荣禄,奴才对军务不在行,不敢妄奏。”

    “那么,荣禄你看呢?”

    “奴才正留意着呢!”荣禄答说:“上海倒是有几条外国兵船往北开。不过,游弋操练,也是常有的事。奴才只看它船多不多,是不是几国合齐了来?如果不是,就不要紧!”

    “到底是不是呢?先不弄清楚,等看明白情势不妙,那时再想办法可就晚了。”

    “是!”荣禄故意沉吟了一下,“不过,回老佛爷的话,预先想法子也很难。洋人拿立大阿哥就是皇上要退位作借口,咱们又不能给人画把刀,说皇上一定不会退位。若是有个法子,让洋人知道,深宫上慈下孝,谁也挑拨离间不了,也许倒死了心了。可是,这也不能明说,一落痕迹,反为不妙!”

    “不落痕迹呢?可有什么法子?”

    “是!”

    在这荣禄有意沉默之际,庆王突然开口:“奴才倒有个法子!皇太后慈恩,那天交代,皇上明年三旬万寿,应举庆典。听说军机处怕事无前例,容易引起误会,奏请暂缓颁旨。如今正不妨仍旧颁懿旨,想来皇上孝顺,一定谦辞。这么一道懿旨,一道上谕,先后明发,不就看出来上慈下孝了吗?”

    “是吗?”慈禧不以为然,“这么做法,一望而知想遮人耳目。”

    “那,那就真个举行庆典。”

    “不!”一直不曾开口的皇帝,似乎忍不住了,“皇太后有这个恩典,我也不敢当,不必举行一切典礼,连升殿的礼仪也可以免。”

    “典礼可免,开恩科似不宜免。”荣禄急转直下地说:“奴才斗胆请旨,明年皇上三旬万寿,特开庆榜。庆典虽不举行,‘花衣’仍旧要穿。”

    对于荣禄所提出来的这个结论,慈禧太后入耳便知道其中的作用。皇帝的整生日,如果要举行庆典,当然就少不了开恩科,尤其此时而行此举,名为“嘉惠士林”,实在是收买民心,安抚清议的上策。

    不过,新君登基,照例亦须加开恩科。如果皇帝三旬寿辰,其他庆典皆废,独开庆榜,亦容易为人误会,是一种明为祝嘏,暗实贺新的移花接木手法。若有一道庆寿穿花衣的上谕,便可消除了这一层可能会发生的误会。

    所谓“花衣”是蟒袍补服,国有大庆,前三后四穿七大蟒袍,名为“花衣期”。在此期内,照例不准奏报凶闻,如大员病故、请旨正法之类。慈禧太后心想,这一庆贺的举动,惠而不费,而有此一诏,至少可以让天下臣民知道,在明年六月二十六皇帝生日之前,决不会被废。这一来起码有半年的耳根清静,到下半年看情形再说,是可进可退很稳当的做法。因而欣然同意,决定在十二月二十八、二十九两天,交代军机照办。

    二十八那天,是钦奉懿旨:“皇帝三旬万寿,应行典礼,着各该衙门查例具奏。”到了二十九那天,皇帝亲口指示:“明年三旬寿辰,一切典礼都不必举行。”当然也就不必查例了。刚毅心想,话是两个人说,意思是慈禧太后一个人的,既有前一天的懿旨,何以又假皇帝之口,出尔反尔?正在琢磨之时,慈禧太后开口了。

    “皇帝明年三十岁整生日,不愿铺张。不过恩科仍旧要开。庚子本来有正科乡试,改到后年举行。辛丑正科会试,改到壬寅年举行。”

    “是!”领枢的礼王世铎答应着。

    “还有!皇帝明年生日前后,仍旧穿花衣七天。”

    “是!”

    “还有,各省督抚、将军,明年不准奏请进京祝寿。”慈禧太后又说:“这四道旨意,都算是皇帝的上谕。”

    等退了下来,刚毅将倚为心腹的赵舒翘邀到僻处,悄悄说道:“事情好奇怪啊!太后一桩一桩交代,连正科改恩科、恩科往后推,都想得周周全全,这是胸有成竹啊!谁给出的主意呢?”

    “是的,必是先有人替太后筹划妥当了。我还听说,上海电报局总办有个电报给庆王,请为代奏,皇上千万不可退位。

    此事千真万确!“

    “那,怎么不拿电报出来大家看呢?你去问,”刚毅推一推赵舒翘,“你兼着总署的差使,这样的大事,老庆怎么可以不告诉同官?”

    “好!我去请教庆王。”

    一去扑个空,庆王到端王府商量紧要公事去了。

    ※※※这天端王宴客。陪客都比主客煊赫,而且早都到了,在书房中闲聊。话题集中在主客——卸任山东巡抚毓贤与他在山东的作为上面。

    毓贤字佐臣,是个汉军旗人,籍隶内务府正黄旗。监生出身,捐了个知府到山东候补,署理过曹州府。曹州民风强悍,一向多盗,而毓贤即以“会捉强盗”出名。府衙照墙下十二架“站笼”,几乎没有空的时候。可是曹州百姓知道,在站笼中奄奄一息的“强盗”,十之八九是安分良民。无奈上宪都以为毓贤是清官,也是能员,象这样的官儿,平时总不免狠些。所以尽管怨声载道,而毓贤却是由署理而实授、升臬台、署藩司,官符如火,十年之间,做到署理江宁将军。

    甲午战争以后,民教相仇,愈演愈烈,尤其是山东,“教案”闹得最凶。事实上杀“教民”的亦可以说是教民,正邪不同而已。河北、山东一带,白莲教亘千余年而不绝,大致治世则隐,乱世则显。乾隆三十九年,山东寿张教民王伦,以治病练拳号召徒党起事,由此演变为“三省教匪之役”,自嘉庆元年大举会剿,至九年九月班师,而余党仍在,到嘉庆十八年复有喋血宫门的“林清之变”,山东、河南都有响应,虽然只两个月的工夫,就已平压下去,可是邪教始终在贪官酷吏横行之处,暗暗传布,俟机而发。凡是信“西教”的,因为门户之见,权利之争,更如水火不相容,所以白莲教余党最多的地方,亦就是“教案”迭起,最难调停的地方。

    白莲教的支派极多,有一小股名为“大刀会”,光绪二十三年十月里,在山东杀了两个德国传教士。德国提出交涉,要求将山东巡抚李秉衡革职。继任的就是毓贤。谁知毓贤的袒护,更甚于李秉衡,于是而有山东平原朱红灯之举。

    朱红灯这一派称为“义和会”,起源于白莲教所衍化的八卦教。八卦教分为八派,其中势力最大的两派是“乾字拳”与“坎字拳”,林清即属于坎字拳。乾字拳为离卦教的余党,离为火,所以衣饰尚红。朱红灯这个名字,一望而知属于离卦教,为了遮官府的耳目,改了个冠冕堂皇的名字:“义和会”,又称“义和拳”。

    当朱红灯在光绪二十五年秋天闹事时,廷议分为两派:一派主抚,一派主剿。主抚的认为仇教即是义民,理当慰抚;主剿则认为此辈是乾嘉年间,屡见于上谕的“教匪”,聚众作乱,扰害地方,应该切实剿治。荣禄与袁世凯都是如此看法,兵权在握,不理载漪、徐桐、刚毅之流的主张,由袁世凯派总兵姜桂题,带领武卫右军一万一千人,进驻山东与河北交界的德州。不久,由袁世凯的堂兄候补知府袁世敦进兵平原,将朱红灯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

    无奈义和拳中颇有高人,见此光景,赶紧打出一面旗子,四个大字:“扶清灭洋”。于是毓贤庇护义和拳更觉师出有名。为义和拳改名“义和团”,准许使用“毓”字黄旗,俨然是他的嫡系部队了。

    这一来办理教案的平原知县蒋楷与进兵有功的袁世敦,必然要倒霉,朝廷听信了毓贤的片面之词,下了一道上谕:“蒋楷办事谬妄,几酿大祸,即行革职,永不叙用。营官袁世敦,行为孟浪,纵勇扰民,一并革职。”了解真相的,都为蒋楷、袁世敦不平,但没有人敢出头替他们伸冤。

    反是旁观的洋人,觉得有说话的必要。当然,民教相仇,烧教堂、杀教民,在华传教的洋人,惴惴自危,亦不能不请他们的公使保护。于是,由美国驻华公使康格为头,约集各国公使到总理衙门,面递照会,要求中国政府制止山东义和拳作乱。

    一个多月的工夫,康格提出了五件照会,最后一件照会提出之时,正在蒋楷革职,及朱红灯打出“毓”字旗以后,康格认为事态严重,所以在提出照会的同时,要求与总理大臣面谈。

    奉庆王之命接见康格的这位总理大臣,名叫袁昶。他是浙江桐庐人,字爽秋,光绪二年的进士,不但博学多才,而且久任总理衙门的章京,熟谙洋务,是很得各国公使尊敬的一位对手。

    透过译员的传达,康格询问四次照会的结果,袁昶答道:“中国政府并无意与洋人为难。一再告诫地方官,务须秉公办理,这有上谕可资查考的。至于民教相仇,由来已久。地方莠民,固有假借名义,与教民冲突的情事。可是,所谓教民,亦难保没有倚仗洋人的势力,横行不法的。朝廷只问是否良民,不问是否教民,如果是安分守己的良民,当然在保护之列,否则,虽是教民亦不能姑息。”

    “中国政府如果持这样的态度,我们当然很满意,可是各省的地方官,并非如此。他们的行为与中国政府完全相反。请问,中国政府如何处置?”

    “当然依照法令,加以处罚。”

    “然则,象山东巡抚毓贤,公然袒护义和拳,又怎么说?”

    “不会的!”袁昶明知他所言不虚,但决不能承认,所以断然答说:“决无此事!”

    康格不答,从皮包中取出两张照片来给袁昶看。一张上面是个义和拳的头目,头戴风帽,手执大刀,两旁两个喽罗,各持一面大旗,旗上有字,约略可辨,一面是“天龙”二字,一面只有一个“毓”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