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今天再和你讨论一下儒家，儒家由孔圣人而生，他追求仁治，幼安，你认为仁治好还是朕提倡的德法同治更现实？”
管宁叹道：“皇上的德法同治强调以德教化百姓，以法保障百姓，这种德法同治自然更现实！”
刘协走到他身边，拍了拍管宁的肩膀，同样叹息一声道：“孔圣人是一位圣人，就精神而言，他的那种胸怀和气质值得朕和天下人敬佩，但就治国来说，孔圣之道不现实啊，只会让国家陷入混乱和僵化，虽然孔圣也不想，但他的学说立场太过于拔高了，拔高到了朕做不到，到了中央朝廷各级官员都做不到的地步，朕相信朕治下这届朝廷是幼安所知道的朝廷中最勤奋地，文若、长文、子布、空明等等，谁不是一个德操高尚的人啊，可就是这样的朝廷都做不了，那幼安，你认为什么样的朝廷能做到。其实所有的学说，开始的时候都很好，从孔圣、孟圣时代开始，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可到了董仲舒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他把道家后期的一些糟粕也吸纳进行，形成的新儒家反而不如以前，虽然博得了孝武皇帝的心，但更加僵化了，朕现在做的，也是幼安想做的，将儒学回归到最初的状态，回归到孔孟时代的淳朴。”
“孔子当年五次求教与老子，老子说过这样的话，周守藏室里的典籍对学问的增长是有好处的，但是无益于消除动乱。因为动乱的产生不是周礼所能够解决的，其根源在于人心的私欲，并告诫孔子说他的前景暗淡难料啊。老子的道家思想就不同了，他将就道所衍化的律法是恒变的，而道本身是恒不变地，这点好啊。为大汉帝国日后变法提供保障啊，为大汉出现新学科，新知识提供大的基础空间啊，可是儒家从孟子之后。就落入了非常奇怪的僵化，认为一切都法礼都应该效仿周朝，王莽的周礼之变效果如何。大家也看到了，大儒治理国家的结果就是他那个样子。”
管宁坦然道：“臣也知道儒家的思想在治理大汉上不是很现实，远不如大汉现在实行的德法同治，但儒学的精髓还在，也不能断然消逝，圣上是今世道家大贤，臣斗胆想学孔子求教与老子，问圣上儒家该何去何从？”
刘协击掌大笑，道：“好，朕就送你四个字——经世致用！”
管宁续道：“能得听圣上大道之言。乃幼安之荣，愿闻其详！”
刘协说道：“儒学要想在大汉维持三家制衡局面，必须重新选择根基。不要在立足那虚无落后的周礼上，仁可以讲，但不要讲仁治；孝可以说，但不可拘泥；要富有理性思想，要在道家基础上寻找社会的根基和变化之间的道。儒者。胸怀天下之君子，离世三尺而审世；道家的思想过于庞大，对朝廷的管理上没有提出严格的标准，《新道德经》提倡的也只是国民之说，实际上朕希望幼安让儒家继续完成这些细节和标准的事情。”
“从今天起。新儒学运动就从幼安来引领，新儒学的立场国民这个问题上，这些年儒学一直在和法学、道家靠拢，但朕认为还不够，儒学要想真正成为对大汉有用的学说，必须在国民这个问题上下功夫，正如朕和国渊所说那样，法学要想真正成为对大汉有用的学说，就必须在德法上下功夫，实际上大汉治理天下靠的是德法和国民两个思路，道家追求的是理性和自然，并没有过多的追求在这两个问题细细深入，这就需要法学和儒学去深入挖掘。”
“法学以前过于强调暴政苛法的作用，没有明白，大汉的法必须是德法，容人性入法律，使法律能够为百姓所接受，让百姓自觉遵守的法律才是优秀的法律。儒家以往过多强调君子，却不明白君子过于虚无，偶有一现，却不能治世，所以儒学要有用与世，就必须深入研究国民这个概念，什么叫国民，什么叫子民，什么叫庶民，什么又叫做大国民。”
管宁道：“皇上的意思是否则在百姓中分成几等，根据品德来一一定性，让百姓有所追求，通过百姓的自觉追求来治理国家！”
刘协笑道：“不愧为朕的大院士啊，让大汉帝国的子民们自己明白荣耀，让他们从子民开始，根据他们品行，朝廷可以定其为庶民、国民和大国民三个等级，大汉有爵位，但爵位不代表他个人的品行，只能代表他的功勋和对国家的贡献，但四民等级却完全依靠品行来衡量，犯过罪的就从子民降为庶民，能够做到‘立而知众，强而求荣，守而善思，以道为万物之本，以道守万物’的就算是大汉的国民，说的简单点，就是一个老百姓，他自立而且能够团结其他大汉人、坚强并且向往荣耀、遵守大汉的法律而且理性，不盲目听从其他歪魔邪说，不盲目听从荧惑的话、信道教而且尊崇自然，不盲目破坏自然的就能够算是大汉的国民！”
“幼安，你想想一下，如果大汉拥有这样的三千四百万国民，那我们的大汉应该有多么富强啊，不要说安息和贵霜，就算安息、贵霜和罗马三个帝国来攻打我们，他们也只能溃败而回！”
“这个国民的标准并不高，随着县学的开展和推广，大汉拥有这样品质的人会越来越多，我们的大汉帝国也就会越来越强大！”
受到刘协的鼓舞，管宁也难得的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拍着大腿大声说道：“那真是强大啊！”
刘协呵呵一笑，道：“儒家的君子学说不是不好，可是比朕这个国民说的标准太高了，朕反正是做不到，首先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一条，朕可就做不到，你看朕落难得时候，明知道外面的百姓在受苦。朕也不闻不问，董卓实力强大的时候，朕也是一次次容忍，所以朕也不配称一个君子。”
管宁道：“圣上虽然自称不配做君子。但在我们这些书生眼中，圣上是圣人啊，历来各朝代的君王哪有如此重视书生的。只不过教课授业，研究学术，专研理工，每年却可以得到数百万钱的年俸，不过管那些俗事，也不用和小人争斗，臣等被世人称为君子，其实若无圣上，我等如何来做这个君子啊！”
刘协心中其实也清楚这些学子为何不和自己争斗，处处配合自己新政。每年那么多年俸洒下去，让他们可以安心从事学术和理工问题，专门培育良才。即能够通过御府上言参与政事，却又不和政治家们争权夺利，安心于教，沉心于各自专业内。
他和管宁说道：“朕已经将儒学的未来划出来，大国民的定义仍然维持儒学，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八德之说。不过要有些变动，所谓‘忠’，不仅包括忠于大汉帝国，忠于大汉皇帝，要以大汉帝国为荣。还要包括敬业乐业；‘孝’就是要孝敬父母、尊老敬贤，但不得再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种没有经过理性思考的话，能否生育很多不是自我能够决定，难道这就能说他不孝吗？‘仁’与‘爱’不仅包括妻妾子女，还包括爱己，要有自尊，甚至是爱护自然的一草一木，仁也不是帝王必须必备的品质，不要用这个来要求皇帝，实际上儒学根本不要涉及对皇帝地约束，这种约束由法学来承担，法学会要求帝王‘公正严明、勤政德内’，甚至要求皇帝也要知法守法；‘礼’和‘义’，不仅包括尊敬别人、尊敬老师、尊敬长辈，还包括守法，要敢于仗义，维护社会公德，敢于见义勇为；‘廉’就是为官的德行，是官员的基本道德规范，要求朝廷的官员树立为大汉帝国服务的思想，要有为国为民牺牲奉献的精神；‘耻’就是指人们的羞耻之心，号召国民堂堂正正做人，为富国强民做贡献。”
“当然，君子之说也不用废弃，八德是儒学的魂，君子学说就是儒学的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没有错，但是有一个基本问题，那就是坚持道的正统性，明白法的正确性，人是存在向利性的，这些只能作为学子的一种深层次要求，不能过于拔高，更不能将它视为儒学的全部，朕提议啊，对这八条进行正确的考证，现在外面邴原派和钟派，包括你的管派对它们都有不同的理解，朕认为呢，‘格物’首先说的是认识、研究、了解万事万物，是对外界事物地考察，‘致知’是因而得出相应的真理和道，‘诚意’这个问题上你们都是统一的，‘正心’的争论太多，朕认为改成‘理性’比较合适，不要总是谈心定之学，要谈理性思维思辨，罗马的学者不是提倡分析学和逻辑学吗，这就是理性的根基。‘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有争论，是朕和儒学之间的争论，到底家在前还是国在前，要考虑清楚，儒学以为有家才有国，朕的《治国论》说的很清楚，有国才有民，有民才有家，国为大，民次之，家最末，所以‘齐家、治国、平天下’改成‘强国、富民、荣家’，尤其这个‘荣家’要注释清楚，荣耀家世，不是要贪污腐败，让家世中人都沾光，而是让家世成为一个清白有荣耀光辉的家世。”
管宁沉思良久，默念道：“格物、致知、诚意、理性、修身、强国、富民、荣家！”
刘协颔首道：“对，这就新君子学说的八条，不仅儒学要改，法学也在改动，配合《治国论》和《新道德经》，道家、儒学和法学都在改动，这三门是大汉的基本学科，必须统一，法学相对应的会强调一个三体同心的思想，即国民、朝廷和皇帝都是为了帝国而服务的思想，皇帝是大汉帝国的象征，但不是朝廷的象征，天下治理的不好，那是中央治略府的错，不是皇帝的错误，治理的不好，皇帝就有权利更换中央朝廷的主要官员，皇帝的职责是争取和保卫帝国的权益，就是统领中央治略府、中央统帅府和国民去征战，得到更多的权益，去守卫边疆，保卫现有的帝国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