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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堂,”于式枚问:“是不是要请庆王先过一过目?”

    “为什么?”李鸿章忽然又发脾气了,“他事事掣肘,专听日本小鬼的话,不必理他!”

    这顿脾气,发得于式枚心里很难过。李鸿章的“中堂脾气”是出了名的,于式枚相从多年,司空见惯,而况又非对他而发,更无须介意。他难过的是,李鸿章的“中堂脾气”,向不乱发,甚至以发脾气作为一种亲昵的表示。北洋与淮军中很有人知道他的脾气,他喜欢用一句合肥土话骂人:“好好搞你娘的!”若有人得他此一骂,升官发财就大有望了!

    然而,如今不同了!李鸿章郁怒在心,肝火特旺,常常忍不住大发一顿脾气,八旬老翁,何堪常此喜怒无常?于式枚感到难过的是,怕李鸿章的大限不远。

    十八电报到达西安,军机处连鹿传霖自己在内,都知道“若再好勇斗狠,必有性命之忧”这句话,是对他而发的。其实,鹿传霖自己又何尝不知道,既无可战之兵,亦无可战之饷,连纸上谈兵的资格都不够。不过,慷慨激昂,究不失为沽名钓誉最方便的法子。如今官到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只要循分供职,善自养生,再有三五年,何愁不能“大拜”?这样一想,自然心平气和,觉得就算发一套慷慨激昂的议论,亦无味得很。

    而况眼前便有一大难关,第一年的赔款连摊付利息二千二百万两,在西历明年正月初一,亦即华历十一月二十二,即须付足,为期不过三个月,如何筹措这笔巨款?大是难事。

    经过多次会商,就开源节流两大端去用工夫,首先想到的是虎神营、骁骑营、护军营,当初为了整军经武打洋人,在载漪力争之下,自光绪二十五年起。加补津贴,年需一百四十余万两银子。如今吃了败仗,偃武修文,准备“变通政治”,这笔津贴,当然可裁。

    此外,神机营、步军营添练兵丁的口分,以及满汉官员、八旗兵丁额外加发的“米折”,凡是戊戌政变以后,打算跟洋人周旋到底,为了激励士气而额外增拨的津贴及“恩饷”,一律裁减。每年可省出来三百万两银子。

    其次是南洋、海防、江防、各省水陆练勇以及旧制绿营的各项费用“率多事涉虚糜”,而且经此大败,足见“难期实济”,一律酌加裁减。不过所省减费用的确数无法计算,估计至多亦不过三百万两。节流所得,至多不过每年赔款的七分之二,其余大数,要靠开源。

    难题来了!不管广东新开办的房捐、盐斤加征、“土药”、茶、糖、烟、酒从重加税,怎么样算也算不出一千几百万银子的额外款项来!

    为此曾屡屡集议,但闻一片嗟叹之声,细帐越算越心烦,最后只有出之于摊派一途,按省分大小、财力多寡,负担最重的,自然是江苏,派到二百五十万两;其次是四川,二百二十万两;再次是广东,二百万两,以下浙江、江西各一百四十万两;然后湖北、安徽等省。以次递减,最贫瘠的贵州,亦派到二十万两。上谕中特别说明,开源节流各条办法,“有与该省未能相宜及窒碍难行之处,各该督抚均有理财之责,自可因时制宜,量为变通,并准就地设法,另行筹措”,暗示只要凑足数目,什么法子都可以用。但必须“如期汇解,不得短少迟延,致有贻误。”而紧接着又有句话:“倘期限已届,而短少尚多,即惟各督抚是问。”换句话说,是有个折扣在里头。倘或各省摊派,照额收足,而有必须开支的用途,亦可截留一小部分。

    ※※※吃过月饼,从行宫到京官的寄寓,都在捆扎行李,准备回京,只见满街的车马伕子。偏偏西安官场又来个全班更动,因为陕西巡抚升允奉旨特派为前路粮台,由藩司李绍芬护理巡抚印信,由荣禄幕府中外放的臬司樊增祥署理藩司,于是粮道署臬司,西安府升署粮道,另外再派人署西安府,交卸上任,道喜谋差,忙上忙下,大概从唐朝以来,一千多年之中,这个关中名城就从没有这么热闹过。

    启銮期近,乘舆出东门还是南门,发生了争议。照路程来说,应该出东门,但有人以为大驾必自北而南,朝廷体制攸关,而且“南方旺气,向明而治”,所以必出南门。这一来多费周折,光是出城这一段路程要加出两倍,而辇道加铺黄土,亦颇费事,所以议论不定,最后是请慈禧太后裁决。不用说,体制犹在其次,取旺气,讨吉利最要紧,面谕军机大臣:“出南门,绕赴东关,在八仙庵拈香打尖后再走。”

    最先走的是二班军机章京,前一天启程,赶到阌乡,准备接替头班军机章京办事。第二天八月二十四,天色未明,军机、御前、六部、九卿及西安全城文武,均已齐集行宫伺候,当行李登车时,两宫循例召见了军机大臣,方始升舆。辰初三刻,前导马队先行,接着是太监,然后是领侍卫内大臣开路,静鞭之响,黄轿出宫,头一乘是皇帝,第二乘是慈禧太后,第三乘是皇后,第四乘是瑾妃,都挂起了轿帘,不禁臣民遥瞻,惟有第五乘黄轿的轿帘是放下的,内中坐的是大阿哥。

    黄轿之后便是以军机大臣为首的扈从大员,随后是各衙门的档案车辆。首尾相接,一直到十点才过完。

    一路上家家香花,户户灯彩,跪送大驾,到得南关,地方耆老,献上黄缎万民伞九把。

    然后绕向东门外,在八仙庵拈香打尖。饭罢即行,迤逦向东偏北而行,跸道两旁,又是一番气象,只见无数官儿,匆匆赶路。原来升允先期传谕,文官佐杂,武官千把以下,在十里铺恭送,逾此以上的文武官员,在灞桥恭送。另外派人点验,无故不到者查取职名,停委两年。所以衣冠趋跄,十分热闹。

    一过灞桥,轿马都快了,三点多钟。头一天驻跸的骊山宫在望了。

    此处已是临潼县该管。但打前站的吴永竟未找到临潼县令,再看供应,亦全未预备,不由得困扰而着急,抓住管行宫的一名典史,厉声问道:“夏大老爷呢?误了皇差是何罪名,莫非他不知道?”

    “吴大人,”那典史哭丧着脸说:“你老别问了,我们都还在找他呢!”

    “到底怎么回事?”

    那典史迟疑了一会,毅然决然地说:“我也不怕得罪人,说吧!”

    原来临潼的县官夏良材,本来是个候补知县,只为是藩司李绍芬的湖北同乡,夤缘而得临时派委署理。此人在西安多年,难得派到一个差使,实在穷怕了。所以这趟得了这个署缺,存心不良,有意拿他的七品前程,作个孤注之掷。

    办皇差照例可以摊派,但除非在膏腴之地而又善于搜刮,否则千乘万骑,需索多端,没有一个不焦头烂额的。所贪图的只是平安应付过去,将来叙劳绩时,靠得住可以升官。夏良材本非良材,不过颇有自知之明,就升了官也干不出什么名堂来,吃尽辛苦,还闹一身亏空,何苦来哉?所以心一横摊派了两万七千银子,死死地捏在手里,丝毫不肯放松。这一来,自然什么预备都谈不上了。

    听得有这样荒谬的情事,吴永既疑且骇。心里在想,反正有升允在,不妨静以观变。

    谁知果如那典史所说,夏良材真个避匿不出,升允一到,看见这般光景,急得跳脚。但亦只能勉力敷衍了行宫中的御膳,竟连王公大臣亦顾不得了。于是只听得到处是咬牙切齿的诅咒声。若非怕惊了驾会获重咎,侍卫与太监都要闹事了!

    第二天一早启驾,新丰打尖,零口镇驻跸,供应依旧草率异常,入夜殿上竟无灯烛。而夏良材总算让升允找到了!“好啊!夏大老爷!”升允气得发抖,“从古到今,你这个县官是独一份,真正让我大开眼界!”

    “良材该死!不过死不瞑目。”夏良材哭丧着脸说:“实在是连日王公大臣的护卫随从,一班来、一班去,要这样,要那样,不由分说,把预备的东西抢光了。第二天再预备,还是抢光。地方太苦,时间仓促,实在没法子再预备了。”

    “你说的是真话?”

    “不敢撒谎。”

    “你倒说,是那些王公大臣的护卫随从,敢抢为两宫预备的供应?”

    “官卑职小,不认识,而况来的人又多。”夏良材答说:“横竖县里总是革职的了,求大人不必再问了吧!”

    “哼!”升允冷笑,“你以为丢了官儿就没事了?没那么便宜。”

    说完,升允将袖子一甩,连端茶碗送客的礼节都不顾,起身往里就走。夏良材如逢大赦似地,踉跄退出,仍旧躲在一个幕友的寓处,只待两宫一启銮,随即打点行李,靠那两万多银子回湖北吃老米饭去了。

    升允那知他是怎样的打算?想起还该责成他办差,却又找不到人了。升允这一气非同小可!一面连夜缮折,预备第二天一早呈递,一面派人四下找夏良材,牙齿咬得格格响地在盘算,要怎么样收拾得他讨饶,才能解恨。

    结果找了半夜也没有找到夏良材,而荣禄却派人来找升允了。一见面就问:“镇里可有好大夫?”

    升允抬头一望,只见荣禄满面深忧,眼眶中隐隐有泪光,不由得惊问:“是……?”

    “小儿高烧不退,偏偏又在这种地方。唉!”

    升允知道荣禄只有独子,名叫纶庆,字少华,生得颖慧异常,只是年少体弱。如今忽发高烧,看来病势不轻,就怕这零口镇没有好医生。

    这样想着,也替荣禄着急,无暇多问,匆匆说道:“我马上去找。”

    医生倒有,不是什么名医,病急也就无从选择,急急请了去为纶庆诊脉。时已三更,转眼之间,便得预备启驾,升允无法久陪,急急赶到宫门伺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