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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句子写得皇帝与珍妃生死缠绵,看在慈禧太后眼中,自然不会舒服,说不定会替皇帝找来麻烦。

    最大胆的是“姑恶声声啼苦竹,子规夜夜叫苍梧”这一联。庆王清清楚楚地记得苏东坡诗中的注,说“姑恶”是水鸟之名,习俗相传,有妇人受婆婆的虐待,死而化为水鸟,鸣声听来似“姑恶”二字,因而以此为名。慈禧太后与珍妃不就是婆媳?如此率直指斥,是大不敬的罪名,如果懿旨着令曾广钧“明白回奏”,只怕不是革职所能了事的。

    因此这十二首诗,庆王决计留下来,可是只进呈朱孝臧一首词,似乎有敷衍塞责的意味,亦颇不妥。想来想去,只好派人再去看鲍心增,说是好歹再觅一两首来。

    鲍心增居然又抄来两词一诗。词牌叫做“金明池”咏的是荷花,一首是朱孝臧所作,另一首具名“鹜翁”,可就不知道是谁了?

    遍询左右,尽皆不知此翁何许人?少不得还要再去请教鲍心增。就这扰攘之际,袁世凯又来拜访,请进来相见,庆王将这天慈禧太后两番召见的经过,约略相告,同时也诉说了他所遭遇的困扰。

    “王爷早不跟我说。”袁世凯微笑答道:“这种诗词,要多少有多少。”

    “那好啊!”庆王很高兴地,“拜托多抄几首来,我好交差。”

    “是!明天一早送来。”袁世凯略想一想说:“不但曾重伯的那十二首诗用不得,朱疆村的那首词,什么‘飞霜金井’、‘恩怨无端’,措词亦很不妥当,请王爷不必往上呈,免得多生是非。”

    “是的!只要另外有比较妥当的文字,能够敷衍得过去,这首词当然可以不用。”

    “包管妥当。”

    是揣摩着慈禧太后的心理,临时找擅词章的幕友赶出来的“应制”之作,自然不会不妥当,不独“姑恶”的意味绝不会有,连“金井”的字样亦极力避免。好在天子多情,美人命薄,光是在这八个字之中,就可以找到无数诗材词料,而其事又与明皇入蜀,差可比附,取一部洪昇的《长生殿》来翻一翻,套袭成句,方便之至。

    其中有一首香山乐府体的长歌,却颇费过一番心血,作用在于取悦于慈禧太后,所以独弹异调,以谴责珍妃弄权为主。

    但最后一段笔掀波澜,忽然大赞珍妃,说联军进京,她不及随扈,投井殉国,贞烈可风。殁而为神,一定会在冥冥中呵护两宫。

    对于这一结,庆王深为满意,也很佩服,更觉高兴,因为在慈禧太后面前,足可以交差了。

    果然,第二天一早送了上去,慈禧太后颇为嘉许,言语与前一天不同了,认为她的心事,能为人所谅,是值得安慰之事。于是庆王乘机建议,为了慰藉贞魂,特请懿旨,将珍妃追赠为贵妃。

    “我亦有这个意思。”慈禧太后一口应诺,“你就传旨给军机拟旨好了。”

    军机自然遵办。不过认为懿旨以回宫之后,再行颁发为宜。慈禧太后也同意了。至于回京以后应该有体恤百姓的恩诏,以及与民更始的表示,则宜在启跸之前发布,于是两天之中,发了七道上谕。

    一道是从大处落墨,而以“钦奉懿旨”的名义陈述,说:“上年京师之变,蝥贼内讧,激成大事,震惊九庙,国步阽危,皇帝奉予西狩,始念所不及此;创巨痛深,盖无时不引咎自责。”等于慈禧太后的“罪己诏”。当然,着重的是惩前毖后,“惟望恐惧修省,庶几克笃前烈,以敬迓天麻。若复侥幸图存,宴安逸豫,尚安有兴邦之一日?”而最切实的一段话是:“值此国用空虚,筹款迫切,何一非万姓脂膏,断不忍厚钦繁征,剥削元气,自应薄于自奉,一切当以崇俭为先。除坛庙各处要工,已饬核实估修外,其余可省及应裁之处,皆应力杜虚糜。”这也就等于明白宣示,象修颐和园这种大工,再也不会兴办了。

    第二道亦是懿旨,在抚慰洋人,语气极其友好,说“现在回銮京师,各国驻京公使,亟应早行觐见,以笃邦交,而重使事。俟择日后皇帝于乾清宫受各国公使觐见后,其各国公使夫人,从前入谒内廷,极特款洽,予甚嘉之。现拟另期于宁寿宫接见公使夫人,用昭睦谊。

    着外务部即行择定日期,一并恭录照会办理。“

    第三道是定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回京,当天由皇帝恭诣奉先殿、寿皇殿行礼,次日在太庙、大高殿告祭。至于圆丘、社稷坛等处择日祭告。

    第四道上谕,是奉懿旨宣布慈禧太后明年春天谒陵。回銮的皇差还未办了,马上又需浩繁的供应,似乎说不过去。因此这道上谕,很费了瞿鸿矶一番心血:“銮舆播越,倏忽一载有余,当时祸乱猝乘,仓皇西幸,非常之变,至今实用痛心。每念宗社惊危,山陵震骇,岁时祭谒,废缺不修,循省多愆,易胜疚悚!兹幸安抵京师,克循旧物,理宜虔伸祀事,肃展微忱,除太庙、圜丘各坛殿,皇帝已定期告祭外;东陵西陵,理应亲行恭谒,以昭妥佑,而达明禋,着于来岁之春,敬谨诹吉,予率皇帝祗谒东陵,所有由京启銮及御道行宫,一并均着加意简省。王公各官,除每日值班及从行人员外,其余均毋庸随扈。我朝谒陵大典而外,如行围、阅伍,以及巡幸各行省、临视河工海塘诸役,列圣皆乘时顺动,常著勤劳,与古昔帝王巡狩省方,观民敷教之意,正相吻合,况现值时局艰难,尤宜不惮辛勤,躬览万方,用知庶务;嗣后亟应恪遵家法,勤举时巡,惟须轻舆减从,不致劳民伤财,方称朝廷实事求是之本旨。若如此次回銮,车马犹觉繁多,供亿亦复浩大,其应如何斟酌变通,破除常格,务使轻而易举之处,着御前大臣、军机大臣,遵即会同悉心核议,具御请旨遵行。”

    紧接着第五道,是根据左都御史吕海寰的奏请,以各项捐输太重而颁发的恤民恩旨:“去岁以来,畿辅蹂躏特甚,各省亦多水旱之灾,小民困苦流离,朝廷时深悯念,前已明降谕旨,断不忍厚钦繁征,剥削元气。兹据该左都御史所奏各节,着各该督抚各就地方情形,悉心体察,将如何筹捐之法,明白晓示,严禁绅董吏役蒙混中饱,借端需索,务除壅蔽,以通上下之情。总之于筹款之中,必以恤民为主,不准稍涉苛刻,扰累闾阎,以副朕视民如伤之至意。”

    第六道亦是由于吕海寰所奏,为了筹措赔款,新增的两项捐税,就屋、就地而征的房捐、亩捐,过于繁苛,降旨督抚,各就地方情形,悉心体察,将筹捐办法,明白晓示,并严禁蒙混、中饱、勒索。

    第七道上谕最耐人寻味:“原任户部尚书立山、兵部尚书徐用仪、吏部侍郎许景澄、内阁学士联元、太常寺卿袁昶,该故员子嗣几人,有无官职,着礼部迅即咨行内务府镶红旗满洲浙江巡抚查明申复。”

    自从联军入京,指斥朝贵的舆论,已不能再加压制,所以七月间冤死菜市口的五大臣,被称“五忠”,徐用仪、许景澄、袁昶都是浙江人,合称为“浙江三忠”。昭雪五忠,早在上年十二月间,即有明诏,但亦仅止于开复原官而已。

    原官既已开复,则大臣身死,照例应有恤典,可是上谕很难措词,当初是“明正典刑”,此时便不得谓之为“慷慨捐躯”。但如无恩恤,士论不平,迫不得已只好出以这种暗示将加恩五大臣的子孙,以慰忠魂的方式。

    就这样打点得面面俱到,慈禧太后方于十一月二十八进入回銮的最后一程。从保定到京城,坐火车不过三个多钟头的途程,所以这启跸极其从容,上午八点钟上车,午刻便已到达北京永定门外马家堡车站。

    车站已临时搭了一个极大的席篷,即是巡幸途中供御驾稍憩的所谓“黄幄”,不过张灯结彩,踵事增华。里面尤其讲究,陈设由古玩铺承包,佳瓷名画,只摆一天的工夫,便须花上好几万银子,当然商人到手,最多三成而已。

    这一列车,共计挂了三十多个车厢,除了太后、皇帝、皇后、妃嫔、随扈大臣的座车以外,大部分车厢装的是慈禧太后的行李,亦就是各省进贡的珍异方物。花车进站停住,迎驾的百官,早已沿着两旁跪好,也有许多洋人,含笑在看热闹。早就到了马家堡在照料的内务府大臣继禄便大喊一声:“洋人脱帽!”

    一面喊,一面做手势,洋人尽皆会意,纷纷照办。只见首先下车的是李莲英,仿佛没有看到跪接的百官,径自掉身往后,去照料行李。接着是皇帝下车,亦不理百官,匆匆上轿,为的是先要赶到宫门口去跪接慈驾。

    然后,慈禧太后由崔玉贵搀扶着下车,此时车头已经解卸远驶,站中肃静无声,只听崔玉贵扯开雌鸡嗓子不断在吆喝“老佛爷,慢慢,慢慢!”

    踩着“花盆底”的慈禧太后,只有在下火车踏板的那两步,稍显艰难,一踩到地上,步履便很自如了。摇曳生姿地走了几步,站定一望,用略带惊喜的声音说:“这里好多外国人!”说着,稍微扬一扬手,有点对脱帽肃立的洋人答礼的意思。

    这时居首跪接的庆王站起身来,趋跄而前,复又下跪,口中说道:“奴才奕劻恭请皇太后圣安!”

    “起来!”慈禧太后很谦和地说:“起来说话。”

    “是!”庆王起身又说:“请皇太后上轿。”

    “不用忙!”她回身向随扈的荣禄、王文韶等人说道:“咱们总算又到了地头了!离京一年三个月了。”

    “是一年四个月。”崔玉贵插了句嘴。

    慈禧太后没有理他,游目四顾,脸色怡然,于是袁世凯以地主的身分,上前说道:“请皇太后入黄幄暂息一息,以便进茶。”

    “好!”慈禧太后刚一移步,发见李莲英走了来,便站着等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