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古比今，想想真不能甘心，“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娥眉马前死”，在珍贵妃并无这样非死不可的理由，“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诚然悲惨，但自己竟连相救的机会都没有，甚至不能如玄宗与玉环的诀别，这岂能甘心。
而况“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玄宗与玉环毕竟有十来年称心如意的日子，而自己与珍妃呢？转念到此，皇帝不但觉得不甘心，且有愧对所爱而永难弥补的哀痛。
“说什么‘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唉！”皇帝叹口气，将豆蔻盒子合了起来，不忍再想下去了。
可是涌到心头的珍贵妃的各种形像，迫使他不能不想，究竟她此刻在何处呢？是象杨玉环那样，在“楼阁玲珑五云起”的海上仙山之中？
也许世间真有所谓“临邛道士鸿都客”，当此“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的苦思之时，翩然出现，为自己“上穷碧落下黄泉”，去觅得芳踪，又如汉武帝的方士齐少翁那样，能招魂相见。
果然有这样不可思议之事，自己该和她说些什么呢？皇帝痴痴地在想，除了相拥痛哭以外，所能说的，怕只有这一句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尽期！”
二十两宫回銮还不到一年的工夫，宦海升沉，几人弹冠相庆，几人不堪回首，已颇经历过一番沧桑了。
京中比较稳定，各省调动得很厉害，总督迁转了一半；巡抚则除江苏的恩寿、陕西的升允、湖北的端方之外，更调了十二省。端方虽未调动，却等于升了官，暂署湖广总督。因为两江总督刘坤一，在这年——光绪二十八年九月间在任病殁，这是头等要缺，朝廷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仍援甲午年刘坤一北上督师的前例，以鄂督张之洞署理江都，所以“督抚同城”的端方，在武昌得以唯我独尊。
前度刘郎的张之洞，却不似端方那么高兴。前番署理，是因为刘坤一勤劳王事，未便开去他的底缺，犹有可说，这一次江都出缺，依资历而论，由他调补，乃是天公地道之事，何以仍是署理？
尤其是一想到袁世凯，更不舒服。张之洞光绪十年就已当到两广总督，那时袁世凯还只是一个五品同知，在朝鲜吴长庆军中“会办营务处”。连个“学”都没有“进”过的乳臭小儿，居然成了疆臣领袖！最可气的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是实授，而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张之洞反是暂局！这不是笑话？他心里这样在想，口头上却从未说过一句，因为以他的齿德俱尊，与后生小子争功名，说出去会叫人看不起。
当然，袁世凯非常了解，当今的重臣，只有两个人，朝中一个荣禄，外面一个张之洞。
至于王文韶、鹿传霖之流，不必放在心上。如今荣禄老病侵寻，日衰一日，看来不过年把工夫好拖，荣禄一旦下世，军机大臣中决不能让瞿鸿玑爬上来。而论资望，他也不够“掌枢”
的火候，那时张之洞也许会内召大拜，应该早日结此奥援。
因此，从保定回项城之前，他就作了决定，回程要迂道南京小作勾留。
※※※袁世凯是奉旨准假两日，回籍葬母。九月里南下，在项城匝月勾留，十月二十一日起程，取道信阳坐火车到汉口，端方接到武昌看铁厂、看枪炮厂，礼数周至。不过袁世凯却不大看得起端方，只跟督署的文案，光绪八年壬午福建的解元郑孝胥亲近，极口称赞张之洞在湖北的规划，深远宏大，说是“今日之下，只有我跟南皮两个人，还能够担当大事”。
可想而知的，以郑孝胥跟张之洞的关系，必然会将这话，飞函江宁。这使得张之洞心里好过得多了，所以袁世凯的专轮驶抵南京下关，张之洞照规矩行事，盛陈仪卫，亲自迎接，到得总督衙门，随即开宴，其时是午后一点半钟。
这个时间赶得很不巧！原来张之洞的日常生活，与众不同，在湖北官场，人人皆知，有副送他的对联：“号令不时，起居无节；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下联不免刻薄，上联却多少是纪实，而张之洞自以为是一天当两天用。
他这一天当两天，即以午未之交为分界。大致每天黄昏是他的早晨，起床就看公事，见宾客，到午夜进餐，他的饮食习惯亦很怪，每餐必酒，酒备黄白，同时并进，肴馔、粥饭、水果、点心，亦复如此，摆满一桌，随意进用，没有一定的次序。
食毕归寝，往往只是和衣打盹，冬夏都用藤椅，不过冬天加个火炉，这样睡到凌晨五六点钟又醒了，办事见客，直到日中歇手吃饭，饭罢复睡。
这开宴之时，正是该他去寻好梦的辰光，加以这天去了一趟下关，精神格外不济，入席之后，想撑持不住，双眼涩重，只想合拢，勉强睁得一睁，也只是半开而已。
在一堂肃然之中，只见袁世凯谦恭地说不到三五句话，就会悄悄中断，因为张之洞眼闭嘴张，正将入梦，等他头向旁一侧，惊醒过来，袁世凯方才开口。
此情此景，使得满座的陪客，皆为之局促不安，最无奈的是，盛宴例用下系桌围，面对戏台的方桌，袁世凯上坐，张之洞打横相陪，一桌中别无他客，可以跟贵宾接谈，稍解尴尬，以致于众目睽睽，只看着高坐堂皇的袁世凯发愣，替他想想，真是人间的奇窘。
张之洞终于倒在椅背上，起了鼾声。袁世凯看一看周围，站起身来，于是奉陪作陪的藩臬二司，从左右赶到他身边，未及开口，袁世凯已向他们摇手示意，不要惊扰了张之洞。
只是总督进出辕门，照例鸣炮，俗名“放铳”，炮声却将张之洞惊醒了，一看客座已空，知道袁世凯不辞而别。这是件不但失礼，而且失态的事，张之洞想要弥补，就只有急急传轿，赶到下关去送行。
由总督衙门到江边，很有一段路，八抬大轿，分两班轿夫换肩疾走，仍旧能让张之洞在轿子里好好睡了一觉，所以赶到下关，精神十足，正是他一天当两天用的另一天开始之时，但袁世凯的专轮，已将起碇，他只在柁楼上拱拱手，向张之洞遥为致谢而已。
※※※在上海逗留了三天，袁世凯乘海圻号兵舰，直航天津，到达的那天，正是四十天假满的十一月初六。就在这一天，京中传来消息，云贵总督魏光焘调任两江，张之洞回任。
江都会落在魏光焘头上，是无人不感意外之事。此人字午庄，籍隶湖南邵阳，出身是个厨子，后来投身湘军，曾隶服曾国荃部下，后来跟左宗棠西征，积功升到道员。甲午那年，官居湖南藩司，巡抚吴大澂请缨出关，魏光焘领兵驻牛庄。日军未到，望风先遁，一日一夜走了三百里，几次坠马，跌伤了脚，也算“挂彩”。和议成后，吴大澂带着他的“度辽将军”玉印回任，魏光焘的官运更好，竟升了陕西巡抚。
庚子年之乱，下诏勤王，举兵响应的都交了运，鹿传霖入军机；岑春煊升巡抚；魏光焘升总督。在昆明政事都由云南巡抚李经羲作主，魏光焘拱手相听，一无作为。不过他精力过人，一大早起身，接见属员以后，总是到各处营伍去看操，“魏午帅”之勤，是很有名的。
这样一个庸才，能到两江去当总督，袁世凯可以断定，决不会是因他勤于看操。果然问起京中人来，道出一段内幕。
湘军出身的大员中，有个衡山人叫王之春。他本来是彭玉麟的“文巡捕”，职司传达，生得仪表堂堂，是颇为厚重有福泽的样子，彭玉麟便调他到营伍里来，积功升到道员。光绪十年中法之战，起用宿将，彭玉麟专广东的军务，用王之春当营伍处，底缺是广东督粮道。
以后升湖北藩司，又调四川，看看要爬到巡抚，是很吃力的了。
王之春花样很多，知道著书立说，也是猎官的一条捷径，曾请一个广西人潘乃光，将从恭亲王创建总理衙门以来，与各国交往的情形，按年条举，编次成书，命名为《通商始末记》，因而博得了一个“熟谙洋务”的名声，居然在光绪二十一年，奉派为吊唁俄皇亚历山大的特使。俄国以“头等钦差”的礼节相待，并有“腑肺语”，因而颇得帝师翁同稣的重视。
及至俄国新君加冕，打算仍派王之春为庆贺专使时，俄国却又嫌他职位不称，因而改派了李鸿章。而王之春则在戊戌政变后，走了荣禄的路子，终于得遂封疆之愿，当了巡抚，先放安徽，后在广西。始终恃荣禄为靠山，每月都有书信致候，自然还有伴函的重礼。
魏光焘即是由于王之春的关系，搭上了荣禄的这条线，另外又备了两万银子的门包。这样，他的希望调任两江的意愿，才能传达给荣禄。
于是谈到江都的人选，荣禄提出两点意见：两江自曾国藩以来，以用湘军宿将为宜，而且张之洞太会花钱，岂可以两江膏腴之地供他挥霍？后面这个说法，最能打动慈禧太后的心，因而魏光焘的新命，很快的就下达了。
袁世凯心想，如果说南洋是湘军的地盘，则北洋就是淮军的禁脔。魏光焘碌碌庸才，比张之洞好对付得多，自己的处境较之李鸿章当年先有沈葆祯，后有刘坤一的分庭抗礼，犹胜一筹。只要能压住盛宣怀，不让他爬上来，便可如李鸿章在北洋之日，将许多可生大利的事业抓在手里，有一番大大的展布。
这当然要靠荣禄，他的日子不多了，袁世凯默默在筹思，自己还不够资格取而代之，但可扶助够资格的人接他的位子，从中操纵，那就等于取荣禄而代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