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协微微颔首道：“所谓基础教育，就是要他们识字，看的懂中央的公告，看的懂杂志和报刑，看的懂律法规章，看的懂《天尊道经》和《新道德经》，拥有基础的数学知识，能够用算盘（东汉末年徐岳的《数术记遗》中已经有了详细的珠算记录，可以认为东汉末年已经有了算盘进行计算，称：刻板为三分，其上下二分以停游珠，中间一分以定算位。位各五珠，上一珠与下四珠色别，其上别色之珠当五，其下四珠，珠各当一。至下四珠所领，故云控带四时。其珠游于三方之中，故云经纬三才也。），他们懂礼识法，知道帝国的历史，有帝国子民的荣誉感，有华夏民族的归属感！所以新文的推行是必须的，只有推行新文，他们才能真正成为帝国的新国民！另一个方面，在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中，古文教育和新文教育也要同时推行，在前进的同时，也不能忘本，否则华夏民族的根髓就会消失。”
其实，刘协自己也很矛盾，让汉语的标准化、规则化、清晰化是大汉帝国真正全面推行基础教育和全民素质提高的根基，也是工业化发展和技术帝国发展的需求，是广富主义、民主主义和道德主义实施的根本，但让国学彻底消亡也是不允许的，所以最合适的办法就是推行标准化、规则化、清晰化的新文，也同时推行中高等教育中的新古同进，让中高的知识阶级能够掌握运用新文的同时，不忘古文，而至于普通百姓，则只进行新文教育即可。
刘协希望中的大汉帝国是一个拥有高度发达和体系完整的自然科学，拥有灿烂的人文成就，以技术为帝国的追求，在各种先进技术的支持下，使帝国成为一个富强的帝国，拥有最坚强富裕的民众，拥有最和谐稳定的政治体制，拥有最多的生产资源，而这一切都必须进行全民素质的提高，要进行全民素质的提高，就必须推行更方便普通人学习的语言和文字，更规则、更简洁、更易于学习的新文就是其中的关键。
其实，没有一件事情能够两全齐美，要想前进，就必须懂得舍弃阻碍，即使这些阻碍曾经为帝国和民族做出多少贡献，如果可以，留下精髓和精神就可以了。
第十一卷帝国动荡第三十一章华夏之树
刘协对于新文和国语的改革只做了短短的一席评话，但对于中央治略府的文教总院而言，这却是三十年内也无法完全完成的工作，诸葛瑾、蒋琬和胡昭三人回去后，在三日后就召开了相关的论证会，并以太学府名义召集了各大学府语言学和文化学、社会学等各方面的学者进行集体讨论，对于新文和国语的规定、音标和标点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初步探讨，并在太学府内成立国文研究院，在中央治略府成立国文司用于新文和国语的推广。
对于古文典籍的官方注释治略府提出了三十年计划，而教材新文化的工作将在二十五年以前完成。
在国政总局方面，藏州治略台正式成立，由李严担任第一任治略总督，杨孚担任第一任驻防总督。
此时的藏州还没有独立的民族体系，主要还是西凉一带的北羌南下，在青海湖和黄河上游一带的游牧民，南方是横断山脉濮僚系部落沿着长江北上的六牦牛部落。
这几年，刘协渐渐脱离了政事管辖，主要精力都投向了经济、技术和文化的深入研究上，在和太学府学者就华夏同源观点的讨论上，刘协认为目前藏州的原住民确实存在，但本质上却是早年从中原移居过去的，具体移民的时间应该是夏朝前后。
现在留在藏州的原住民都应该是仰韶文化和三星堆文化的分支，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黄河文明，以三星堆文化为代表地长江文明，这是整个华夏文明的两个主体。而现在藏州内的原住民文化可以理解为华夏文明两个祖先文明分支的融合。
位于青海和陕西之间的仰韶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时间上限是8000年以上，仰韶文化在发展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分化，一种是沿着黄河向东，和黄河中下游地其他部落融合。最终诞生了华夏文明的主体系，一种则沿着黄河向西，一直向黄河上游前进。形成了羌荣早期民族部落。
长江文明中，三星堆文化并不是唯一的起点，和其他长江中下游文明演化了蜀、楚、越三种文化，开始和黄河文明的新主体——中原文化开始融合，最终形成了华夏文明。
三星堆文化一部分选择沿长江继续向上，进入藏州，形成了六牦牛部落文化，最终羌荣部落和六牦牛部落最终在藏州实现了碰撞，他们做为华夏文明两大起源点文化的两个分支，在这里发生了融合。如果刘协不干预，他们就会形成吐蕃文明，而出现了华夏文明一个分支。
说到底。藏族和华夏族是真正的同源民族，如果黄河文明是父亲，长江文明是母亲，那么藏和汉应该可以说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弟。
在华夏同源的论证上，刘协虽然没有在大汉时代找到仰韶文化的遗址。但通过藏原住民称汉人为“嘉”（当时的嘉和夏同音）以及周礼典籍可以论证出，藏汉是三千年前夏人东西分开发展的不同结果，所以藏的原住民应该享有华夏族称谓，必须享有帝国子民的一切权益，任何人不得将原住民做为佣工和奴隶使用。不得歧视，不得掠夺，恰恰相反，作为同父同母的亲兄弟，大汉帝国的汉族必须对藏的原住民提供一切尽可能的援助。
由于藏州原住民没有形成统一的民族风俗，也没有统一的地区政权，刘协判定从华夏二十五年开始，藏民悉数回归华夏大族，不设单独的民族设置。
在对藏州原住民考证的过程中，一个刘协没有想到的事情自然而然的进入了轨道，那就是对整个华夏民族的起源和发展历史的总结和考证。
刘协自然的成为太学府华夏民族起源与发展论证研究会的领衔人物，这个研究会集合了整个大汉帝国最优秀的历史学者、考古学者、民族学者、人文社会学者和其他相关各行业学者，总计两百余人，在天京城举行了为期六个月的辩证，而刘协的华夏文明双源论，即以黄河文明为父，以长江文明为母的观点成为最主流的观点。
尤其是炎黄之争，夏商之址和东西两周为华夏文明双源论一个最主要的论证过程，根据民间传说、历史纪录，尤其是西周的一些史籍，加上对朝歌的发掘，以及龙骨被刘协做为商朝文字定为甲骨文，经过十余年统计后，大汉帝国的中央帝国、天京学府、京都理工、长江学府、南京学府、黄河学府、西京学府、襄阳学府（江夏学院、荆州学府和江夏技术学院整合后，结合原襄阳学府余部而成，主学院在江夏，分院在襄阳）、重庆学府、济南学府、颖川学府、洛阳学府、辽东学府、巴比伦学府、罗马学府、南海学府十六家国级学府的两百多位学者在大量史籍和资料的基础上，进行详细的论证。
在统一的判定是华夏文明最早的源头在南方，从南方移向北方，时间在夏朝和五帝之前，在向北移民过程中出现了五帝，在这时，太学府的考证和辩论结果是出喾即舜（这个观点是正确的），亦即《山海经》中的帝俊和卜辞中的高祖夒之后，一致推翻《史记》所说的五帝——黄帝、颛顼、喾、尧、舜。
根据《左传.哀公六年》载《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纲，乃灭乃亡。”判断夏之前的朝代为陶唐朝。
《史记》以为陶唐（帝尧）之后为有虞氏，有虞氏之后为夏，也就是说有虞就是舜，而有虞之后就是禹，太学府也对此观点批驳，提出舜是本三代之高祖上帝。则不能为有虞氏的观点，进一步探悉，认为虞是夏的先民，他们以白虎（虞）为图腾。故号有虞氏，其首领即禹，所建之方国曰土方。见诸卜辞、《诗.长发》和《楚辞.天问》等。
根据这些观点，最终认定传说中的五帝实际上就是陶唐时代的五位皇帝，并根据《山海经》、《远古帝传》、《夏初》、《竹书纪年》以及《东周礼记》，最终确定陶唐时代的五位皇帝为帝尧-帝挚-帝韩流-帝颛顼-帝朱（丹朱），而帝喾（现代郭沫若的论证：喾就是舜，也就是说舜是尧父亲，而非其子。）就是帝尧的父亲，为有熊氏部族之王，陶唐时代共传了四代五帝，自帝尧始至丹朱而终。其中帝尧到帝挚这一代为兄传弟，其他皆为父传子。
在这个过程中，唯一很难界定的就是帝喾（舜）是否为黄帝。黄帝为有熊氏之王，而舜也是有熊氏之王，年代接近，是否可能就是一帝，而黄帝子嗣众多。传说有二十五子，那么有否可能是黄帝之后继承有熊氏之王的为舜，即舜为黄帝子说，但也有学者认为黄帝就是舜。
支持舜为黄帝者，则支持帝尧-帝挚-帝韩流-帝颛顼-帝朱五帝说。而坚持黄帝为舜父的学者则提出了帝舜-帝尧-帝韩流-帝颛顼-帝朱的五帝说。
由于黄帝缺乏直接的文本证据，而黄帝在陶唐时代并没有称为黄帝，到了周以黄帝后自居，灭商建周，才有了黄帝说，故此可以断定，在周朝典籍中，黄帝究竟是否为舜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认定。
但《五帝本纪》中又有这样一个记载：黄帝有二子曰昌意、青阳，喾有二子曰尧、挚，而《竹书纪年》和《左年公》有记载，舜有二子曰昌意、青阳，结合喾为舜的商字体，舜为喾的周字体，相合应起来，可以断定昌意即尧即太昊，青阳即挚即少昊，是尧为兄先立，故曰太昊，挚为弟后立，故曰少昊。