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帝国竞技运动也能够在全国推广起来，现在都清楚了吧，她能力几何，朕不去关注也根本就没有考虑过，甚至没有能力也没有关系。总之，朕要地是一个招牌，是一个典型，一个用于推广新女性的角色。你们都是朕多年信任的重臣，不要连这点都看不出来，更不应该让朕为难！”
胡昭知道刘协说得是自己，心中明白刘协这么说也是给他天大的颜面，如果自己不是两朝大公，按着刘协的性格，早就把自己踢出治略府了，当即道：“圣上既然和臣等明言，臣自然鼎力支持，竞技总局的事情，臣会做为文教总院最重要的工作来抓！”
刘协清楚胡昭是有一说一的老臣，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叹道：“难为老臣了！”
胡昭道：“此乃臣份内之职，此外还有一事，臣记得圣上说过要推广普及教育，必须对汉语进行新构架，圣上可否还记得？”
刘协想了良久，道：“是在颖川时候和你的说吧？”
胡昭道：“圣上正是在颖川第一次见到臣的时候和臣说的，圣上说自秦以来，文言分家，两不相同，普及教育自然以言为主，当时臣还辩论说当以文为主，不过近十年的基础教育推广下来，成绩最好的荆、扬、骊三州都是以言为主，而豫、徐、雍等州以文为主的基础教育都出现了较大的困难，臣现在是不得不服圣上之裁，只是全面推广以言为主的汉文，臣还是觉得不妥！”
刘协走了几步，回头说道：“秦以前文是书写的意思，言是表述记载等的意思，自古到秦，文言还没有分家，可到了秦，言的意思就变化了，成为表述语言，以秦和北方口语形成的白言成为秦朝时百姓主要的语言方式，其中也是秦广役政策的结果，而此前，春秋七国也好，还是商周之时，各地诸侯王国林立，汉人的口语都是各地为主，楚有楚腔，北方有燕话，中原有鲁音，南有越语，各有各的特点，这样说吧，我们看中央帝国学府语言学学者们提交的《大汉方言论》就可以知道其中的变化，最早的汉语是夏语，至远古而各有不同，流传到炎黄帝而大成。”
“到了商朝时期，语言又有了变化，商族语言最初是华夏化很深的东夷语，来到中原后被夏语和诸多原始汉语方言融化成中原官话的雏形——华夏语。商都虽然多变，但确实就在冀州朝歌、洛阳和豫州颖川之间移动，这一点，学者们已经通过挖掘证实了，而商朝时期就以洛阳一带的方言为标准音最终形成了华夏语，到了西周时期，齐国和鲁国的东夷被华夏化，分别操齐方言、鲁方言，华北平原西部的原华夏部落操赵方言、燕方言，到了东周，通用全国的雅言终于形成，也就是新的华夏语，其根基还是商朝的华夏语，但音字都已经融合了齐、鲁、燕，赵四方言，和老的华夏语有了很大的差别。”
“到了春秋五位大贤时期，诸侯混战，齐、鲁、赵、燕方言受了中原官话（雅言）即所谓的周语和秦晋方言的影响逐渐趋于统一，秦朝时齐鲁方言已完全融合趋同，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汉语官话，实际上就是雅言的格式为基础。融合了各地的音调最终形成了新中原官话，真正华夏时代的华夏语则在吴越以南的部分地区还有保存。”
“再到黄巾之乱，朕离开洛阳前往襄阳立楚，由于官员以洛阳旧部为主。但楚言和雅言之间差别很大，卢公就以雅言为基础，融合楚言的词汇和部分音调做为楚地的官话。可在朕掌位之后，由于朕大力吸纳流民，导致中原百姓数百万地涌入楚地，官话又从偏向楚回归到以秦汉时期的新中原官话，到了移都天京城，新中原官话又开始吸纳燕北方言，加上鲜卑、骊族的子弟涌入天京城弥补人口不足的问题，今夭的天京话又开始在新中原官话的基础上略有北方化，可以说，今天我们司隶一带的天京话。他已经是雅言、楚辞、燕语和新中原官话四大语系的大融合的结果（我估计这种音调和今天山东河北为代表冀鲁官话、苏州、扬州为代表的吴越语都太相同，但相对最接近原华夏语）。”
“如今各地语系复杂多变，天京话为代表的新中原官话。江东的吴越方言，交州广南的粤系，还有扬南广北的闽系，巴蜀荆南的楚系，这些都是推行通行言的阻碍。朕的意思是重新规定新中原官话为基础。吸纳各地方言的天京话为国语，进行统一教育，各地基础教育中，必须以国语为基础，再次统一天下之音。允许各地说自己的方言，但必须同时掌握国语，无论藏州、燕州等州，还是中原各地，只要是中央二十八州内，就必须国语外，而各省汉民必须追求纯国语化。大汉、罗马、希腊三地学者在巴比伦省为了方便巴比伦省及周边邦联国、同盟国学习汉语，不是用罗马音标对汉语进行标注了吗，其实在大汉帝国内也可以这么试验下，看看是不是更方面普通子民学习汉字，统一国语的音。”
“在行文上面，朕希望推行新文，字形不求简化，但行文记叙不再追求文化，而是追求规则化，在口语化的基础上进行规则化，帝国地法律如果帝国子民都看不懂，那我们制定法律有什么用，帝国的德法同治的根基就是让帝国子民懂法、守法而不违法，而不是他们犯法了，我们再去处罚，朕说的法制帝国，他不是一个用法处罚的帝国，而是一个守法的帝国。”
“文教总院准备主持国语的新化工作，朕的标准是语音的统一化和天京化，行文的规则化，推行标点符号和巴比伦数字符号，数学、天文学、统计学和自然学科的学术论文中，涉及到数字的时候，都采用印度数字符号，即0-9的数字符号（公元前三世纪，已经从印度的婆罗门时代诞生了）。我们的很多文啊，一句话写出来，能有四五种含义，除了写文章的人，外人都很难清楚真实的含义，只能是推敲，推敲下来，各个人理解还不一样。你们看，儒家的典籍，那已经论证多少次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这就是行文不规则导致的结果，所谓行文的规则化就是单个字和词汇可以多意，但一句话必须有非常清晰的意思，不允许有多种意思，写文章的人，多写几个字会死嘛，不会死为什么不多写几个字，把意思表达清楚啊，那都是效仿古文，周朝文字量不足，所以行文只能一句多意，现在呢，文字的量已经足够，但很多学者还是在拼命地效仿古人，写出来的文，含含糊糊，不知所云，连朕都经常不知道他那几句话具体的意思到底该怎么理解。朕啦，不要求行文完全口语化，这样一来，文章的美就没有了，但朕希望那些写文章的人，多写一些字，接近通常的说话，把意思表达清楚，引经、押韵、据典都很正常，为了文章的华美嘛，可你写学术论文，写史志，写剧本，就不要给模模糊糊的，要让懂汉字的人都能清楚明白你表达的意思。说到底，新化就是介于文言文和口语化之间的规则化，语法化。”
“还有避讳的问题，从朕开始，天下文章都不用避讳，否则那些文章写出来的意思更含糊。荆扬两州早期就推行了文的言化工作，也就是最初的新化工作，一方面是略微口语化，但主体上还保持着非常规则地设置。使大多数的典籍都有荆、扬两地的官方认可注释版本，官方的注释版本一出来，各个学者就不要再去注释，很浪费帝国资源。一个《大学》，帝国就有二十多个注释版本，各家有各家的注释。没有几个版本在细节注释上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文教总院必须在新文规则诞生后，准备负责三个具体的项目，一个是《帝国总辞海》的编订，对全国内的各地词语进行总汇，二是统一教材和法律注释的新化，推行民众的普及化教育，新化就是必须进行的事情，对于字体上。也适当的简化，对主要运用的三千字，要进行统一的简化。不要简化到失去原先的象形意，即适当缩减笔划，凡是笔划再十六笔以下的都没有必要进行简化，凡是常用的三千字，即《汉文三千字》之外的字。即使超过十六笔也没有必要简化。”
“第三呢，将华夏年以前的文章称为古文，对以后的文章称为新文，将所有古文都进行官方新化工作，这是文教总院十年内都做不完的工作。要仔细的完成，制定详细的实施计划，按部就班的完成。文教总院要主持好，各大学府承担主体工作，对传统典籍文章进行标准注释，以后就禁止注释工作，不要国家政府注释了以后，一些人再来新释，让一个典文的含义有几十种，结果所有大汉学者每天做的事情就是引经据典的考证古文的真正含义，还美名其曰做学问，这种事情给朕少来，除了文学院和历史学者外，谁再这么无聊，立刻剥夺国家年俸资格，大千世界不去研究，一天到晚的埋在几百年前的书籍里，就为了考证具体的含义，还得意洋洋的自称古学至上。朕不阻止他们研究这些，想研究的话，朕一分钱不给，有本事他就做一辈子的穷学究，也不要看到别的学者研究新技术获得大量的奖励而埋怨，朕知道，很多研究古学经典的学究们都说朕不重视祖先，祖先那么多话不去研究，祖先那么多的经典不去宣扬，祖先那么多传世之礼不去推广，那胡昭，你把朕的话传下去，朕尊重祖先，但朕更尊重祖先不畏艰险，勇敢开拓的精神，凡是非历史学、文学和语言学的学者，不研究本学科学术，跑去翻书探典的，研究古学的，一律取消学者年俸。”
胡昭道：“圣上的意思，臣明白了，文教总院在近期时间就加大相关的工作，以确保全民基础教育的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