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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无法坚持,李鸿章只得委屈,以期打开僵局。事先以书面联络,约定九月二十四会晤,到了那天清晨,李鸿章由副都统荫昌陪同,坐轿到了西苑门。由此到太液池西、紫光阁南,作为慈禧太后寝宫的仪銮殿,还有好长一段路,而李鸿章坚持下轿步行,从人纷纷相劝,置之不顾,他说:“纵或乘舆在外,体制不可不顾。”

    走到仪銮殿,花了将近三刻钟,气喘吁吁,面无人色。不过,瓦德西倒很客气,仪队从东向的宝光门摆起,一直排到南向的景福门,瓦德西在来薰门外迎接,进了门,就是仪銮殿,延入东面的多福斋见礼。

    他们是在德国京城的旧识,透过荫昌的翻译,有长长一段的寒暄,李鸿章问到有“铁血宰相”之称的俾斯麦,德皇与皇后,伦洛熙王爵,现任的首相褒洛夫伯爵,以及瓦德西的老师,德国名将毛奇的后人。然后又问瓦德西本人及他的僚属,最后的话题一转,问起联军的动向。

    “我听说联军打算开到张家口?”李鸿章问。

    “不!”瓦德西答说:“不过长城为止。听说那里有许多中国军队。”

    “如果有,也只是为了弹压地方。”

    “保定府亦有许多中国官军。不幸地,这些军队并不剿除拳匪。”

    “可是,”李鸿章针锋相对地答说:“亦并不与西洋人为难。”

    “中国官军没有纪律的很多,北方的民众都不能原谅他们。”

    “我想,这是道路流言,并不确实。”

    “如果贵大臣能够担保,中国官军不与联军冲突,我一定不会再派兵到各处。”

    李鸿章乘机说道:“联军现在究竟占据了那些地方,我还不知道。”

    这意思是说,必须先知道联军所占的地方,才可以约束官兵注意避免冲突。瓦德西当即表示,愿意送李鸿章一张记明联军屯驻地点的地图。

    然后,瓦德西问起两宫的消息,又问如何通电。李鸿章告诉他说:“由北京到上海,转汉口到西安。”

    “贵国皇太后、皇帝,应该早日回京为宜。”

    “是的。贵国大皇帝,亦曾以此相劝。不过,”李鸿章答说:“皇上有点胆怯。”

    刚谈到这里,庆王奕劻也到了。他跟瓦德西是第一次见面,便由李鸿章引见。握手以后,庆王开口先说:“我想跟贵统帅缔交,已有好些日子了。”

    瓦德西亦表示久已仰慕。接着庆王大谈德国亨利亲王访华,相共游宴的情形,适与李鸿章大谈在德故人的用意相同,都是“套交情”。

    岂知瓦德西老练非凡,交情是交情,公事是公事,连李鸿章要求发一张与中国官军联络,通过联军防区的护照,都不能同意。庆王与李鸿章此来,除了一张联军占领区的地图以外,一无所获。

    李鸿章的烦恼犹不止此,他还怀着一个鬼胎。东三省的局势,越来越糟,这个鬼胎已有掩藏不住之势,一旦败露,即令不至于成为张荫桓第二,首领不保,但身败名裂,是可以预见的。

    原来甲午战后,朝中重臣及有权的督抚,都主联俄拒日,于是光绪二十二年春天,李鸿章奉派以庆贺俄皇加冕专使的身分,带着大批随员与他的通洋文的长子李经方,到了彼得堡,签下一份“中俄密约”。李鸿章此行,踌躇满志,向人夸耀:“从此至少可保二十年无事!”

    这份“可保二十年无事”——二十年之内,不怕日本侵略的“中俄密约”,一共六条,主旨是两国共同防日,而条件是“当开战时,如遇紧要之时,中国所有口岸,均准俄国兵船驶入”。这犹在其次,最主要的一款是准俄国在黑龙江、吉林接造铁路,以达海参崴。密约中又记明,这条铁路由设在上海的华俄道胜银行承办经理。

    这条铁路,后来定名为中东铁路,由华俄道胜银行出面建造。其中特为拨出一笔经费,总数三百万卢布,约合一百五十万美元,准备分三次致送李鸿章。第一笔一百万卢布,是在光绪二十三年春天,由华俄道胜银行总办吴克托穆王爵,在北京当面交给李鸿章的。

    到了这年冬天,俄国因为德国占领胶州,便出兵占领了旅顺、大连。交涉结果,俄国非强租旅大不可。这个交涉中国方面是由李鸿章与张荫桓所承办,俄国方面,仍为一直主持对华交涉、与李鸿章关系极其密切的财政大臣威德所经手。为了怕夜长梦多,希望早日签约,威德指定驻华代办巴布罗夫,向李、张二人各致一份重礼,总值七十五万卢布。

    这一次义和团之乱,俄国除了一面派兵在大沽口登陆,参加联军以外,一面借口东三省亦有义和团,派兵入侵,八月初六攻占黑龙江省城,将军寿山服毒自杀。八月二十九侵入吉林省城,将军长顺,束手降敌。这已经使得李鸿章深感不安了,而最糟糕的是,闰八月初八,俄军攻入沈阳以后,盛京将军增祺在李鸿章与瓦德西相晤的四天之前,签订了一份以俄文为准的“奉天交地暂约”,一共九款。如照此约实行,奉天等于成了俄国的属地。消息传到北京,李鸿章心惊肉跳,当夜就病倒了。

    西安行在,自亦放不过增祺,电旨严斥“着即革职,饬令回京”,下一步当然是“废暂约”的交涉,为李鸿章更添一大棘手之事。

    在这时候,华俄道胜银行的总办,吴克托穆王爵,悄悄到了北京,住在贤良寺,作为李鸿章的上宾。看起来,这是为他增加了声势,其实,来得很不是时候。

    原来李鸿章对外办交涉,最怕的一件事就是“合而谋我”,所以未入京以前,就已决定了策略,务必拆散各国,以便于个别操纵。当然,这非从俄国方面下手不可,在上海就曾与吴克托穆商量过,因而他一到京,便有俄国首先撤兵之举,俄国的公使古尔斯,并曾一度离京,作为对李鸿章的声援。可是,各国并不想步俄国的后尘,也看出李鸿章所耍的一套把戏,猜疑日深,反成隔阂。

    如今吴克托穆潜居贤良寺,并引起各国之忌。载漪等人闯的大祸,牵涉十一国之多,派兵的亦有八国,尽管俄国异调独弹,步骤不一,而影响极微,该提的条件,还是照提不误。

    开议的主要条件,还是在惩凶。这一次提出来两个人,一个在朝廷无所顾惜,一个却不能不有所顾忌。

    无所顾惜的毓贤,有所顾忌的董福祥。手握重兵的悍将,逼急了变生肘腋,真可有覆国之祸。因此,西安行在从慈禧太后到刚抵达的荣禄无不忧心忡忡。

    不但李鸿章与奕劻,根据各国公使的意见,电奏朝廷,认董福祥是主要的祸首,而且隐约谏劝,不可容荣禄袒护其人,而且刘坤一、张之洞亦一再有电报到西安,说是英法外交官先后表示,毓贤、董福祥必置诸重典。如果董福祥一时不能严惩,务必设法夺去他的兵权,撵得远远地,方能释各国之疑。

    正当朝廷疑难焦忧之际,李鸿章又有奏报,说各国已“另备哀的美敦照书,祸将莫测”。同时又密电荣禄,说京中谣言,刘坤一、张之洞将被撤任,倘有此举,将引起各国极大的反感,和议根本无望。

    于是在荣禄主持之下,发了两道密电:一道是辟谣,亦即等于提供保证,刘、张二人,决不会调动,另外一道,说是“毓贤将置重典”,不过“懿亲不得加刑”,是拿毓贤来换载漪等人的命。至于董福祥,当然只有缓缓图之。

    过了慈禧太后的万寿,终于下了一道上谕:“甘肃提督董福祥,从前在本省办理回务,历著战功,自调来京后,不谙中外情形,于朝廷讲信修睦之道,未能仰体,遇事致多卤莽。

    本应予以严惩,姑念甘肃地方紧要,该提督人地尚属相宜,着从宽革职留任。其所部各军,现已裁撤五千五百人,仍着带领亲军数营,剋日驰回甘肃,扼要设防,以观后效。“

    这样处置董福祥,对各国公使总算有了交代。同时和约的草案大纲,亦由各国磋商定案,通知奕劻、李鸿章两位全权大臣准备开议,附带有一番声明。

    声明中说,各国明知条款苛刻,但亦是中国政府咎由自取。将来条款送到中国政府,不可有一字之驳。如果愿意接受,则自奉旨之日起,战事即算结束,军费的赔偿,亦以此日为止截之期而结算。否则,各国联军基于军事上的考虑,有所行动,后果十分严重。

    这自然是恫吓,但不受就不能开议。所以奕劻、李鸿章密电行在备案。定于十一月初一在西班牙公使馆开议。

    事先,西班牙公使有一个照会,以“廨宇狭隘,座位无多”为理由,限制中国方面的“来宾”,不得超过十个人。两全权大臣及英、法、德、日、俄五名翻译以外,另外只能带三个随员。奕劻与李鸿章商量,决定只带两个人,一个是陈夔龙,一个户部侍郎那桐。

    到了那一天,贤良寺传出活来,李鸿章病势加重,不能出席和议。延期势不可能,只好由奕劻带着陈夔龙、那桐赴会。宾主相向一揖,亦无寒暄,随即由西班牙公使葛络干,朗诵和约大纲,一共是十二条:一、戕害德使一事,由中国派亲王专使,往德谢罪,并于被害处,树立铭碑。

    二、严惩祸首,其戕害凌虐各国人民之城镇,五年内停止科考。

    三、戕害日本书记生事,须用优荣之典,以谢日本政府。

    四、于污渎发掘各国人民坟墓之处,建立碣碑。

    五、军火及专为制造军火之材料,不准运入中国。

    六、赔补外人及为外人执事之华人身家财产所受损失。

    七、各国驻兵护卫使馆。

    八、北京至海边须留出畅行通道。大沽炮台,一律削平。

    九、由各国驻兵留守通道。

    十、张贴永禁军民人等仇视各国之谕旨。

    十一、修改通商行船各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