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满的。”
“昨天满的，”徐桐越发声色俱厉，“何以不回京销假？”
有个编修叫严修，字范荪，天津人，是徐桐会试的门生，忍不住开口：“老师，黄慎之已经回京了。听说昨晚上有义和团到他家，说是‘庄王请黄状元有话谈’，不由分说，架着就走，至今下落不明。请老师作主。”
徐桐愣了一下，方始明白，黄思永好谈洋务，为义和团当作“二毛子”，架到庄王府，神前焚表，吉凶难卜。心想：“这是他自作自受，何能为他作主？”
于是想了一下，用训饬的语气答道：“既知到庄王府，怎么又说下落不明？你少管闲事！”
“老师！这个闲事，你老可不能不管！也是你老的门生，奉命出差，路上让义和团抢劫一空，狼狈不堪。”严修抗声说道：“这样下去，不待外敌，先自倾其国了。”
“是何言欤！”徐桐勃然变色，“你倒是说的谁？”
“骆公骕.”
此人亦是一位状元，名叫骆成骧，四川资州人。他是光绪二十一年乙未的状元，亦是徐桐会试的门生。殿试的名次本来列为第三，应该是探花，由于他的策论中有两句话：“君忧臣辱；君辱臣死”，而其时正当甲午大败之后，皇帝感时抚事，认为骆成骧血性过人，特地亲手拔置第一，照例授职翰林院修撰。
这年庚子，子午卯酉，大比之年，骆成骧放了贵州主考。乡试主考，照例边远省分最先放，骆成骧从京里动身时，义和团已经闹得很厉害了，见启秀辞行时，启秀告诉他说：“等你回京复命时，京里就没有洋人了。”那知洋人犹在，他的行囊资斧却没有了。
听严修说罢经过，徐桐将脸一沉，“范荪，”他摆出教训的神色：“读书明理，凡事不可不细加考察。义民忠勇奋发，向不贪财，否则会遭神谴，这明明是莠民假冒义和团干的好事！”
严修还想争，他的一个同年曹福元拦住他说：“算了，算了！骆公骕不过财去身安，刘葆真连条命都送在‘莠民’手里了！”
“莠民”是假意避忌的说法，其实也是义和团。被杀的刘葆真，名叫刘可毅，江苏常州人，光绪十八年的会元。此人精研麻衣相法，自道额有恶纹，恐有横死之厄，而偏偏会试揭晓，玻璃厂卖“红录”，曾将他的名字错刻为“刘可杀”。
这个传遍九城的新闻，将刘可毅会试夺元的满怀喜悦，冲得一干二净，而且忧心忡忡，寝食难安。等殿试已过，点了翰林，心里便在想，词臣不会犯杀头的罪名，只有科场舞弊，如咸丰八年戊午科场案，纵非有心，亦难免有绑赴菜市口的可能。因此，每逢点考官，他人唯恐不得，独独刘可毅相反。本来，想派充考官难，不想当考官很容易，翰林点考官，须先经过一次考试，名为“考差”，如果不应考差，根本就不会点考官。可是，穷翰林举债，都以“得了考差还”作为保证，如果根本不应考差，债主问一句：“拿什么来还？”便无词以对。所以刘可毅考差照样参加，只是下笔草草，不望取录。从入翰林以来，八年之中连个顺天乡试的房考官都没有当过。
到了五月里，义和团由近畿蔓延到京城，刘可毅一看势头不妙，找个借口，请假回籍，想躲过这场劫难。那知冤家路狭，在潞河遇见一个无意之中所结的仇人。刘可毅未中进士以前，在一个亲戚家当西席，有个厨子勾搭上了一个丫头，幽会时为刘可毅撞个正着，一时多事，告诉了居停，厨子被逐，因而结怨。不想十年以后，这个厨子当了义和团的大师兄，一见刘可毅，自然不肯放过，劫持以去，下落不明。又有一说，是遇害了，“可杀”竟成恶谶。
听得刘可毅故事，清秘堂中，惨然不欢，徐桐却板起脸来说：“这是咎由自取！夷人欺凌，神人共愤，不赴君父之难，只想独善其身，真是枉读了圣贤书！”
“不过，老师，”曹福元说：“‘莠民’冒充义和团横行不法，也该严办才是！”
“那当然要严办，我要面奏皇太后，请再降严旨。不过，‘福者祸所倚，祸者福所倚’，祸福无门，唯人自召，诸君只要存心光明正大，不投机，不取巧，虽在危城，亦必蒙神佑。”他摇头晃脑地加了两句：“勉之哉，勉之哉！”接着，便起身走了。
出了镶黄旗官学，轿子抬往西华门，这是目前唯一的入宫之路，盘查甚严。徐桐是赏了“朝马”的，通行无阻，轿子横越禁城，直到宁寿宫前，“递牌子”要见慈禧太后。
※※※太后正在召见庆王与荣禄，谈的虽是战局，但由近及远，北起关外，南到江浙，亦等于综观全局。
近的先谈东交民巷使馆区，“董福祥要大炮，我看，”慈禧太后说：“似乎不能不给他了！”
“不是奴才不给，有一层不能不顾虑。”荣禄是早就防到慈禧太后有此主张，预先想好了一个万驳不倒的理由：“大炮必得架在正阳门或者崇文门城垛子上，居高临下，打出去才管用，不过由南往北，大炮不长眼睛，怕打了堂子，怎么得了？”
一听这话，慈禧太后悚然而惊。“堂子”对汉人而言，是个绝不许阑入的禁地，就是旗人，除非是天潢贵胄，或者在内务府当差而主管祭祀的官员，亦无由得窥其究竟。因为如此，便有些离奇的传说，道是堂子中所祭的是明朝名将邓子龙。
明朝万历年间，日本丰臣秀吉征朝鲜，明朝因为成祖的生母碽妃是朝鲜人，外家有难，理当援救。邓子龙在万历二十六年，以副总兵的官衔，领水师从陈璘东征，与朝鲜统制使李舜臣共当先锋。年逾七十的老将，身先士卒，锐不可当，以致在釜山以南的海面阵亡。
其时清太祖已经起兵，据说常微服至辽东观察形势，有一次为明朝东征的士兵所擒，解送到邓子龙那里，一见投缘，私下放他出境。为了报答这番大恩，特为设祭。所以京城里的人，提起堂子，都叫它“邓将军庙”。
又一说邓子龙为国捐躯，残而为神，在辽东的皮岛上有他的庙。有一次太祖出战不利，危急万分，迫不得已在邓子龙庙祷求神佑，结果竟得脱险，因而在辽阳立庙，每年元旦首先祭邓将军，如或怠慢误时，邓将军就会在宫中显灵。
这此说法，真相如何，已无可究诘，不过，堂子为皇帝家祭之所，祭事之郑重，过于南郊祭天。犹如后妃不入太庙，慈禧太后亦没有到过堂子，只是一提起堂子，便有懔惧之感。
尤其有大征伐必祭堂子，如今在用兵之时，倘或堂子被毁，神失凭依，更何能庇佑三军？
因此慈禧太后连连摇手：“算了，算了！那可动不得！”
“是。”荣禄答说：“堂子就在御河桥东，靠近翰林院，甘军烧翰林院，没有波及堂子，真是祖宗有灵。如果落一两个炮弹在那里，奴才是管大炮的，可是万死不足以蔽其辜了。”慈禧太后皱着眉点头：“我可就不明白了！”她说，“就那么巴掌大的一块地方，难道真的攻不下来？”
荣禄不答，只拿眼睛往旁边瞄了一下。受了暗示的庆王奕劻便即说道：“洋人是‘困兽犹斗’，甘军呢，是‘投鼠忌器’，就譬如堂子要保护，打仗就是一个牵制。皇太后、皇上圣明，就把使馆拿下来，也是胜之不武！各国传说开去，也不是件有面子的事！”
“要怎么样才有面子？”慈禧太后忽然激动了：“别说洋人，南边各省也看不起朝廷。
不过，也难怪，连京城里自己的地方都收不回来，怎么能教人看得起。“
“回皇太后的话，南边各省……。”
“你别替他们说话了！”慈禧太后打断荣禄的话：“你看，三令五申，催各省调兵解饷，有理这个碴儿的没有？”
于是慈禧太后从咸丰八年英法联军内犯说起，历数几次京师有警，只要一纸诏令，各省督抚或者亲自领兵赴援，或者多方筹饷接济。这一次根本之地的危急，过于咸丰八年，但应诏勤王的，只有山东巡抚袁世凯所派的一支兵，以及江苏巡抚鹿传霖晋京来共患难。至于催饷的上谕，视如无物，根本不理。抚今追昔，慈禧太后对朝廷威信的失坠，颇有痛心疾首的模样。
其实就是袁世凯与鹿传霖，也还不是尊重朝廷，只是买荣禄的面子。袁世凯领武卫五军之一，且为荣禄所提拔，当然不能不听指挥，鹿传霖与荣禄则别有渊源。荣禄的岳父，已故武英殿大学士灵桂，是鹿传霖的老师，本为世交，及至荣禄为宝鋆、翁同龢所排挤，外放西安将军时，鹿传霖正当陕西巡抚，对侘傺无聊的荣禄，颇为礼遇，因而结成至交。这些都是慈禧太后所了解的，一想起来，更觉得荣禄毕竟与他人不同。而今如说朝中还有能为督抚忌惮的大臣，怕也就只有荣禄一个人了。
就这一念之转，慈禧太后觉得不宜再对荣禄多加责备，自己将胸中的一团火气压一压，平心静气地问道：“李鸿章到底是什么意思？”
对李鸿章，已经三次电旨催促，迅即来京。而李鸿章始终表示，只身赴难，无裨大局。
如果要谈和，第一、要保护各国公使；第二、要自己剿捕拳匪。换句话说，这就是李鸿章进京的条件，做不到这两点，他是不会离开广州的。
如果据实而陈，慈禧太后必以为是李鸿章挟制朝廷，又挑起她刚平息下去的火气。所以荣禄向庆王看了一眼，取得默契以后，方始答说：“用人之际，要请皇太后、皇上格外优容。奴才在想，如果调李鸿章回北洋，催他上任，他也就无可推托了。”
“莫非，”慈禧太后问说：“他是拿这个来要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